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6日凌晨，一代美学宗匠朱光潜老师告别了他的事业，与世长辞了，而我得到这个噩耗已是下午了。

　　那天上午，我正在朱先生的老友李可染大师处，李老向我询及朱老的近况，我说：“看起来比去年秋天好多了，由人搀扶着可以走动，头脑也比前些时候清楚多了……”

　　我这样讲是有理由的，我是以欣慰的口吻讲这一番话的，因为1月20日我去拜望朱老，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那天他正在伏案练字，朱师母告诉我说，医生嘱咐朱老的手要经常活动，最好每天坚持写一些字，这对他的脑和手的恢复都会有好处。朱老那天是用钢笔在一页页的横格纸上抄写“古诗文钢笔习字帖”。望着朱老清癯的面庞、佝偻的身躯、爆满青筋的双手，我心中生出无限感慨。想起朱老在美学园地辛勤耕耘的种种感人情景，他那发自肺腑的话语，一下子在我脑海中映现出来：“只要我还在世一日，就要做一天事，春蚕到死丝方尽，但愿我吐的丝凑上旁人吐的丝，能替人间增加哪怕一丝丝的温暖，使春意更浓也好。”

　　那天我感觉朱老的心境不错，就请求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几个字留念，他抄录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

　　朱师母告诉我，前几天接到胡愈之先生逝世的消息时，朱老很悲痛，花了大半天力气才写出了两句挽联。师母拿出朱老的手迹给我看，那是：“以刻苦耐劳做了一世穷苦青年的榜样，以端方正直做了一代政治家的楷模”。

　　师母还告诉我：“前几天陪他在校园里散步，几个学生同他打招呼，问‘您是朱老吧’！他说：‘是。’学生又说：‘您的文章写得真好，我们都喜欢看。’他说：‘你们以后会比我写得更好！’”

　　朱老的书桌上放着许多信件，他自1984年夏患脑血栓后读书写字都很困难，早已不在公共场合露面了。但是他每天仍收到许多来稿来信，他只好让朱师母一一代为作答。

　　万没料到，这一面竟成永别。

　　3月7日下午我到北大燕南园，见到了朱师母及朱老的女儿世嘉、世乐姐妹及朱老的大女婿姚秀琛。世乐姐说：“1984年的一天，父亲由我陪着去看未名湖，从湖边的蔡元培铜像谈到自己的后事，说他自己生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死后也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丧事一定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以后也不搞纪念活动，叮嘱我一定要遵照他的意见，千万不要忘记。后来他又讲过死后遗体可捐献给医院解剖。”世乐姐说着说着哽咽起来：“父亲生前一直喜欢穿普普通通的蓝布衣裤，去世后我们也给他换上一套蓝布衣裤。他生前不仅把自己看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要求我们子女做一个普通的人。他说，你们要自立，不要有依赖思想。我小时候身体不好，有残疾，就是这样，父亲也要求我不要特殊，说普通人家孩子能做的，你一定要做到，并且要比别人做得好。我上学时离家很近，父亲不让我回家住，叫我住学校，过集体生活。这几年他身体不好，由于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有关方面给他发了乘车证，但他很少用小车，家属子女一次也不让坐，我母亲每次进城看病或为父亲取药都是乘公共汽车。”听到这里，我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

　　世乐姐激动地说，昨天中午邓大姐(邓颖超)特意让赵炜同志来家中慰问，并说邓大姐也是刚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对父亲主张不开追悼会、不搞向遗体告别的仪式的精神表示钦佩。“父亲生前最敬重周总理和邓大姐，最愿意听他们的话。”

　　世乐姐说：“去年从医院出来，医生说父亲的身体状况还不错，护理得好，活上三四年没问题。父亲知道了就说，我还想多做点工作，我对我自己写的书不满意，还要修改。最后的日子里，他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惦记他那部耗尽心血的《新科学》出版，一个是想再去看看叶老(圣陶)和沈老(从文)。今年是他90岁(虚岁)生日，家里人都说到时候好好庆祝一番，他也很高兴，但谁想到……”

