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元/吴娜

　　卓尔堪在《明遗民诗•序》中说：“古今所称‘遗民’，大抵皆在凶荒丧乱亡国之余。盖易代之际，极多可歌可泣之人事”，遗民作为新旧朝代交替的历史见证人，“忠义牢骚者多出于其中，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生活在明末清初天崩地解时代的钱澄之，就是众多遗民中极为卓越的一位。然而，长此以来对其进行深入研宪者甚少，使其在文学史上失去了应有的地位。本文拟对《田间文集》进行探析，力图对其散文作出客观评价。

　　一

　　《田间文集》共30卷，作品多为钱澄之归隐田间的后半生所作，可以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历履交游、政治理想、文学思想、经史观点以及作为明季遗民无法抹煞的遗民心态。

　　《文集》中有不少篇目是记述其历履交游的。钱澄之的前半生可谓“遭时坎坷，浩然独行其志。间关转徙，备尝人世之艰难。”《文集》各章零星的叙述中为我们勾勒了鼎革之际一位爱国士人及他所属遗民集团命运的侧影，百年之后，仍让人唏嘘不已。

　　卷24《文学刘臣向墓表》记述“六皖知名士翁然景附”的中江社，实为“熹廓间附挡之流”以“饵皖士”的道具。钱澄之因与左氏交好而与阮氏结怨：“皖中髯固吾家旧戚，而与左氏深仇者，闻之大恨。予身家之祸，盖自此始矣。”(卷18〈左眠樵初度序〉)甲申之变后的经历也有详细记录：“未几国变，留都有君，皖髯起用，专以报复为事，且兴大狱，凡吾党向所谓气类者计且一网尽之……予竟罹钩党之祸，亡命三吴，合门遇难，足南奔，转徙闽粤者数年。”(卷18《左眠樵初度序》)钱澄之晚年，爱子丧于盗手，自己却无力伸冤，又遭人生一大惨事。(卷25《武塘慈云寺中元荐亡儿哀辞》)这类文章所记可与其年谱相互印证，几乎可作为他一生重大事件的记事本。在他为友人所作的墓表、祭文等中，对墓主生平记录的同时，于侧面反映了同为遗民集团的文人们的遭遇，从而显示出这个集团的命运。其中有在清兵南下，拼死抵抗，城破身死，英勇殉国的桂林留守瞿式耜与侍郎张同敞(卷20《书瞿张唱和诗后》)，在甲申之变后，闻“铁马凌江”，而随三吴之义旗，毅然“倾家措响，誓众聚兵”，明知“事且必败，而志不可回”，兵败赴水而死的钱仲驭。(卷25《哭仲驭墓文》)当时和澄之一同起兵未死数人，得善终者甚少：“震泽之难，脱者四人，克咸磔死于霞关；(被获不屈磔死)。在遗骸于象郡：(奔命以死)。公流离岛上，甫登岸而云亡”，钱澄之自己也“穷饿田间，有孝子而被杀。”(卷25《哭仲驭墓文》)《文集》中反映其历履交游的部分内容涵盖范围大、意义深、表现情感复杂。其中有钱澄之所崇尚的先辈左光斗、杨涟；有他亲密的同志和朋友夏允彝、陈子龙等；有骨肉至亲的生离死别；有忠臣义士的慷慨捐躯；有失国之痛；有亡家之悲。通过这些，一代遗民的命运可窥见一斑。

