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青

　　小时候，常听姥姥唠叨，1964年深秋，正值全国掀起四清运动高潮之际，籍贯广东连州的父亲作为全国百万干部下基层中的工作队员之一，从合肥到宿松蹲点，在县统计局当科员。当时，我们一家祖孙三代五口人住在城北端县人大机关的一栋平房的两间宿舍里。我和妹妹，一个两岁半，一个尚在襁褓之中。

　　1968年深秋，县人大机关停止办公，父亲回不了省里，被县革委会安排到防汛指挥部守江堤去了。我家搬到县直机关在南门外的一个八户普通干部小院，母亲到县人民饭店做服务员。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心灵手巧的姥姥用一块红色绒布剪成一个鲜艳的“忠”字，缝在我的书包上，引得同学们一阵羡慕。这期间，小妹由于高烧误诊，加上营养不良，患了小儿麻痹症，下肢酸痛，经常哇哇直哭。1969年夏季的一个雨夜，突然断电。煤油灯下，姥姥和母亲揪心前几天的暴雨会对江堤造成很大影响，担心几个月未回的父亲是否安好，会不会被江浪冲走……不久，敲门声起，母亲赶紧去开门，只见全身湿透的父亲背着一个麻袋出现在门口，屋外暴雨如注。母亲惊喜地说，你真急死我们了！说完，眼泪就扑簌簌落下来。我也使劲摇晃着父亲湿透的裤腿，大声喊着“爸爸”。原来，麻袋里装着一条30多斤重的大青鱼。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家搬到老县委机关的干部大院，也是两间平房。这地方别名叫“老厅”，有两栋三层的办公楼，一处招待所，一个篮球场，六排长长的平房宿舍。此时，县委搬走，“老厅”的办公设施大多闲置，道路和平房之间布满杂草，虽荒芜破旧，但仍可感到往年的大气和庄重。我正在县实验小学读三年级。在早读时，我们会集体朗诵“老三篇”；课间，女同学玩跳绳子、跳房子，男同学们则常常分成两队“斗鸡”，我因身材中等，体格瘦而不弱，跳的速度快，被起了个外号“猴子”，当大块头冲撞我时，我以防守为主，腿部弯曲的细尖膝盖角翘起，顶得他们直喊腿疼。

　　十岁以后，我对宿松县城的记忆开始清晰，清晰得像一根枣树的枝条。我记得从北边的鲤鱼山脚穿到南边的县五七大学，蜿蜒大约五公里，旁边岔出不少街道和里弄，如大东门街、小西门、方家弄、龙湖巷子等等。在一些街道口，坐落着新华书店、邮电局、人民饭店、百货大商店、电影院、文化馆、黄梅戏剧院等公共设施。1976年冬，宿松下了20多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我和弟弟种在家门口的两棵合欢树被压断了好几根枝条。此时，在安庆地区汽车五队任统计师的父亲因几句话被仍在掌权的造反派断章取义，诬陷其使用反动语言和对毛主席不忠，停职反省。不久，已瘦成一把骨头的妹妹双腿弯曲，病入膏肓，一天上午，她急促地呼喊“爸爸！爸爸！”姥姥慌了神，让我到办公室去叫正在写检查的父亲。父亲赶回后，抱着妹妹就往一公里之外的城关医院跑，但医生无力回天，妹妹死了！

　　当天下午，父亲找朋友用几块木板钉了一口小小的薄“棺材”，给妹妹收殓。晚上，他租了一辆木板车，把妹妹的遗体拉到鲤鱼山安葬。当把“棺材”抬到县烈士塔东南侧几百米的凹坡时，手电筒光太弱，下不了铁铲，恰巧这时，一辆从远处爬坡的卡车正好把远光灯打在凹坡处，放出一片亮光。帮忙的师傅说，快挖快挖。借着光，他们大约只用了一分钟的工夫，在空地上挖出了一个墓穴的轮廓，将装着我瘦弱妹妹的“棺材”草草放了进去。

　　今天，回望这个叫“宿松”的地方，我曾长期居住过的地方，我在心里一直认作“故乡”的故乡，突然鼻子一酸，泪如泉涌……
　我在那里无只砖片瓦，但我那个会唱歌、有着一双大眼睛的妹妹如今还躺在那个凹坡上，她的生命定格在1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