　　走在燕南园的小径上，脚下松软的泥土散发着潮湿的气息，过不了几天，这里的一丛丛青草将破土而出，娇艳的野花也会展蕊怒放……迎着明媚的春光，我取出我的纪念册，注视着朱老那颤抖但强劲的笔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代美学大师不会离开我们，就像那泥土和芳草！

　　虽然朱老走了，但曾经发生的事却历历在目。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燕南园正值春色满园的时节，绿树成荫，翠竹摇曳，桃李芬芳。

　　在那座熟悉的灰色小楼里我看望了我的老师朱光潜先生，他正在伏案写作，桌上堆满了纸张和书籍。85岁的朱老见到我十分高兴，站起来和我握手。时间过得真快，我上次看望他还是北风呼啸的季节，如今已是春风扑面的天气了。

　　他对我说，他翻译意大利美学家维柯50万字的《新科学》，初译早已完成，他又校改订正了一遍，也差不多完了，现在正找人抄写誊清，“抄来的稿子还得看，因抄的人不懂外文，有的地方有错，还要改”。他告诉我，另外他还译了维柯的一个小传，准备附在《新科学》的书后。他说：“《新科学》十分难译，我对照了几种文本译，有的特别难的段落初译时只粗略译过去，到校改时又下气力重译。”说到这儿，他把一叠厚厚的译稿拿给我看，上面写着几行字：“维柯的《新科学》简介”。朱老对我说：“这是我开始写的一篇论文，估计得一万字左右。”

　　我问他今年后半年的安排，他告诉我，夏日里全国文联将组织他去庐山疗养，回来后要去北戴河参加一个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会，年内还要出席全国文联会议、全国政协会议。明年春天他可能到香港去访问和讲学，因他的母校香港大学准备授予他博士学位，同时香港中文大学也邀请他去。在这期间，他还要穿插地校看上海出版社为他出版的多卷本文集的清样，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总之，如他所说“忙得很呀”！

　　接着他向我说起他的老友叶圣陶，前几天到这儿来看望他，同来的还有叶老的儿子叶至善和阿英的女婿吴泰昌。他深情地说：“他(指叶老)精神很好，讲话还可以，就是眼睛、耳朵不好使了。他要比我大两三岁呢！”……

　　为了不耽误朱老那宝贵的时间，我起身告辞。

　　他又伏案写作了。望着老人那微驼的瘦瘦身影，我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意。我又记起了毕业时他对我的赠言：“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也是以此自勉呀！

　　熟悉的燕南园，熟悉的66号小楼，多少年来每当我轻轻推开它的门扉的时候，总是望见我熟悉的那位面容清朗的老者。他烟斗中冒出的缕缕清烟把他笼罩在浑然空灵的氛围中，或晨曦微露，或黄昏夕阳，或小雨霏霏，或天晴日晶……湛醇的至情，灵感的闪烁，创巨痛深的记忆，形的变动，光的闪耀，影的摇曳，声的断续……在我的记忆中，一切一切都与这老者、这小楼联成一片。

　　今天当我再一次推开它的门扉的时候，我闭上双眼，心中默默祷告，希望在我的眼前出现的仍是他那熟悉的笑容，传来的仍是他那浓重的安徽乡音……我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只是墙上两帧朱光潜先生的遗像，仍是那么清癯劲瘦，仍是那么深沉潇洒。

　　一句亲切的四川话把我带回现实：“你好久没来了！”噢，那是朱师母奚今吾先生正坐在书桌前。她更瘦了，深陷的眼窝，稀疏的头发，显得越发疲劳和衰老。桌上是厚厚的一叠信，她手中的笔还没有放下。

　　她告诉我，她正在为出版朱光潜先生全集的事儿给安徽教育出版社写信。我走过去，略略翻检了一下，纸上她那娟秀的笔迹一丝不苟，一条一条具体意见想得十分细致和周到，如为了出版朱先生的书信集，她希望出版社能够公开登报征集，给予一定的报酬。

