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佛堂里一声枪响，30岁的施剑翘为报父仇，近距离刺杀孙传芳，而她也被冠以“侠女”、“烈女”头衔。

　　家仇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原因很简单，就为报杀父之仇。

　　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用了30多年，做到山东省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

　　1925年秋，孙传芳联系了一些反对张作霖的势力，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安徽、江苏展开大战。张宗昌要施从滨南下对抗孙传芳。在安徽固镇，施从滨被三面围住，他乘铁甲车撤退，但孙传芳很狡猾，他拆掉了铁轨，铁甲车翻覆，施从滨和他的随从全部被俘。孙传芳命大刀队将施从滨斩首，并下令把施从滨的头挂在蚌埠车站示众。

　　那一年，施剑翘只有20岁。施剑翘是家中长女，父女间感情很深。闻听施从滨死得那么惨，施剑翘当时就决意报仇。

　　调查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是施从滨去世10周年的祭日。施剑翘跑到日租界的观音寺里烧纸祭祀施从滨。和尚见她跪哭不止，就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和尚无意中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施剑翘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追问下去。

　　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由东北迁回天津定居。当时华北局势复杂，一方面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找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警惕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孙传芳也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他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1933年，两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东南角草场庵的一座清修禅院买过来，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当时陆续来参加活动的有3000多人。施剑翘便化名“董惠”，混进了“居士林”。

　　1935年11月13日是施剑翘预计下手的日子，但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施剑翘想，这种天气孙传芳可能不会来了，所以她也没带枪，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儿一看，孙传芳的那个位置空着，而且下面听经的人也不是很多。施剑翘以为这一天又没机会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有人过来，给孙传芳坐的那个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识到：孙传芳可能要来了！没过多久，披着袈裟的孙传芳走进佛堂。据说那天孙传芳起床后，一上午都在书房里练书法，吃过午饭，他准备出发到居士林，他的夫人劝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还是出了门。

　　施剑翘连忙出了居士林，租了辆车回家，她穿上大衣，藏好枪，又匆匆地走出家门。

　　行刺

　　15时30分，施剑翘回到居士林。她见自己离孙传芳的座位比较远，便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枪对准孙传芳耳后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孙传芳扑倒在地，施剑翘又朝他脑后和背后连开两枪。

　　枪声一响，佛堂里大乱，施剑翘站起来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后向人群中发了一份传单。上面写着: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况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表示歉意。

　　见孙传芳已死，施剑翘让人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这时孙传芳的随从也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死，而施剑翘手持手枪站在原地，也不敢贸然行动。不久，警察到来，将施剑翘带走。

　　自由

　　刺杀事件轰动了天津。当天下午，天津的许多报纸都发了号外，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在头条位置上刊登了这条消息，一时全国轰动。

　　这起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审理。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施剑翘大多持支持态度，毕竟孙传芳是个罪恶累累的大军阀，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也都予以声援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释放或特赦施剑翘。法庭一审判决施剑翘有期徒刑10年；施剑翘不服，上诉到天津高等法院，又被改判为7年。施剑翘仍不服，再上诉到南京的全国最高法院。在舆论的压力下，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赦免了施剑翘。摘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