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读《论学札记》感言白广强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u/4dd53ff60100fovw

　　读书乃人生一大趣事矣，况也乎读好书哉！

　　往日我读书，仅仅读之记之而已，少有感慨之言者。近两月以来，兴致不衰而专读张裕钊及他的文集诗集和书法，就是连他的书信也未被放过。我虽平时工作繁忙，时值炎夏，但也从未有罢读之心矣，且作笔记达数万言，何为有此兴致耶？论者以为，晚清乃多事之秋矣，外侮内乱，国势衰微，文星颓黯，桐城派至此已处末流也。而张裕钊和吴汝纶二人虽生于乱世，禀赋天资，任性趣志，不随波逐流，以专心于治文，继承先贤硕儒之论，而不落窠臼力求创新，尤张裕钊为最也，唯独始终恪守桐城家法，正所谓“得之桐城者宜还之桐城”，岂如谬妄之说矣乎？张裕钊为文思力精深，能“以柔笔通刚气，旋折顿挫，自达其深湛之思，并以经术辅之，于国朝诸名家外，能自辟蹊径，为百年来一大家”(《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十)。黎庶昌称其古文“渊雅超逸”，“论醇辞足”(《续古文辞类纂序》)此乃肯綮之评。就是他本人也认为自己的部分作品可与西汉人比肩，下则不让于方、姚、梅诸人(《濂亭文集●答李佛笙太守书》)由此，论者以为晚清之桐城文派之复兴而见张裕钊之峻拔挺秀，晚清官场之腐败而见张裕钊之铮骨志气，晚清之外侮祸乱而见张裕钊之忧世悲悯。张裕钊之所以成为张裕钊，乃时所造乎？信然也。呜呼！一生笃志好学，周旋于书院，以授徒为业、培植人才为务，至七十高龄迫于生计而怀有“入秦之举”，正谓“盖亦无术自给，出此下策。”(《吴汝纶年谱》)有论者言张裕钊曾到过日本,实乃无凭谎谬之说。因为其早年随曾国藩从学走不开，中年奔南闯北授业无时间，曾先后担任武昌勺庭书院、南京凤池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和经心书院、襄阳鹿门书院的主讲(或院长)，出国时兴于洋务后而当时张裕钊困于书院且已迈入老年更无精力，可见张裕钊一生多么忙碌，哪般闲情逛东京？读罢张裕钊，令人感叹不已。人人谓之悲耶？人人谓之伟耶？综观其世其人，深知其乃非平庸之辈矣。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论者感慨系之，故作此拙文。因时间紧迫，加之水平不足，查考资料有限，错误自在难免，仅为抛砖引玉，以望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斧正。

　　(一)

　　张裕钊(公元1823-1894年)，字廉卿，号濂亭(廉亭)。湖北武昌县(今鄂州市)符石乡龙塘張村人。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夏历十一月初四酉时生。幼时天资瑰异，颖悟超常，七岁时便能作诗应对。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中舉人。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考取国子监学正，官授内阁中书，从七品。时主考官曾国藩阅卷，奇其为文似曾巩文法，大为叹赏。随后张裕钊师事曾国藩专学古文，然其不负恩师教诲，精心研学，“国藩既成大功，出其门者多通显，裕钊相从数十年，独以治文为事。”由于他古文功底深厚，深得桐城家法之真传，与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号称为“曾门四弟子”，深受曾国藩之器重。曾国藩曾预言在其门徒中“可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吴汝纶曾推崇张裕钊的古文能“变而后大”，终最“自成一家”。张裕钊不仅专古文，会作诗，而且还是个书艺独特的著名书法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湖北有张孝廉裕钊廉卿，曾文正式公弟子也。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甫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又说：“本朝收有四家，皆集古大成以为楷。集篆书之成，伊汀洲也；集隶书之成，邓顽伯也；集帖学之成，刘石庵也；集碑之成，张廉卿也。”他的书艺流传甚广，远播日本国。张裕钊存世作品有：古文作品一百多篇，诗歌270多首。其古文作品被门人及故交结集为《濂亭文集》、《濂亭遗文》及《论学手札》；诗歌则为故友结集为《濂亭遗诗》。张裕钊文集传世版本，《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等记有30多条。