　　很自然地我向她询问起朱光潜先生全集的出版情况，她告诉我，预计当年9月朱先生90诞辰时出版三卷作为纪念，以后就很难说了。她说：“许多老先生的文集出版情况都是这样，王力先生、冯友兰先生，他们的文集出版了几卷后，速度就放慢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齐。出版社怕赔钱，总是往后拖。”我说：“今年3月朱先生逝世一周年时，安徽不是也要出一本纪念文集吗？有什么消息吗？”她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我写信去问，没有结果，看样子又往后拖了。前几天吴泰昌还来问我，这本纪念文集是否已出版了，他希望带几本到香港去，他是萧军、叶君健那个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朱师母的话语中透出一缕哀怨。

　　我们相对无言，沉默了片刻。我想用什么话语来安慰她，于是说道：“政协大会期间您托王路宾先生带给我的朱先生译的那本维柯的《新科学》我收到了。您还想着我，谢谢您。”“我当然要送你，朱先生生前每出一本书都送你的。他85岁开始翻译这本《新科学》，真是费尽了心血，他是累坏了啊！大家都说他要是不译这本书，可能还会活得更长久。他自己说他是‘春蚕到死丝方尽’，我说他更像诸葛亮一样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惜他生前连书都没看到。”我接着说：“朱先生就是这么个人，只要他还活着，你不让他做事不行，他闲不住啊！”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她去接电话。返回来她告诉我，那是已故郑昕教授的夫人打来的。她说，郑教授的夫人真是太苦了，“郑昕死后，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有病，不久也死了，只剩下她一个人，这些年真不知她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这个家庭以往大多数是顺境，我根本没想到朱先生会故去，但他去了，我很不习惯。总觉得一切都变了，很难办”。哀伤和忧愁像关不住的潮水一下子倾泻出来。

　　是啊，他们是几十年的老夫妻了。

　　1925年朱光潜先生在春晖中学和上海立达学园教书的时候，奚今吾就是他的学生。不久朱先生去英法留学，奚今吾也到巴黎大学攻读数学，有一段时间在巴黎大学，每到晚饭以后，两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图书馆门口，利用等图书馆开门的时间互道衷曲。一到图书馆开门，一个奔文科资料室，一个奔理科资料室，各自看书去了。这是多么别具一格的“约会”！

　　1931年朱先生转学至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研究所，边学习德语，边继续研究美学和心理学。奚今吾也转学到这所大学，继续攻读数学，不久他们结为伉俪。朱先生34岁，温文尔雅，才华横溢；奚先生小朱先生10岁，素手纤纤，亭亭玉立。爱情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也就是在这年朱先生完成了他的名著《文艺心理学》初稿。

　　1933年回国后，奚今吾为了朱先生的事业而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几十年如一日教育子女，整理文稿，给朱先生以极大的支持。尤其到朱先生晚年患病后，她为朱先生做了多少事，真是说不清了。只在我的记忆中，她就不知替朱先生回了多少信，跑了多少路。朱先生故去后，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出版朱先生的纪念文集和全集，而现在这两件事都不如人意，她怎么能不哀伤呢？

　　中午时分，我又坐在那张熟悉的旧方桌前吃饭。记得每次吃饭朱先生都坐在我右手的位置上，现在是朱师母坐在这儿了。朱先生同我最后一次吃饭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是他逝世前一个半月的一天中午……

　　当我告辞时，朱师母把我送到院子里。嗬，楼前的空地上好一片月季花，妍然玉立，娟娟多姿，浓浓香气，蝶乱蜂喧。我发出一阵赞美之声。朱师母说，去年一方面干旱，一方面自朱先生故去后，无心管理，花开得不好。今年雨水多，又修整了一下，才有了这般规模。我细细望去，红的如霞，黄的如月，紫的如烟，白的如玉，或潇洒自如，落落大方；或明媚俏丽，楚楚有致；或清新光洁，富丽堂皇。美而不艳，鲜而不腻。我知道朱先生生前十分喜爱这些月季，于是我那虹霓一般美丽的想象，使我看到了这样一幅图画：

　　朱先生正坐在光彩照人的花丛中，烟斗里又冒出了缕缕清烟。他穆然而思，邈然远望，一头银发在斑驳的阳光中闪亮，他似乎看到了花木青葱，春蚕吐丝……他感到暖意醉人，清癯的面庞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编辑:刘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