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因姚鼐（祖居枞阳麻溪）而声名更隆，规模更大，影响空前。如果姚鼐拜戴震为师而被戴氏接纳，那么桐城派的发展趋势或许会有所改变，要么“三代而终”（方苞、刘大櫆 、姚鼐），要么举大旗的非姚氏而为别人。

　　乾隆中叶，徽州休宁人戴震崛起，成为经学领袖、皖派宗师。当时大多学者热衷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经学，钻研儒家经典，对字、音、义进行考证训诂诠释，形成了人气旺盛的“乾嘉学派”。经学也叫汉学，有别于讲求“性与天道”为特质、力主阐发义理的宋学（理学）。桐城派崇奉宋学，“学行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姚鼐不知是对汉学有兴趣，还是受时风的影响意欲“宋汉兼修”，或者戴震太有名望了，他跟众多书生一样乐于追随，以入戴门为荣？乾隆二十年（1755年），姚鼐写信给戴震，称其为“夫子”（历史上被称为夫子的只有孔丘、朱熹等极少数顶尖文化人），提出师从问学的请求，却遭到了戴震的婉拒。段玉裁、汪元亮、胡士震等人拜戴震为师，得到了戴震的同意。

　　关于戴震因何拒绝姚鼐拜师的请求，章太炎认为，桐城派学者“愿尸程朱为后世”，“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而戴震“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桐城派及姚鼐，“故尤被轻蔑”。（《清儒》）道不同不相为谋，反对“以理杀人”的戴震不收姚鼐为徒，源于汉学与宋学的精神冲突。戴震回信姚鼐：“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昨辱简，自谦太过，称夫子，非所敢当，谨奉缴。”（《与姚孝廉姬传书》）这些话说得很客气，也很在理，宋学与汉学本就是两条学术路径，但如果学者开放胸怀，可以“交相为师”。可实际上，汉学派与宋学派都有观念偏见，彼此难以相容。

　　假如姚鼐真的做了戴震的弟子，那么桐城派会是什么命运？可以揣想，姚鼐入戴门必掩自家的门庭；从段玉裁等弟子在经学上的成就，可推知聪明的姚鼐也一定会在经学上大有作为。他没能入戴门，倒成为了桐城派的抗鼎巨匠，也成为了清季理学的杰出代表。做不成戴震的弟子，姚鼐站到了汉学的对立面（有人认为姚鼐发现汉学与自己持守的宋学格格不入），以批评汉学为己任。戴震主张“理义”、“制数”、“文章”为“一以求道”；姚鼐则主张学问分义理、考订、词章三途，力倡以义理为依归，反对专走考据一路，他甚至贬汉学为“异道”———“近时阳明之焰熄，而异道又兴。学者稍有志于勤学法古之美，是相率而竟于考证训诂之途，自名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猥杂。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阳明之伦，其识解更卑于永嘉，而辄敢上诋程朱，岂非今日之患哉？”（《安庆府重修儒学记》）

　　由于学术尊严与人格尊严混在一起，结果汉、宋之争愈演愈烈，到最后形同水火。汉学和宋学都有缺点，如袁枚在《答惠定宇书》中所言：“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至于姚鼐贬斥汉学，难免被人看作存在“私见”，因为他曾拜师不成。关键确实在此，如果戴震接受了姚鼐，说不定汉、宋会在某种层面上和解，取长补短，去虚就实，毕竟姚鼐是不可被忽视的宋学营垒中的重要力量，他的身边集合了程晋芳、翁方纲等众多大儒，还有梅曾亮、管同、方东树等大批追随者，他一发声，极具号召力。姚鼐批评汉学的确威猛，章太炎在《书》中说：“姚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汉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徽章益分。阳湖恽敬、陆继辂，亦阴自桐城受义法，其余为俪辞者众，或阳奉戴氏，实不与其学相容。”

　　戴震因学术人格上的矜持和私学观念上有“门户清纯”的意识，从而使之失去了一位弟子，而多了一位“文敌”，损害了汉学，成就了理学，并且使桐城派的影响达到了巅峰，一时间无数读书人步姚学后尘，写义理道德文章。有意思的是，姚鼐生前没有想到，他的后人姚永朴（姚鼐世父姚范的五世孙）竟痴迷上了汉学，好像要传承祖宗隐而不绝的“汉学情结”，他读经三十多年，考证训诂，乐此不疲，编定的讲义有《伦理学》、《诸子考略》、《群经考略》、《群儒考略》、《十三经述要》、《七经问答》、《大学古本解》等。有人问著名学者郑杲，当今真正精通汉学的有几人？郑杲立马想到了姚永朴，他回答道：“独如姚仲实（姚永朴字仲实）者，舍书无他营，虚心以求真，若将终身焉，其殆庶与！”姚永朴治经有自己的主张，他说：“传经者必守师说，治经则取其通而已。”于是，他“博稽而约取，会通众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姚永朴虽生于桐城，且是姚鼐后人，但他却不以桐城派大张门户，不认为除了桐城派天下就没有好文章，但也不毁桐城派，而默默恪守“姚氏家法”，写自己的文章，让别人去说。如黄侃在北京大学授课时曾激烈抨击桐城文章，而姚永朴拒不应战。姚永朴在民国初期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来又受聘于东南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教授，老了仍强学不怠，记忆力惊人，著作有《蜕私轩集三卷》、《续集三卷》等，其《文学研究法》一书，曾为北大文科教材。 何诚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