　　钱澄之是位有政治理想的知识人物，他不高谈心性理欲，而是怀抱济世之策。尝言“乱世出英雄”。钱澄之生于乱世，却“负气慷”,“思立功名，以济世难”。”可惜“大厦覆矣，一木岂支”，他的政治理想只能被碾灭在历史的车轮下。《文集》卷六是钱澄之拟给崇祯帝有关取士用人的建议书。在(拟上兴学取士书》中，他大力抨击八股取士，认为“以文取人，本属无用”，会使“天下之士皆薄行谊而重文艺，益舍实学而尚浮辞，人才之弊，由此其极也。”在当时能如此清楚地看到八股空疏之学的害处，实为难得。钱澄之十分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一些重要的职位要选用有经验的官员。因此在《拟上保举用人书》中，他说：“州县之职不宜以为初任之官，彼其官小，而于民最亲，民之安危所系，即国家之治乱由之。”这些建议都可谓指陈利害，深切事理，为国为民的一片苦心昭然于世。钱澄之自陈：“当丧乱之秋，不欲为一切苟且之计。”他对现实问题深入剖析，进而对症下药，提出具体切实的解决途径。《文集》卷3的“论”和卷七的“议”记录了他的政治观点和针对实际问题提出的改革措施。钱澄之认为大吏应“执要以课群有司”，而不能“亲有司之细务”，因为这样反而会“罢敝丛脞，不克胜任”。大吏之要在于察吏，大吏必须行施好这一职责，否则“察而不举，贤者未处改操；察而不劾，不肖者益无所忌惮矣。”(卷3(大吏论》)钱澄之对大吏的职责作了有别于众人的定位，公然反对事必躬亲的行为，认为这并不有利于治吏，可谓独发新论，却又言之有理，令人心口折服。他对社会基层存在的问题也能不负所学，据以体察。如对乡约、保甲、社学、力田、举吏、常平仓等问题都有自己独到见解，做到着眼现实而谈，具有经世之略，决不等同于纸上谈兵，大而无当.在卷七《举吏论》中，他以生活在民间士人的亲身感受揭示了政事之弊，民生之困十有七坏于吏书者的惊人之论。认为“吏之非生而贪污者，由上之资格有以致之使然也。”而欲除此弊，“莫如重吏，清其途，而不限其所进。”从这些文字中均能体会出钱澄之作为胸怀济世之策的有识之士，对国之安危、民之忧乐的深切关注，闪耀着进步理想的光辉。

二

　　钱澄之是一位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的有识之士，也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文人。他在当时便以诗文著称，韩菼称他“诗歌古文满天下”。钱澄之在长期的诗文写作中积累了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并使之升华为自己的理论见解。这些见解，有同于时人或前人之处，也有自己的体认。

　　钱澄之针对进行诗文创作的必要准备为新学后进指明了出路---“读书穷理，而后为文”。“不读书，则词不足以给意；不穷理，则意不足以役词。”(卷13(匏野集序》)“理明而气自足，故养气莫如穷理，穷理莫如读书。”(卷十三《毛会侯文序》)他十分欣赏韩愈“惟陈言之务去”的观点，强调“真”的重要性，痛斥一味模仿，缺少真情实感的作品。他认为“若文之于人，则必传其真也。”而自己极力学习韩子之陈言务去，作诗文虽“过于真率，其意亦欲其自己出也”(卷五《与黎博庵先生书》)，而当时许多人为文往往“依经傍传，……遵大家之矩镬。”这样的文章只是承古人之陈言，非己所言(卷13(匏野集序》。对于如何反对“陈言”，钱澄之提出创作要有性情：“情至而文生也”(卷13《程姜若松州杂著叙》)，又说“文也者，载道之器，即达情之言也。”(卷14(重刻青箱堂集序》)真性情是不同于别人的我之真情感，因此他极力强调创新：“文绝去枝蔓，直摅所欲言；诗有气力精思，往往造语出人意表；大抵皆一路孤行，无所依附。”(卷12《齐蓉川先生集序》)后人评价他的文章也称“先生之文……意雅不欲附一家，绝去涂饰，单行孤诣。”如此不拘格套，无疑对众人推崇的雅俗之辨不会苟同。他认为辨雅俗不在辞章而在气韵：“是故有不事修饰，一意孤行，直自摅其所独见，不必尽合于古人也，亦不顾人之以古人律我也，虽瑕瑜不掩，吾必谓之雅。”(卷10《追雅堂记》)他对雅俗的判定，在当时文学艺术教条主义猖撅，封建复古空气弥漫的氛围内，可谓振聋发聩。此外钱澄之还主张诗文创作“贵苦吟”(卷8《诗说赠魏丹石》),“重本色”(卷14《容斋集序》)。他有言也有行，在创作实践中能身体力行自己的文学思想，与创作相得益彰，无愧于“诗文满天下”的美誉。钱澄之又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他对经史很有研究，于《易》、《诗》功力尤深，对历史更能体会其精髓，深人其本质，多发新论，不与人同。