　　评读张裕钊，不可不读吴汝纶。因之二人文章皆师法曾国藩，同时又主张“有所变而后大”，皆以文著称，曾国藩曾经说：“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裕钊)和吴(汝纶)两生。”吴汝纶比张裕钊小十七岁，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生於桐城南乡高甸之刘庄，字挚甫，排行第二，兄汝经(字肫甫)，弟汝绳(字诒甫)、汝纯(字熙甫)。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十一月江南举行乡试，中式第九名举人。(《吴汝纶年谱》)初显才名，得到时阅卷官曾国藩赏识，说：“五月二十七日，阅桐城吴某所为古文，方存之荐来，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皆可成就。余观之信然。不独为桐城后起之英也。”(《吴汝纶年谱》)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入京会试，中式第八名进士，以内阁中书用。(《吴汝纶年谱》)曾国藩在《日记》中评价吴汝纶“古文、经学、时文皆卓尔不群，异才也。”

　　而张吴二人，任性专学治文，大有力挽狂澜之气慨，终成大家，诚为后人可敬可佩。然而大家之成，岂独非天意所致之也哉？志趣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发展前途。自古至今，大凡有意为文者，皆有以文而名传，甚至以文谓能事。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张裕钊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答李佛笙太守书》一文说：“文诚出于人人，足以信乎今天，而传乎后，穷之百世，而自必其不磨，虽百郡守不以易也。且所谓穷通、得丧、愉戚、寒饥者、温饱者，懮懮一旦暮之事耳”，可以说是好文者极端之论。他为文态度一生严谨，针对当时为文不良之风气，感到十分不满意，并予以批评。在他的《复查翼甫书》中写道：“本朝经学，号称极盛。然其能阐述六经之宏旨，洞明古今之要最，勒成一书，卓然自存于天壤者，仅乃十馀家已耳。”进而指出原因所在，他说：“自乾嘉以来，家纂一编，人立一说，枝辞碎义，汗牛充栋者，不可胜数。迄今未几时，其书已若存而若亡，更历数百年，诚如欧阳氏所云：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进而指出如此为文倒不如不作文，这样写文章就本不能写了吧。这种论说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二)

　　张裕钊与吴汝纶相识，先从文始。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当时吴汝纶才二十九岁，而张裕钊已是四十六岁，并早已辞官，时任凤池书院主讲。在九月初一那天，偶然一个机会，他阅读到张裕钊的文章。就是这第一次，使他对张裕钊产生出一种崇敬之情，阅后他颇有意味地说：张裕钊“所为文多劲悍生炼，无恬俗之病，近今能手也。”(《吴汝纶年谱》)感慨良久，叹服不已。也许是天作之合，他们二人很快就会面了。这一年，吴汝纶时值回家探亲，后奉命于十月十一日回到金陵(今南京市)，十二日便去拜访时在曾国藩幕府的张裕钊，开始了二人第一次会面。二人一见如故，就畅谈开来，当天一直谈到深夜才离去。在当天夜里，他们二人谈论的话提是如何作文章，各抒已见。张裕钊“最爱古人淡远处，其谓气脉即主意贯注处，言最切当。又谓为文大要四事，意格辞气而已。”吴汝纶深以为然。在十五日，他与张裕钊、方存之又进行了一场夜话。这次较之上次谈话的内容要多，不仅畅言文章，还兼及经史。(《吴汝纶年谱》)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三月初八日，吴汝纶到时凤池书院，与张裕钊留连竟日，庀论文字。(《吴汝纶年谱》)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闰五月初十日，吴汝纶抵水西门，在陵留七日，读张裕钊近期写的文章，看后称赞说比以前写得更好。并且还舍不得走，要呆在凤池书院，硬与张裕钊“盘桓连日”，直到“临别尚依依也”。(《吴汝纶年谱》)由此观之，二人交往先是学友之交，遂后发展为至交，成为无话不谈、相互促进、肝胆相照的朋友。

　　二人年龄悬殊为何相处得如此触洽呢？论者以为，原因有三：一是虽皆得曾国藩赏识，而对当时官场腐败现象的认识上是一致性的。张裕钊在作官时，时值太平军起义，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表现出担忧，在他的诗《放歌行》中用讽喻的笔法写出了圣君贤臣见不到而深感生不逢时的痛苦之情。在《弱水》中也采取同样手法，写出了中国大难将至而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却视而不见，对他们仍过着腐朽霉烂的生活而痛心疾首。悲世伤情，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冒死进言拯救危亡，要么辞官后传道授业培养人才。因时局已江河日下，他曾在《赠吴清卿庶常序》中说“自度其才不足拯当今之难”，意遂已决。吴汝纶在光绪八年十二月三日《答张季直书》中说：“近日李相振帅同意聘请廉老(张裕钊)都讲莲池。廉(张裕钊)若不来，鄙人尚拟自媒。倘得此席，吾可以终老矣！”透露了自己的隐退心迹。在光绪十年正月，吴汝纶《答程曦之》中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态度，说：“性狷介，无逢时之术，倘仕进得志，必且不免祸殃。”并谈到自己的志趣，说“生长山野，不喜与贵人往来，平生游好，官至道员以上，便绝迹不通问讯，於朝贵要人，尤多所不可。”当时官事在身而觉不自得，并时时有解组之心矣。二是志趣相投。三是性格相似。张裕钊逝世后其子后沆和后浍写的《哀启》中说：“先严素性严介，寡交游，惟桐城吴挚甫先生、遵义黎莼斋先生交最笃。”“性宁静，常数月不出户庭”。由此观之，早年曾国藩不可谓不识人也，知人善任，对张裕钊是很了解的。在文章上曾国藩最看重的是张裕钊、吴汝纶，并认为此二人可以把自己的事业发扬光大，重振桐城派。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当然，二人在文学上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就，与导师曾国藩的帮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三)

