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之际，枞阳人方以智、钱田间等文学名士开创了后世称为“桐城派古文运动”的先河。在他们的引领下，后人方苞、刘大槐、姚鼐继承并开拓了这一文学流派，使之在中国文坛流传、影响了二百多年，成为近代古文学之集大成者，这三位“桐城派”创始人亦被后人尊为“三祖”。

　　三祖在枞阳不仅留下了很多传世的诗文，也流下了很多传说。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枞阳官桥乡黄华里人。父亲方种舒，曾在黄花里读书，青年时代入赘到江苏六合吴勉家。后回到枞阳龙潭桥建屋居住。方苞十九岁时随父亲回安庆参加科举考试，然后返回枞阳，师从钱田间。二十二岁成秀才，康熙三十八年(1699)考中江南乡试第一，四十五年中进士第四，五十年因戴名世著《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两年。方苞下在江宁县城，后即解至京师下刑部狱。方苞入狱第二天，便向狱卒求借《礼记集说》和纸笔墨砚，狱卒斥责他说：“你都死到临头了，还要看什么书，写什么文章！”骂归骂，那人还是很同情他。有一天吏部郎中王若霖来刑部狱看望方苞，狱司就对王若霖说：“皇上不准方苞会见亲友，大人若能给他一部《礼记集说》，这比见面还要好》。”王若霖即派人送来此书，和一些纸张笔墨。方苞从此在狱中看书写作，有一天他的同室犯人将他的书丢在地上说：“命在须臾矣！真是腐儒。”方苞回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他在狱中两年，写成了《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

　　二祖刘大槐(1698-1779)，字才甫，一定耕南，号海峰。枞阳汤沟镇陈家洲人。刘大槐一生，考场、官场皆不得志，以教学为主。六十多岁后居枞阳不出，讲学著书，终年八十二岁。刘大槐诗文俱佳，文章雄豪独特，年青时曾以布衣游京师，进见老乡，方苞读了他的文章大为赞叹，并叹服说，我算什么呀，我的老乡刘生才是国手之笔呢!后来刘大槲做了姚鼐的老师，最终培养了一位集桐城派文学之大成者。

　　刘大槐墓，现位于金社乡向荣村刘家筲箕地，一名蜈蚣，为夫妇合葬墓。墓碑帽是笔架形，碑文由其弟子姚鼐撰题。

　　姚鼐(173l—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所以世称惜抱先生。枞阳钱桥麻溪河人。姚鼐生于官宦世家，他少年时就爱学习，从师刘大魁学习古文。二十岁中举，乾隆二十八年成进士，后来一直做官到乾隆三十九年，他四十四岁时辞官回乡。先后在安庆、桐城、杨洲、苏州、南京等地从事教育和文学研究，著书立说，“桐城派”之名也由此时始。

　　姚鼐辞官南归时，路过泰山，应泰安知府朱子颖的邀请同游泰山。朱子颖说：“姬传先生文名天下，登泰山不可无文，写一篇文章刻在石上与泰山同寿吧。”姚鼐回答说：“美景在目，心有感触，倒可形诸笔墨，刻石泰山，则非所望。”朱子颖又说：“你我之谊如同先贤范仲淹与滕子京一样，也象《岳阳楼记》以政通人和之笔，愿奉笔资千两”。朱子颖是想借姚鼐的笔为自己树碑立传。姚鼐写了《登泰山记》，仅在文中写了“与知府朱孝纯子颖”和“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如此平淡的两笔，朱子颖心中不满，只得叹说：“姬传兄如此，实可敬可佩”。朱仍拿来白银千两赠送，姚鼐只取了五十两做为路费，并言明回乡即派人奉还。说来这两人也有缘分，后来姚鼐在扬州梅花书院任主讲时，朱子颖也官升扬州，他又请姚为重修双忠祠写碑文。没想到这次姚鼐连朱的字号都未写，使朱子颖再次大失所望，但为表高雅，他仍送来白银五百两，姚鼐拒绝了，并对来人说“请转告你家大人，姚某穷，可以卖文为生，但不出卖文德。”因三祖美德流传，枞阳被称为“诗人之窟，文章之府，气节之乡”。 (叶子搜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