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和命运一样都没有道理。“南山”就是如此，一个方位词南加上山字，就令人感到莫名地美。这或许就是许多地方都有南山的原因。

　　安徽桐城之南就有一座南山，桐城人戴名世在这南山买了田宅，人们因此都称他为“戴南山”、“南山先生”。康熙四十一年（公元１７０２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将此书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正是这本书，使戴名世流芳文坛两百多年，被追认为桐城派奠基人、桐城派四祖之一。真的名世，真的如《诗经·南山》所咏“南山崔崔”。

　　但美和命运一样都没有道理，让他名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命运———《南山集》使他遭致杀身大祸。康熙五十年（公元１７１１年），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大逆”罪下狱，又两年后，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六日（１７１３年３月３１日）被腰斩于菜市口，死年六十岁。当时政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侍郎赵士麟、淮阴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及其家人３２人都被牵连其中，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

　　戴名世死后，由其堂弟辅世自京扶梓回故里，葬于所居南山砚庄之南，墓碑不书本名，曰“戴南山墓”。

　　始于南山，死于南山，葬于南山，南山崔崔也已无言。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其居室名，并写有《忧庵记》），世人又称之为“南山先生”、“宋潜虚先生”（称其为“南山先生”始于他５０岁时，因这年他在桐城家乡南山冈置宅，且著有《南山集》，故以其居处和书名称之），清顺治十年三月十八日（１６５３年４月１６日）生于桐城一个屡试不第的乡村教书先生家庭。桐城戴姓祖籍婺源（以进±出身的孙慧基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所撰《戴氏宗谱》之序云：“戴氏之迁桐由婺源。”）戴名世所撰《戴氏宗谱序》却说他这支是从新安迁来：“吾戴氏系出微子，为神明之胄，支裔最为蕃昌，蔓延于天下而莫盛于新安。吾桐之戴迁自新安，已三百余年于今。家世躬耕读书，仕宦皆不显，而十代世谱系皆存。”看似矛盾，但婺源、新安皆属徽州，新安几等于新安别名，所以，戴氏应该是由婺源迁入桐城。戴名世属桐城戴氏之第十二世。元配李孺人、继配周孺人、妾高氏俱无子，以堂弟辅世子梦沧为子。有一女为好友赵良冶第四子黼裘之妻，生于康熙二十三年，死于康熙五十九年，享年３６岁。

　　戴名世的字“田有”是什么意思？戴名世在《砚庄记》中说，“先人兄弟三人，而先人所分受田宅仅十之二，食指甚多，不能给，于是始授徒他方以糊其口，而匮空日益甚。”这样看来，似乎是期望到了戴名世能够有相当多的田。

　　仍然没有田的田有幼时家境相当贫寒，窘困多艰。贫寒窘困到什么程度？戴名世在怀念他父亲的《先君序略》中回忆说：“米盐常缺，家人儿女依依啼号。”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磨炼，不仅铸就了戴名世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且也为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清史稿》说他“生而才辨隽逸”，的确如此，戴名世自幼即聪慧上进，“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与朱生书》）。他６岁时随父到当时属于桐城的枞阳陈家洲读私塾，１１岁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戴氏“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寿序》）。未及弱冠即善为古文辞。父客死塾馆后，２０岁的戴名世接馆教书授徒以养亲，共做私塾先生１３年。２７岁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诵，２８岁以秀才入县学，３０岁（康熙二十二年）应试，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年）由贡生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京师国子监，补为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命运开始青睐他了！但是，《清史稿》记载说：“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

　　什么原因？《清史稿》没说。后来有解释说他是不愿与清庭合作。这解释明显不能成立———弃去之前他为什么辛苦并频繁应试？最可能的，是因为他的狂，自负，对只授个知县不满。并且有可能是以退为进（“南山”与终南捷径的“终南山”只差一个字）。往来燕、赵、齐、鲁等地卖文为活时他在张扬他的文与气———《清史稿》：“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於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没有终南捷径可走，他还是规规矩矩地参加科举考试，康熙四十四年（公元１７０５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１７０９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终于成了全国第二名，人生大喜之大喜，谁能料到大喜之后是无可比之大悲，仅过两年就被斩于市，如果不是康熙要笼络人心，九族都被杀光了！

　　南山集案固然是罗织罪名的文字狱，但戴名世的“狂”也令他受累。遇到方苞时所言“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於人人”，就是坦然以天下第一自居。戴名世品性高傲不羁，对达官贵族和那些欺世盗名的无耻文人非常痛恨。他在《南山集·北行日记》中也说自己常“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犀利的言辞难免会触动一些人的“隐疾”，遭到忌恨。《清史稿》说“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徐贻孙遗稿序》中则说太学诸生皆称他为“狂士”。平时有了这样的声名，赵申乔参劾他“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也就容易被接受了。戴名世似乎也预料到了自己可能会因言语获罪，他在《与刘大山书》中就曾说过自己的“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最终真的“以言语获罪”，这是一个正直文人悲剧性的必然命运？