　　张裕钊与吴汝纶交往达到最为炽热期还是在光绪十年至光绪十八年。这八年间，不仅是张裕钊在古文、诗歌、书法创作上已成绩斐然，而且吴汝纶由官到儒身份转变后学术精进，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均达到最高。二人情感的结晶，就是这八年来的张裕钊写给吴汝纶的五十六篇书信集，即《论学札记》。

　　在这部《论学札记》中，反映了当时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对后人研究提供了详实史料，有很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对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如蝗灾、水灾、河决、地震、战争、修筑铁路、工程建设、科举考试等记述，如：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写道：“郑州河决，非常之变，天时人事，两者均属可危。有心人惟有浩叹而已”表现出担忧。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五日信中写“台事”、“朝鲜内乱”等国事，以表关切。光绪十一年八月十六日信说“贵治又复水潦为患，殊以为念。”光绪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对吴汝纶谈及盗案查处情况和冀州浚河建闸一事，以表关心。还有中法战争、渤海沿岸大地震等等表达出他对国事的关注。第二十六信中谈儿子参加科举考试情况。同时，在《论学札记》中记录了当时一些人物活动情况，如黎庶昌出访日本、学生范肯堂马其昶等。这部《论学札记》的主要内容是论学，通篇几乎都是张吴二人的论学内容，几乎无所不谈，有争辩，也有新见。总之，他们互不满足，都虚心求教，专心切磋为文之道法。内容大到如谈经论易，训诂考证，文法综论等，小到有对吴汝纶在事业、身体、及其弟病情等关心和问候。在论文讨论时，吴汝纶所谓“才无论刚柔，气之既昌，则无之而不合”，张裕钊赞成其说，以为是“洞微之论”。在讨论经学中的一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提出了许多为文之道的真知灼见。另外，在个人感情方面如吴汝纶因盗案未破而愤郁殊甚之时，张裕钊在保定对其有书慰藉说：“盗窃案不足为意，诚以是乃无妄之灾，如此等事，初不关任事者之贤否！”。由此观之，张、吴此时不仅仅是当时学子成云的大儒，而且各自在学术上达到成熟期。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张裕钊的书艺。此时张裕钊已是六旬之人，书法功力已臻于炉火纯青，时人向他索字情况常有，甚至索字者以得到他的字而感到荣幸。如：他在信中说：“去秋留纸一卷此间，不知系写屏写联，并署何款，请告知”第四十五信说：“姚慕公联已书就数年，苦无便可寄耳。”第二十五信中说：“属书‘信都书院’扁榜，日间实属无暇”等语。第四十七信中说：“今弟屏联均已书就，足下来此，当以奉缴。”“有王晋卿一纸，敬请转交。”在第四十六信中谈到书写用纸的要求，说：“有恳代求拙书者，可属其先备佳纸，俟至尊署，当为快书以塞众望。其宣纸必玉版宣。杂色纸惟冷金笺、雨雪宣、大红蜡笺三者差可，其余诸纸，必不敢书也。”等。

　　综上所述，从《论学札记》中可感受到张吴二人感情甚笃、在学问上孜孜以求，以致学问大成。论者以为，两人和衷共济，乃桐城派之大幸甚也。二人朋友至交乃自古虽有之所稀少也。然而，张裕钊晚年，辗转关中流落以死，深感贤人末路其可悲如此！所幸者，其文及书法传於后世，足以光耀千秋。正如吴汝纶所谓文章自有真传，张裕钊死则广陵散绝之也乎？

　　写于2009年9月

　　此文已收入《第四届全国桐城派研讨会学术论文汇编》，后将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