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洪

　　1964年6月6日，黄镇向戴高乐递交国书

　　作家与画家

　　1964年6月2日，外交部副部长黄镇作为首任中国驻法国大使乘飞机去巴黎。坐在飞机上，黄镇陷入了沉思……

　　早在1925年。黄镇读上海美专时，就想毕业后积蓄一大笔钱，去巴黎学几年西洋画法。想不到40年后，终于成行了，不过不是带着做画家的梦，而是作为断中国驻西方国家第一位大使来的。

　　法国总统戴高乐是一位神秘的人物，黄镇虽未与他见过面，却对他有些好感。这不仅是因为他和罗斯福、邱吉尔齐名。更重要的是，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戴高乐冲破美国和西方势力的阻挠，使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

　　和中国建交前，法国同蒋介石集团虽然尚未断交但长期以来关系一直比较冷淡。法方在台“使馆”仅维持在代办级。1959年联大讨论“西藏问题”提案时，法国投了弃权票，其基本立场与美、英两国截然不同。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法国的态度亦同美、英相异，并未公开攻击我国。而且，戴高乐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活动。

　　1963年10月，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以私人身份来中国访问，转达戴高乐打算同中国建交的意图。富尔在中国多次和周总理会谈并受到了毛主席、刘少奇的亲切接见，他明确表示，14年来法国一直未承认中国，这是个错误，现在应由法国方面迈出第一步。

　　任驻法大使，黄镇深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黄镇飞抵巴黎后，于1964年6月6日到爱丽舍宫向法国总统戴高乐递交国书。位于“凯旋门”前宽敞的爱丽舍田园大街图形交叉路口的东北方，与巴黎的艺术品展览馆隔街相望的爱丽舍宫，面对市区，背倚森林，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府所在地。黄镇递交国书时法国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陪同。

　　会见后，戴高乐接见记者说：“我和中国大使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我们都在自己国土沦陷后，领导抗敌战争，以达到最后胜利。我是作家，黄大使是画家。我们很谈得来。”和黄镇见面，戴高乐唯一的遗憾是两人之间隔一个翻译。他说：“可惜不谙法语。我们无法用法语畅谈。”

　　统帅与少将

　　1964年6月19日，戴高乐总统在爱丽舍宫约见黄镇。

　　黄镇到法国后。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10天前黄镇在中国使馆举行招待会。6月18日，黄镇夫人朱霖还拜会了戴高乐夫人伊冯娜·戴高乐。

　　接到总统约见通知，中国驻法使馆参赞张锡昌说：“巴黎有100多个使团，戴高乐很少主动约见驻外使节。”黄镇的重大活动请张锡昌作翻译。

　　黄镇立即和国内通了话，国内非常重视，对谈话内容作了具体指示。去爱丽舍宫前，黄镇对张锡昌说。“你要结合国内精神翻译，注意准确。”

　　“提不提大楼问题？”张锡昌问。黄镇到巴黎后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接收台湾前驻巴黎“大使馆”办公大楼产权向题。报据国际愤例，台湾当局与法国当局所交后，中国外交代表机构可以迅速接收这所办公大楼。但台湾在与法国断交时，将房子过户给台湾当局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设在巴黎的总部，给中国使馆收回房子造成困难。此外，法国在中国的便馆根据北京市政建设的需要，从东交民巷搬到东郊新馆区。法国迟迟不还房子，也想在中国还法国房子时讨价还价。

　　黄镇摇摇头，说：“戴高乐第一次召见，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妥当的。”

　　按预定时间，黄镇和张锡昌到了爱丽舍宫。爱丽舍宫的外标虽平淡无奇，但内部陈设十分华美：约有2000件各个朝代的家具、200余幅名贵的地毯和挂毯、130余座精美的钟表。

　　礼宾官员将他们引到总统办公室，戴高乐走到门口迎接。

　　“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戴高乐握着黄镇的手说。戴高乐的全名是夏尔·安德烈·约瑟夫·玛丽·戴高乐。1890年11月22日出生，比黄镇大19岁。

　　黄镇说：“非常高兴与总统先生见面。”

　　坐下后，戴高乐说：“我们都是军人，向来，我们一定能谈得来。”黄镇笑着说：“抗日战争中，你在英国组织了‘自由法国’运动，为消灭德国法西斯作出了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是同盟国的统帅，一个是少将。

　　接下来，戴高乐将话题引到越南、老挝、柬埔寨上来。1954年，法国承认越南、老挝独立。1964年5月17日，美国出动飞机轰炸老挝解放区，两人的话题主要谈老挝一个月来的形势。

　　在戴高乐会客的半小时内。总统全神贯注，没有人进办公室，也没有电活声。

　　从爱丽舍宫出来，黄镇考虑到记者采访的问题。对张锡昌说：“是不是就说这么两句：戴高乐总统同我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记者再提什么问题就不纠缠了。”

