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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澄之:杜甫的铁杆粉丝

时间: 2018年07月09日14时50分
钱澄之自觉地运用诗歌来记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诗庀史”,这与他的诗歌理论有直接关系。 澄之于诗最推崇杜甫,于杜诗最称道其真实、深刻地反映社会面貌这一方面。其《与方尔止论虞山说杜书》中说:方文钱谦益杜诗大为不满,澄之认为谦益注杜不能一概否定,但他没有抓住杜诗的精髓。谦益“谓杜诗字字皆有根据”,澄之认为这点不足称道,因为“今人诗用惯陈语,苛逐字求之,岂有无所根据者邪?”前人所赞不绝口的杜诗“每饭不忘君国”,澄之则认为“此亦臣子大义,骚人之本旨,非绝无而仅有者也。”那么澄之最推崇杜诗的是什么呢?
他说:“杜诗之佳,在于格力气韵,迥绝诸家,至其体物尽变,造险入神,幽奇屈曲之境,诮屑酸楚之情,一字匠心,生面逼出,千载而下,读之如当其时,如见其境,故其诗千载犹新。区区典故之详核,音调之悲壮,岂足为公称?即声病又岂足为公讳哉?”认为真实而又富于艺术性地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反映出时代的面貌,才是杜诗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张穆之杂论跋》中又说:“读杜诗者,千秋而下,当世之人情物状,恍然如见。惟其察之至微,故言之逼真。真,故古今不能易也。”这些是就后世读者看杜诗而言,澄之对杜甫当时希望能以自己的诗作有助于国计民生的良苦用心,也十分赞赏,《叶井叔诗序》中说:“至杜子美出,而复见三百篇之遗,其诗慷慨悲壮,指陈当世之得失,眷怀宗国之安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澄之学杜,也是努力这样做的,他诗中也不乏“指陈当世之得失,眷怀宗国之安危”的作品,虽然由于他人微言轻,不能起到多大效果,但他是始终以杜甫“诗史”作为自己榜样的。他在《生还集》自序中说:“其间遭遇之坎坷,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一览可见。按斯集者,以作予年谱可也,诗史云乎哉?”澄之的诗篇,尤其是《藏山阁集》中的作品,可以说是清初的一部“诗史”。当时人对此也多有赞赏。潘耒《钱饮光八十寿序》中说:“先生少负隽才,遭时坎坷,浩然独行其志。间关转徙,备尝人世之艰难。中有感慨,——发之于诗,其质直真挚,如家人对语,未尝稍加缘饰,而情事切至,使人欲喜欲悲,不能自已。”在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这些方而,澄之在清初诗坛上是非常突出的。
钱澄之推崇杜甫,起初是受到明七子派的影响的。他在《生还集》自序中说:“予自总角学诗,迄今二十年。其十年茫如也,戍己以后,始能明体审声,一窥风雅之指,所拟乐府,以新词谐古调,本诸合州新乐府,自谓过之。五言诗远宗汉、魏,近间取乎沈、谢,誓不作陈、隋一语,唐则惟杜陵耳。七言诗及诸近体,篇章尤富,皆出入于初、盛之间,间有为中、晚者,亦断非长庆以下比。此生平学诗之大概也。”此序作于顺治六年,澄之近四十岁之时,所述学诗主张,完全是七子派古诗必汉魏、近体必盛唐的论调。他自称学诗十年后才“一窥风雅之旨”,接受了七子的主张。他拟乐府,也是以王世贞《乐府变》为楷模。今集中仍存多篇,形式上不脱七子拟古窠门,内容上对社会黑暗有所揭露,也同于王世贞《庐江小吏行》诸作。七子对后代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一面,所以明末清初许多著名诗人如陈子龙、顾炎武、申涵光等人,都对七子有相当的尊崇,不独钱澄之一人如此。七子学杜,致力反映现实,这是应当肯定的。但他们模拟过甚,有很大的弊端,这对澄之也有消极的影响,也表现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但是,使澄之消除了这些不良影响的不是什么人对七子的批判,而是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澄之在《生还集》自序中接着说:“难后无赖,遇境辄吟,感怀托事,遂成篇帙。既困顿风尘,不得古人诗,时时涵泳。兼以情思溃裂,夙殖荒芜,得句即存,不复辩为汉魏六朝三唐矣。”社会动荡,国亡家破,人民涂炭,他本人也奔波于抗清斗争的前线,这种境遇,使他挣脱了七子格调派的束缚,“遇境即吟”,“得句即存”,保存了那时代的诗史。当然,也因为此,在澄之的作品中,有些也难免粗糙,但大部分诗还是具有较高的艺术性的。姚文燮《无异堂集》评澄之诗说:“时时吟诗,不拘一格,上有汉魏,下迄中晚,随兴所至即为之。古诗感慨讽谕,婉而多风,直得古《三百篇》之旨。”萧穆《藏山阁集跋》中也说:“是集诸诗,皆记出处时事,无意求工,而声调流美,词采焕发,自中绳墨。”