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老虎桥监狱释放不久，便举家到了武汉。在此期间，陈独秀四处演讲、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王明、康生等人诬陷他为“拿日本津贴的间谍”，让陈独秀愤怒不已，全国的各界民主人士也愤愤不平，为陈独秀的辩白。这些民主人士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对国民党专政。陈独秀与他们广交朋友。在众多新朋老友中，高语罕是忠实追随陈独秀的，他联系上了此时也在武汉的章伯钧等人，陈独秀也与他们交往起来。陈独秀后来去四川避难前，在与高语罕、章伯钧等人的一次宴会上，征求章伯钧的意见，章伯钧便向同座的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问道：“仲甫入川怎么样？”周表示欢迎，并负责安排，他说：“居住和生活方面我都可以负责。”

　　章伯钧(1805—1969)，桐城(今枞阳后方乡)人，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英语，与朱光潜、徐中舒等安庆老乡同学。在校期间，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章伯钧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拥护民主、科学的主张，追求进步，结识革命青年恽代英、肖楚女等人。他常去恽代英在武昌办的利群书社(该书社得到陈独秀的帮助)，与进步青年交流革命思想，并与恽代英、肖楚女等人结交为知己。在中共早期革命家恽代英、肖楚女的影响下，章伯钧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发起革命的读书会，带动众多青年学生探讨救国救民之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章伯钧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代表的身份参加武汉学生联合会，组织武汉广大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斗争。1920年秋毕业后，章伯钧被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位于宣称)聘为英文教师。10月，民国教育界的张继煦到安徽任教育厅厅长后，进行教育改革，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启用新人。不久，章伯钧被任命为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他请恽代英、肖楚女到学校任教，教育革命青年。章伯钧还请恽代英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在此期间，恽代英和肖楚女还在安庆、芜湖等地联系教育界进步人士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师生的爱国民主精神焕然一新。章伯钧还随安徽教育界前辈蔡晓舟、光明甫、李光炯、刘希平、沈子修、朱蕴山等人积极参加陈独秀、胡适等领导的皖事革新，和以反对安徽军阀倪嗣冲、倪道烺、马联甲等为主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斗争。他还积极支持安庆的“六二学潮”，声援安庆民众、学生的革命活动。为了中国教育事业的进步，章伯钧与高语罕、杨亮功于1922年初出国留学，进一步深造。章伯钧考入柏林公学，攻读哲学。

　　在德国留学期间，章伯钧在刻苦攻读的同时，还关心国内的革命形势，他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按照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安排，积极进行革命工作。1926年，章伯钧回国，参与国共合作，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北伐战争期间，章伯钧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北伐大革命，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第九军党代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章伯钧由组织安排，参加了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不久起义军失败，章伯钧与高语罕等人流亡香港。章伯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章伯钧又与邓演达等人创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3年，他参加了“福建事变”，在该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中任土地委员会主任。

　　抗日战争期间，章伯钧积极参加斗争，曾任第一、四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章伯钧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积极参加民主活动。1937年8月，章伯钧到当时的全国抗日斗争的中心武汉，与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广泛交友，探讨抗日救国之路。章伯钧与也在武汉的陈独秀、高语罕等频繁交谈叙谊。陈独秀此时想组成“一个联合战线”，他广泛地声明：“我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己主张，自负责任。”陈独秀此时的思想在他的《抗战与建国》中进行了充分表达，即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要建近代化国家，需要必须完成的四项民主任务：一、民族的国家独立与统一；二、立宪政治之确立；三、民族工业之发展；四、农民解放。这是陈独秀坚持的抗日战争及抗战胜利后如何建国的政治设想。在当时国破山河碎的战争期间，政治局面复杂，陈独秀已经没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政治舞台上巨星的光芒了，他的政治主张没有得到一呼百应。他建立一个联合战线，“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以争取民众和自由的目标“的希望落空了。

　　1938年6月，陈独秀一家在章伯钧、周钦岳等人帮助下，乘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包轮先到宜昌，后再换船到重庆。陈独秀夫妇受到张恨水等乡友的招待宴请，颇感欣慰。然而，许多在重庆的旧友、学生装着不知道陈独秀来到重庆，张恨水对此长叹：“世态炎凉至此”！张皖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