　　《文集》中言《易)者俯拾即是，钱澄之以其所得深者无往而不施，亦无施而不可。他谈易不是单纯枯燥的讲道说理，而是融理人事，侃侃而谈。称觴祝寿，临别赠言无不援《易》为说。其中谈易最多的是关于“通变”的思想，在与友人论治理之道时，特别强调守常便要通变：“是变者，天时、人事之所必趋，非能强之使然也”，清楚地认识到变化的重要性。同时也重视“通”，要“因天时、人事之所趋而利导之，以听其自趋，而不知其变也。”因而“治化之效”，也应“徐以听其自致，未尝求之于旦暮也”(卷5《答池州喻太守书》)。因通变之法，行损益之道，去天下隐苦，这是一种历史进步观。由政事上的变通扩展到人生上，钱澄之告诫人们无论追求财富或名利都不可过度，否则“满者亏之始也。”行事要“察天之道，顺人之情，因阴阳之消息，通昼夜之进退”(卷8《持满说》)。将所学应用于人生，于《易》得之深也。

　　钱澄之博稽详考，极深研几，治《易》以明权变。这种权变结合的通变思想更影响着他的历史观，因而能发人所不能之言，为文出经入史，左右逢源。《文集》卷一史论，纵论先秦至于宋代几十位历史名人，娓娓道来，如指诸掌，其于史学致力之深亦由此可见。他读《宋史》对李纲在靖康初年和建炎初年对巡幸的迥异态度，以《易》的观点加以分析。靖康初，金兵逼城，六军有死守之心，敌未知宋之虚实，故坚守之计成矣。而建炎初李纲看到形势的变化，城无险可拒，军已有戒心，守计已不成矣。(卷2《李纲论》)对于这种审时度势，深谙通变的人物，钱澄之是十分敬佩的。反之，那些不知变通，即使是历来被人们称道的名人佳士，他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蔺相如在渑池会上欲以死殉节而不辱君的事件是历史上的美谈，而钱澄之从秦赵的情势出发，认为相如因不肯示弱而置国君于极危之境，是祸赵国也。(卷一《蔺相如论》)这样评价相如，古之少见，却言之成理，见解独到。

　　身为文人、学人的同时，钱澄之还有一个无法抹煞的身份---遗民。这就决定他的作品中或多或少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态度。整部《田间文集》或明或暗地流露出作为遗民的他对故国新朝的态度，其中有与遗民集团其他成员相同的心态，也有自己不与众同的观念。

　　作为甲申之变后亲身参与抗清活动的钱澄之，故国对他来说是不可磨灭的。知事不可为，他隐居故里，拒绝参加清廷举行的考试与举荐，“惕然物外，以大年终”，也就表明了他对新朝存在抵触心理。在为友人所作墓表、祭文中更表明了他对故国的态度，可谓字字血泪，亦歌亦哭。其中有闻国难将以殉国的胡星卿(卷24《胡星卿先生墓表》)，也有痛国亡悲愤得疾以死的方子留(卷24《方处士子留墓表》)。在为少时交游共悲国难一同起兵的挚友钱仲驭、徐后庵写祭文时，更是“伸纸肠断，揽笔涕零”,如此长歌当哭，钱澄之岂是能忘怀之人。(卷25《哭仲驭墓文》、《哭徐后庵文》)对于遗民出仕新朝，钱澄之是持不赞同态度的，相反，他对“枯槁岩穴，征辟屡加，至死不出”的刘泰斋则尊敬不已。(卷22《兵部职方司主事泰斋刘公墓志铭》)这种不忘故国，拒不出仕的态度是与大多数遗民相同的。

　　钱澄之毕竟又是通《易》之人，对国体变更，国运改革的巨变，能从更通脱的视野观察，比较豁达地看待殉死、出仕之类问题。明季，闻烈皇帝宾天，殉死者不可胜数，“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此举甚至为舆论所支持和赞扬，成为一种“士风”。“不妨认为，明代的政治暴虐，非但培养了士人的坚忍，而且培养了他们对残酷的欣赏态度，助成了他们极端的道德主义，鼓励了他们以‘酷’为道德的自我完成---畸形政治下的病态激情。”,士论对迟死者缺乏宽容且常含杀气。全祖望传状明遗民，常慨叹于明人的“过干责备贤者。”认为持论太过。钱澄之对国破殉死，不死则不忠的态度并不支持。他对后人指责管仲不为公子纠死节之事可见其态度：“圣人亟称其功而略其节，以死节事关一身。而不死所系者在天下也。”(卷一《管仲论二》)圣人称功略节，天下为重，这一提法一反宋儒以来“失节事大”的传统观念，否定了腐儒们“临难一死报君王”的愚忠观念。此论在明清鼎革之际如此“殉死”士风下实为难得，且需要相当的勇气。