这些都说明澄之诗,即使是奔波途中所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如果说在战火纷飞的动乱中,诗人没有可能对作品刻意雕琢,那么在隐居之后,澄之就非常注意对诗篇艺术方而的锤炼了。这表现他反复强调要“苦吟”上。《陈官仪诗说》中写道:“吾学诗五十年矣。其前此十余年,皆以才情气调为时所称。自后四十年,放废无事,益专致于此。见三唐近体诗之设辞造句,洵是良工心苦。乃知古人以诗成名,未有不由苦吟而得者。”苦吟就要反复修改。《陈昌集文集序》中说:“生平于诗好苦吟,虽不能如古人之十年始成一句,然每一字必数经改窜,要诸稳而后已。为文亦然。”事实确是如此,他有许多苦吟修改的例子。如《与王忍亭》中说,《青箱堂集》前载他所作之序,“中有何时白发之叟,重上青箱之堂等语,叟作翁字,失叶平仄,应是忙中落笔错耳,希为改正之。”已刊行的文,一字未安,仍请人改正,可见他是如何的一字不苟了。他非常注意炼字。《诗说赠魏丹石》中说:苦吟无他,情事必求其真,词义必求其确。而所争只在一字之间。此一字确矣而不典,典矣而不显,显矣而不响,皆非吾意之所需也。 可见他对炼字的要求多么高,创作态度多么认真。而这又不仅是雕琢字句,而是为了“意”,“情事”之“真”,“词义”之“确”,即是为了尽可能完美无缺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来,把客观现实描绘出来。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又不是仅仅在字句上下功左所能奏效。《诗说赠魏丹石》中接着说:“然非读书研理、体物尽变者,求此一字终不可得。何则?无其本也。”《匏野集序》中也说:“不读书则词不足以给意,不穷理则意不足以役词。”这些又是把苦吟炼字与诗人的整个修养联系在一起了。
明末清初残酷的社会现实,血与火的刺激,使不少诗人,特别是遗民诗人,对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产生了怀疑。申涵光《贾黄公诗引》中说:“温厚和平,诗教也。然吾观古今为诗者,大抵愤世嫉俗,多慷慨不平之音。”钱澄之怀疑得更厉害,《叶井叔诗序》中说:“近之说诗者,谓诗以温厚和平为教,激烈者非也,本诸太史公:‘《小雅》怨诽而不乱。’吾尝取《小雅》诵之,亦何尝不激乎?讯尹氏者旁连姻娅,刺皇甫者上及艳妻,暴公直方之鬼域,巷伯欲畀诸豺虎,正月繁霜之篇,辛卯日食之行,可谓极意询厉,而犹日其旨和平,其词怨而不怒,吾不信也!”他一口气举出了《诗径》中那么多词旨激烈的作品,从根本上否定“温厚和平”之说,认为这是后人的曲解,不足为信。他更反对当时一些人“至痛迫于中,而犹缘饰以为文,舒徐以为度”的作法,认为这样不能表达出作者的真性情。这些观点都是时代刺激的结果,社会的动荡,政治的黑暗,征服者的残暴,人民的惨遭杀戮,诗人本身的困厄磨难,反映到澄之的作品中,就呈现出“往往激楚”的风格。《田间集自序》中说:“吾遭遇如此,欲不悲,得乎?”又说:“论诗者当论其世也,论其地也,亦曰观其所感而已。吾不知世所为温厚和平者,何情也了”但是,诗人这些愤怒抨击黑暗势力的作品,大大地触犯了清廷统治者的忌讳。因而澄之的亲友为他编集时,就劝他“删其过悲者”,澄之不肯,说:“吾宁诗不传尔,其悲者不可删也。”然而亲友为了逃避清廷文网的迫害,“代为删之”。澄之对此虽有不满,而也无可奈何。澄之《与潘木崖》中曾说:“拙集本不宜删,删者可存,存者正多可删。”清廷残酷的文字狱,毁灭了多少有价值的作品,这是难以数计的。
钱澄之早年学诗,是从七子派入手的。时代的动乱,使他摆脱了七子派的消极影响。他一生始终以杜甫为宗,学习杜甫反映社会现实、同情民生苦难的精神。在诗的风格上,受陶潜、杜甫、白居易影响最深。当有人称道澄之诗风“在杜、白之间”(《书松声阁集后》)他以为知言。澄之《田间集》中和陶之作颇多,其隐居以后的作品,冲澹自然,也近于陶诗。韩炎《田间文集序》中说:“读先生之诗,冲澹深粹,出于自然,度王、孟而及陶矣。”徐世昌《晚晴移诗话》也说澄之“五古近陶”,“冲淡雅和中,时有沉至语。”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更说:“昔贤评陶元亮诗云:‘心存忠义,地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田间》一集,庶几近之。”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而论,钱澄之都无愧于清初有数的重要诗人之列。在遗民诗人中,澄之诗风接近于吴嘉纪、邢仿等人,成就也可并肩。澄之的诗歌作品及其诗歌理论,有些在今天还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借鉴作用,是不应当忽视的一笔遗产。(本文摘自百度)
稿件来源: 枞阳在线
编辑: 蒋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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