　　“嗯！就这样。”张锡昌知道，黄大使是提前和自己打招呼，以备翻译准确。回到使馆，黄镇对张锡昌说：“你起草一份给国内的报告注意要完整。戴高乐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要完完整整地写。”

　　“绝别”

　　1967年l月17日。戴高乐总统夫妇在爱丽舍宫举行新年招作会，黄镇大使应邀出席。

　　席间，戴高乐大人对黄镇夫人朱霖说：“我们夫妇很愿意访问中国。”

　　朱霖高兴地说：“欢迎总统夫妇到中国访问。”

　　在招待会上。戴高乐主动对黄镇说：“乔治五世大街大楼的事。我将亲自处理。”

　　黄镇十分高兴，说：“谢谢！”此前黄镇请法国外长德姆维尔、国务部长马尔罗和政府秘书长斡旋此事。

　　3月20日，根据戴高乐总统的指示，法国外交部将台湾前驻巴黎“使馆”办公大楼和另一座“总领馆”大楼的钥匙交给了中国使馆。台湾前驻巴黎“使馆”办公大楼在乔治五世大街11号，“总领馆”大楼在佩尔戈勒兹街47号。接到钥匙后，黄镇很高兴，亲自到两个地方看了看，布置搬迁事情。

　　1967年7月23日，黄镇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黄镇没有想到，新年招待会是他最后一次见戴高乐总统。

　　返任

　　1969年5月19日夜里，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即将返任的黄镇大使。黄镇回国不久，被打成“耿、黄反党集团”。1968年9月，毛泽东指示解放黄镇，周总理向黄镇交待了回法国的任务，说：“戴高乐下台了，再上台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要注意调查研究……使馆主要面向上层，中下层工作当然也应该做……大使要重视法国对美国的独立性，推动反美统一战线。宣传毛泽东思想要与当地实际结合，要看对象，也要有分工。”

　　原来，在中国进行“文革”的同时，法国的局势也发生了动荡。戴高乐在连任总统后，连续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同时，他本人为了发展独立的核力量及防务力量，不惜花费巨额款项，给法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压力。面临毕业即失业威胁的青年学生对现状不满，这些人渴望着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向现存制度挑战。1968年5月，巴黎大学学生占领了学校的楼房并上街示威，后来蔓延到工商界，整个法国处于瘫痪。

　　1969年4月11日，戴高乐不得不公开宣布，如果多数反对的话，他将引退。4月27日公民投票的结果：反对票占有效选票的53.2%。

　　4月28日清晨，戴高乐发表了“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的公报。

　　戴高乐引退后，回到科隆贝专心撰写《希望回忆录》。

　　和周总理谈话的第二天，黄镇作为“文革”中第一个返任的大使，离京赴巴黎。

　　怀念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由于心脏病发作而猝然去世，时年80岁。去世前他仍像往常一样在撰写着回忆录。

　　11月10日中午，蓬皮杜总统向法国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高度称赞戴高乐将军：他领导法国走向解放和胜利，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

　　黄镇向国内提出吊唁方案：中国驻法大使馆下半旗一天，以黄镇个人名义致唁电。万万没有想到，从遥远的中国，毛泽东主席发来了世人瞩目的唁电，对这位“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与此同时，天安门下半旗致哀。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尊重戴高乐，除了戴高乐在二战中的贡献，还因为在改善中美关系上，戴高乐起了积极的作用。1969年2月，戴高乐曾对尼克松说：“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我们不应让他们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1970年11月11日，黄镇大使作为中国特使，参加了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葬礼，并代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等向戴高乐敬献了8个花圈。同时，黄镇给戴高乐夫人写了一封信。根据戴高乐立下的遗嘱，法国政府没有为他举行国葬，亲属们只是在科隆贝教堂的墓地上将长眠在橡木做的棺木里的戴高乐落葬，为戴高乐立了一块刻有他的姓名及生卒年份的简单墓碑。在戴高乐陵墓的一侧显眼地摆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送来的两只大花圈。法国电视台在拍摄尼克松、波德哥尔内之后，特地拍摄了毛泽东献的花圈……

　　几年后，黄镇被任命为中国政府驻美利坚合众国联络处主任。1973年3月22日，法国外交国务秘书、代外长贝当古设午宴欢送黄镇和夫人朱霖。黄镇在答辞中说：“……我以怀恋和尊敬的心情提到戴高乐将军，感谢他曾给我的友好协助。”3月27日，法国总统蓬皮杜和夫人设午宴欢送黄镇夫妇，黄镇说：“我以怀念与尊敬的心情提到戴高乐将军，我应非常感谢他，同时要非常感谢戴高乐将军亲密的合作者总统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