　　由不虚求名节而以天下为重的思想出发，钱橙之对出仕新朝者态度也比较宽容，而不似当时人们对“官于南者，论尤严”(卷22《兵部职方司主事泰斋刘公墓志铭》)。他更关心百姓的命运，卷17赠序的主人多为新朝的官僚，在文中多是希望这些人能于任上关爱百姓，施仁政，造福乡里，对于兴修学舍、振兴儒教的地方官更是赞扬的：(卷11《重修汉阳县儒学记》、《增修贵池学舍记》)钱澄之以天下重，轻虚名，重实功，严于律己却通达待人，这才是真儒者，非一般愚忠者可比。

　　钱澄之文多汜遗民旧老、明季史实，流露出易代之际悲愤伤感之情，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中有许多直到今天仍有研究价值，不容忽视。

三

　　钱澄之的散文创作切实的履行了其文学思想，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貌。

　　首先，情真重道。钱澄之在给友人诗文所作的序跋中，多次提到情的重要性。他认为“诗本性情，无情不可以为诗”(卷13《陈二如意序》),“情至而文生也”(卷十三《程姜若松州杂著叙》)。“情真”，可以说是《文集》最鲜明的特色之一。钱澄之作文就像潘耒概述的那样“质直真挚，……情真事切至，使人欲悲欲喜，不能自己。”无论是家国情，手足情，交游情，他都能“情事切至”地抒之于笔端，感人至深。最能体现重情特色的，莫过于为家人、友人写的行略、祭文了。在卷三十《亡儿满州里祖尘卒纪略》中，他回忆儿子从出生到丧命的点点滴滴。忽闻儿死讯时的怀疑不信，儿亡后，其身前的细微小事如今都如潮水般浮现在老父面前：因奔窜失学而为己不喜，不会治生而为己詈骂，而儿的聪慧、至性、至孝……却被自己忽视了，而今天人两隔，只能告慰儿子孙平安，子之魂地下岂有知哉？这样的白发人对黑发人的诉说，怎能不使老父泪水涟涟。痛心之情摧人心腑，怎能不让读者掬一把同情之泪。在追祭亡友杨嘉树的祭文中，忆初与友见，其神采飞扬，思友之宽厚仁恕，赞友之天生之才，叹友之绠直与时不和，痛友之怀才不遇郁郁而亡，不由发出“呜呼！嘉树殁耶？痛哉，痛哉！”的呼号，为友之命运多舛而鸣不平。(卷二十五《哭杨嘉树文》)情真意切，动己感人，此非性情中人岂能作出。

　　钱澄之作文重情的观点在当时模拟剿窃之风盛行的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与明后期公安派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有相承关系，但在对待情与道的关系上又与他们有所不同。他认为重情并不意味着轻道，“盖未有非道而可言情，无情而可为诗文者也”(卷十四《重刻青箱堂集序》)。在他看来情与道如水乳交融，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无情有道，道也非道；无道有情，情也非情。钱澄之所谈的“道”接近文学家所说的贴近现实生活的“道”，与理学家听宣扬的心性之学的“道”分道扬镳，没有把文章当作宣扬“道”的工具。在赠友人萧伯的寿序中，钱澄之通过友人几十年来遵父嘱，为弟藏金---事赞扬友人孝而梯(卷十八《萧伯门六十寿序》)，将孝梯融人现实生活，让人在亲情中受到教育，情与道合而为一。

　　其次，明晓自然。因为情真，便不会刻意缘饰，而使其失去本色。钱澄之文真，因而能明晓自然。这与他诗歌白描自然的风格有相通之处。这种艺术风貌得力于他对韩愈“文从字顺”,“惟陈言之务去’,有意识地追踵学习。

