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早年的实证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通几”和“质测”关系的说明，曾被看做是明清学术转型的象征。他的“五行尊火论”、“公因反因说”，则被定位为传统元气论和辩证思维发展的新阶段。他的后期代表作《药地炮庄》更被晚清学者誉为解《庄》第一书。方以智的学术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相比，殊无愧色。这也是论者乐于把他们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家”的原因所在。 不过，方氏上述数点并非他个人的“孤明先发”。从其家学和师承中，可以找到大量的近似内容。 就实证研究而言，方氏喜深考，受塾师王宣的影响最大。王宣是一位易学家，擅长以象数言物理。方以智早年的作品《物理小识》，即是对王宣所著《物理所》一书的模仿。 “通几”和“质测”的区别，见于方以智父亲方孔炤的《知言鉴》。此书虽然失传，但它的一段话却保存在《青原志略》中：“诂家沾懘，诐遁簧鼓久矣。曰宰理、物理、至理，曰公性、独性、习性，曰质测，曰通几，姑离合而陈之，乃可决耳。”由此可知，“质测”、“通几”二词并非由方以智所创发。 “公因反因说”，也是方孔炤的发明。《药地炮庄》卷一载有方以智自述的话，就是明证：“老父在鹿湖环中堂十年，《周易时论》凡三成矣。甲午之冬，寄示竹关。穷子展而读之，公因反因，真发千古所未发。”方以智的第二个儿子方中通，则径称此说是他们方氏易学最重要的贡献。 “五行尊火论”的来源稍复杂。方以智曾经提到，他的外祖父吴应宾说过“学薪不厌，而心神之火传焉”的话，他的祖父方学渐也讲过“满空皆火，物物之生机皆火也”。不过，他最后仍然承认，父亲《周易时论》中的“五行尊火为宗说”是对觉浪道盛禅师《五行尊火论》的“回互”和“发明”。因此，“五行尊火论”的发明权理当属于道盛禅师，方氏父子只是该说法的支持者。 据文献记载，方孔炤旅居南京时，正式结识觉浪道盛。方孔炤的岳父吴应宾是晚明有名的居士，曾经得到过曹洞宗禅师博山无异的指点，后者恰恰也是觉浪道盛的老师之一。觉浪道盛不仅以提倡儒佛会通而著称，他对故国的眷恋及在狱中的淡定，都深受遗民群体的推崇。方以智后来投奔道盛，正式接受大法之戒，恐与此都有很大关系。道盛成了对方以智中后期思想影响最大的人，“五行尊火论”即是影响之一。 作为方以智晚年心力的结晶，《药地炮庄》其实也是道盛禅师托付的结果。方以智一踏入师门就接到了“炮庄”任务，并为此付出十年的努力。整部《药地炮庄》的宗旨，正是道盛先前提出的“托孤说”。按此说法，庄子不仅不是老聃的嫡子，而且还是孔门之真孤。这种看似怪诞的说法，须在三教合一的大背景下来理解。不过，该书对庄子的悲情定位，的确更能为当时的遗民士子们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把方以智思想和学术中最重要的内容，都追溯到他的家学和师承，免不了会带来如下疑问：一个缺乏独见的人，还有资格称为思想家或大学者吗？有什么理由把他和顾、黄、王等大师级的人物相提并论？ 笔者认为，思想和学术史上的大家，从来都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元气淋漓，自我作古，功在开新；一种切磋琢磨，精益求益，意在返本。中国思想史中，属于前者的有王弼、王阳明等，而近于后者的则有朱熹和王夫之。二者实难进行高下评判，毕竟，所开之新终会变成旧学，而返本有时足以成为开新的前提。 方以智思想当然有许多开新的因素，他对传教士介绍的西学的热衷，他对光影变化、地圆说的探讨等皆为其例。但大体上，他的思想性格仍属于后一种类型。《通雅》卷首下面这段著名的话，就是最好的证明：“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 方以智对家学和师说的推敲、阐释、论证，不是袭取和重述，而是属于“折中”之后的“集大成”。假若没有方以智在《通雅》、《物理小识》、《东西均》、《易余》、《药地炮庄》等书中的铺陈和论证，前述“质测”、“通几”、“公因反因”、“五行尊火”、“庄为孔孤”等议题恐怕就只能停留在他的家学和师说中，而无法成为思想史的重要话题。这也就是方以智思想和学术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
|
稿件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
编辑： 双车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