　　戴名世为何被赵申乔参劾，二人是否真如赵申乔在奏疏中所特意声明的“素无嫌怨”？《南山集》一案是否罚不当罪，又何故牵连人数如此之广？历来说法纷陈。清末民国初人周贞亮在无名氏《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辩证后所附“识语”说，戴名世会试时名列第一，殿试却屈居第二，仅为榜眼，而状元赵熊诏就是赵申乔之子；且戴名世在士林中素享盛名，赵熊诏则才名不显，当时不少人传言赵熊诏因贿赂而为状元，而会试第一的戴名世殿试变成第二名，因此口出恶言，申乔不能容忍南山，所以先发制人，罗织罪名置戴于死地，以断他人追究之想、塞他人议论之口。

　　这一说法虽不为无理，但真凭实据难以稽考。

　　雍正未登基时曾阅读《滇黔纪闻》和《南山集》二书，认为：“虽皆非臣子之所宜言，实无悖逆之语，当时刑部复旨，亦未谓此外更有违碍之词，故亦以为冤。”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特诏：“凡此案牵连隶旗籍者，尽得释归。”只是早已被斩首的戴南山无法释归了。

　　《南山集》原刻本遭禁毁，但仍不断被人们秘密传抄，变换名称如《潜虚先生文集》流传于世。清中叶道光以后，清廷对文化的控制有所松动，所刻版本逐渐增多。戴名世生前所刊印的《南山集偶抄》所收文章仅百十余篇，其数量仅占戴氏全部著作的五分之一。道光年间其族人戴钧衡编《潜虚先生文集》，光绪年间张仲沅编《戴南山先生古文全集》等，后来又有许多翻印本。然诸书中均有脱漏讹误。今中华书局《戴名世集》，乃王树民以张氏刻本为基础，兼取见于各本而为张氏未收之文、及作者部分手稿，汇集成书。全书共十五卷，以文体分类，收集完备，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本子。

　　孙慧基所撰《戴氏宗谱》之序云：“会元南山公，海内名宿。……所著有《四书大全》十六卷，《南山集》二十四卷，《孑遗录》十四卷，《易经阐要》六卷，《书经补遗》十二卷，《列女传》二十卷，《田有时文》初、二、三、四集二十八卷，余书凡十数种，汇稿已成，以俟续刻。”所列戴名世著作有比今中华书局《戴名世集》中没有的。

　　戴名世与《滇黔纪闻》的作者方孝标同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先驱，只是身陷逆案，后世方苞、姚鼐等人祖述桐城派渊源时均不敢对他们有所涉及。一般认为安徽全椒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出现的明初诗人高启和《高青丘集诗话》一书，即影射清初戴名世与南山集一案。

　　戴名世为何被追认为桐城派奠基人？

　　桐城派倡导的是“古文”，“义法”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义是文章的思想、意蕴，它应以儒家的伦理道德特别是孔子的《春秋》之义为根柢．法是文章的作法，它讲求体要规制、虚实详略，须体现《春秋》的褒贬笔法之意．义与法的关系是根据义理去判断、取舍内容，依照并运用法将其表达于文字。简单地说，义是“言有物”，法是“言有序”。“义法”由方苞提出，是桐城派形成的重要标志，其时戴名世已去世多年。一个作家怎么可能属于他活着时还不存在的一个流派？用十数年之功编撰了近千页《戴名世年谱》的法国学者戴廷杰就这样认为。

　　戴名世被追认为桐城派奠基人正在于桐城派倡导的“古文”、奉行的“义法”———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则于古之人或者可以无让”（《初集原序》）的宏大愿望，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这正是后来“义法”之“义”的大致涵义。戴名世还对文章提出了艺术要求：精、气、神并重（“盖其说有三：曰精，曰气，曰神。“《答伍张两生书》）。文章的艺术性或者说艺术效果是通过写法来获得的，因此，可以说戴名世已经强调了“义法”中的“法”。所以，他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而他在京师与徐贻孙、王源、方苞等人相聚，是以针砭时弊、振兴古文为共同旨趣的，在古文写作方面的长期切磋研讨（理论）与古文写作实践，肯定影响了其时年轻后来被公认为桐城派创始人的方苞，哺育了日后的桐城派。

　　有意思的是，戴名世的精、气、神是从神仙方术中“窃”来的，他自己说其曾欲学神仙方术而不知所从，所以“窃以其术而用之于文章。”（《答伍张两生书》））“精”是语言要雅驯清正，只有精才能去其糟粕、伪邪而做到立言有物，桐城派的文章以雅洁著称与这有莫大关系。“气”是“出乎语言文字之外，居乎行墨蹊径之先。”（《答伍张两生书》）只有言正气满才能杰然充塞于天地之间，这也是对孟子“知言养气”说的进一步阐释。“神”则是“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寻之无端，而出之无迹者。”（同上）脱离尘埃，游乎物外，达到以神御行的临文状态。这三者结合，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他又提出文章写作应“明其体，平其心，养其气，捐其近名之心，去其欲速之见。”（《再与王静斋先生书》）

　　方苞的“义法”说舍弃了戴名世的精、气、神，但刘大的“神气说”，姚鼐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阳刚阴柔”说，实际是对戴名世精、气、神说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桐城派奠基人”这个称号戴名世是当之无愧的。梁启超就认为戴名世“本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推他为开山之祖。”

　　但最令戴名世在后世名世的，是他是一个有骨头的人。

　　戴名世墓所在的南山，草木一岁一枯荣，草木之下是泥土，泥土之下是石头。站在南山上，不想眺望远方也不行。秦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