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枞阳文化而言，浮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可以称作是一部地理的枞阳文化史。枞阳两千多年的文化发展，差不多每一步都能在浮山上找到相应的印记。虽然枞阳文化具有开放性、交融性、进取性等特点，但是，应该承认，在枞阳的大多数文人身上，都具有“退藏”的特性。

    说起枞阳文人“退藏”的特性，还要从方以智的名字说起。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于明万历辛亥年（1611年），在浮山墨历、掌岩之西建了一处山庄，取名“在陆山庄”，将山庄的厅堂名为“此藏轩”、方以智出生后，他的祖父方大镇给他取名以智，字密之。他的名字来自《易经·系辞上》“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天启三年（1624年），方大镇辞官返里，门号野同翁，隐居浮山，与山乡野老为邻。后又迁于安庆近郊的白鹿山隐居，将浮山在陆山庄授予其子方孔 ，方孔 又授予了方以智。方孔 在将山庄授给方以智时说：“此藏轩者，圆神力智，易贡几先，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也，汝其受之。 ”（方以智《浮渡山报亲庵说））。

    方以智出家为僧，颠沛流离，生活无定，他的三个儿子方中德、方中通和方中履，于浮山在陆山庄的旧址上动工兴建“报亲庵”，准备迎养在外漂泊了大半生的父亲。方以智在《浮渡山报亲庵说》中，说了自己归乡后的打算。他打算回乡后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将方氏学派的易学研究发扬光大。可惜，此时的他，已是想“退藏”而不得了。 “粤难”案发，在万安县的惶恐滩，为了不连累更多的人，他不得不选择了投江完节。

    再回头说方大镇吧，进士及第后仕途一直很顺，先是任大名府推官，接着升任御史。但是，面对阉党当道的政治形势，他选择了激流勇退，回乡归隐，潜心学术，一生著述近百卷。他的这些著作估计大多都是回乡后写的。

    再说万历进士吴应宾，他是方以智的外公，今钱桥镇人，万历十四年他考中进士时，年仅二十余岁，授翰林院编修，人称吴太史。吴应宾以眼疾告归，居乡四十载。归乡后，除专事著述外，还为浮山佛教兴盛做了许多善事，著有 《学易斋集》、《宗一圣论》等。可以肯定，吴应宾以眼疾告归只是个借口，原因还是万历皇帝长年躲在深宫不问政事。吴太史回乡后，面对着浮山萧条的寺院，心急如焚，决心恢复远公道场。他募铜万斤，铸接引佛，塑丈六金身，安置在金谷岩内，留住了云游四方的朗目和尚，恢复了华严寺寺田，浮山佛教始渐渐振兴。吴应宾晚年皈依佛教，卒后葬在金谷岩下。吴应宾可以称得上是史上最爱浮山之人。

    而置身庙堂的方苞，祖籍也是枞阳。他一生主要从事的还是书籍编审、教育和写作之类的工作，而一旦被委以行政官职，他总是以足疾力辞。后来虽不得不担任了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但仍专司书局，并不过问内阁和礼部具体事务。因此，方苞的一生，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官员，本质仍是一个文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余终世未尝一日离文墨”。他并非不想从事要职，建功立业，以有一番作为。可是，经过《南山集》案，他深惮当时险恶的封建政治环境。他的保守从政，可以说是另一种“退藏”，颇有些大隐隐于市的味道。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政治智慧，才得以有机会生存下来并开拓了蔚为大观的桐城文派。

    姚康在清军进逼江南时抽身而退，回到家乡，隐居于枞阳黄公山，这是一种退藏。他深怀亡国之痛，呕心沥血，创作《黄巢传》，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方文，钱澄之以遗民身份终老江湖，这更是一种退藏。何如宠六辞内阁首辅，他的孙子何采在而立之年退出官场，一生逍遥山林。姚鼐的辞官从教是一种退藏，吴汝纶的辞官办学也是一种退藏。这种退藏不是退却，更不是逃跑，它与中国古代的隐逸思想是一致的，是一种从政治主场的离开，去谋求一种更有价值的人生。

    今天的浮山是寂寞的，像一位静居于山野的隐者。但是，对枞阳这方土地而言，它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它秀丽优美的自然景观、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灿若星河的诗词、形态万千的摩崖石刻，使它完全有资格跻身于中国一流名山之列。在这个熙熙攘攘的热闹世界，像枞阳的那些历史文化名人一样，它也是“退藏”的，但是，寂寞一点又有什么不好呢，寂寞有时就是一种品位的坚守。谢思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