　　他认为只有文从己出，发己之真言，抒己之真情，不用刻意考虑是否文从字顺，而其自然宜矣。在卷十三《毛会侯文序》中他说的更明确：“昌黎曰：‘惟古于文从字顺乃其职。’非从乎文也，而文从焉；非顺乎字也，而字顺焉；斯谓自己出之文，而后为陈言之尽去也。”由自己性情发而为言，词达而已，不必刻意追摹大家，为陈言所锢。这样写出的文字自然就清楚明晓，顺乎文字，即使与大家有相重或相左之处，观点有瑕瑜互现之处，也是由自己胸臆流出，这就是自然，就是本色。其说，受公安派“性灵说”影响很大。袁宏道曰：“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钱澄之也谓：“古今之人品诗文不定一格，人抵以本色为佳。夫本色，固不妨于纯驳互见。……若必求尽去其病，因以丧失其本色。”(卷十四《容斋集序》)钱澄之所作无论是论说文还是记事文，无不遵从明晓自然的准则，不滥用典故，文章思路明晰，逻辑性强，叙述清楚，有说服力。世人论三国，喜备恶操几成定论，钱澄之却大胆提出新解，并运用史实加以论证。人斥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则驳之操之天下以百战取；人斥操欲覆汉室，则驳备岂真欲兴汉；人斥操奸雄，则驳备取璋之负心，本心可见。(卷二《三国论》)有破有立，条理分明，说理明确，无锢于大家，文从字顺，陈言务去。其观点无论是否符合史实，但言之有物，出自己胸臆，可谓自然本色。

　　再者，理明气畅。情真就能使文字随情感而发，不为陈言所锢，从而达到自然的境界。除此之外，钱澄之认为还应做到理明气畅。文章如人，无气则无神。缺少了“气”，文章就会无筋骨，即使文辞情感再好，也立不起来，缺乏一种感染人的精神、气度、风采。有气则情随之曲折起伏，摇曳生姿，更加动人；文从字顺，陈言务去，如风行水上，“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做到这种境界，文章才能达到一种真正的自然，一种融通。钱澄之作文“重气”的思想也是来自于韩愈“气盛言宜”论。“而气的由来只有“理明而气自足，故养气莫如穷理，穷理莫如读书。……于是而有文焉，无所疑于中，无所牵于外，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所谓言之长短、音之高下皆宜，岂不然乎？”(卷13《毛会侯文序》)他所言的“气”也就是韩愈所指儒家仁义道德修养达到很高水平后在精神气质上的一种体现，是人的一种活跃的生命力，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之体现。此外钱澄之还通过究古今是非，时势推迁，物理变化，人事得失，以穷理御气，使文无法而法自生，“直述己见，发前人之未发，而不以为僧，言前人之己言，而不以为袭”(卷13《问山堂文集序》)，文澜自生也。因此读其文都能感觉到沛然之气贯注其中，气由文生，文随气变，情悲则气哀，情壮则气盛，使情真、词达、自然、浑融一体，水乳交融。在钱澄之的论说文中其文“理明气畅”的特色体现的尤为明显。在卷3《形势论》中，他以博观古今的眼光，一针见血地指出攻守为天时、地利、人和之事，形势岂足论哉。以刘邦、项羽为反例，驳由南攻北之不易，再以曹操、符坚为正例，攻由北攻南之易。接着顺势由谈攻转人论守，引人建都一事，由汉、唐末季，乱贼人关如践无人之地，得出惟恃险恃德才能守国。文斓起伏，有驳有立，理足而气盛，气识势盛，才气骏发又一气贯注，简洁整饬，平允通达，令人目明心快。

　　韩菼、唐甄、方苞等人评价钱澄之文：文如泉之流水，清莹甘洁，流畅明快，读后使人目明心开，达到了情真、词达、自然、气畅的完美统一。

　　钱澄之其人命运多舛而志坚意达；其文意深而本诸学识；其文章秀而气畅自然。他在《田间文集》中的创作做到了“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而论，都可使其置身于明清之际有影响的作家之列。

　　作者简介：赵庆元(1947---)，男，安徽宿州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吴娜(1980---)，女，安徽蚌埠市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