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纯生

    “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这是明代铁骨御史左光斗为官之初，亲书悬于京邸的一副对联。

    左光斗（1575～1625），字共之，一字遗直，号浮丘，又号苍屿。明万历三年（1575）生于桐城县东乡大朱庄，今铜陵市枞阳县横埠镇横山村大朱庄。岁月沧桑，故居旧址上只剩下大门前的一对石鼓和两只石狮子了。左氏家训载：“吾祖丘明公曰：‘俭，德之共也’。”或许左光斗字“共之”由此而来。

    枞阳素有重文尚读、穷不丢书的优良学风。其父左出颖（1545～1628），字逢时，号碧衢。品行端正，在险若夷。经常读历史，手辑汉、宋党祸成书《读史拾馀》。左光斗刚及第时，父亲将自己辑录的书授予他。万历三十五年（1607）春，中进士，拜内阁中书舍人，后授浙江道监察御史，再任钦差直隶印马屯田监察御史，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泰昌皇帝驾崩时，以台臣预顾命。后巡按直隶兼提督学政，擢大理寺左寺丞、进大理少卿，拜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他一生铭记家训：廉俭忠信，秉礼守义。他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奸，敢于訾议朝政的精神气节为后人所敬仰。著有《易说》《左光斗奏疏》《清真稿诗文集》等。

    左氏家训共十条。首条“敬祖宗”中曰：“子孙之身，祖宗之身也。惟尊其所闻，恢其所遗，即吉祥善事恒必集之，愿吾族人体此毋忽。”意思是说：晚辈要敬重长辈，长辈所做有益于社会善事好事，后辈要光大传承。在明成化年间，因地方税赋较重，许多百姓因缴纳不起，或被鞭打或拘狱中。左光斗曾祖父左麒，在其母张太君出售簪珥大力支持下，赴京敲登闻鼓，上血疏伏阙于朝廷，得以恩准实减地方税赋十分之三，永为定例。左麒义举感动了同乡钱某，钱某自愿出金补偿，但被左麒与母亲张太君商议再追加资金建造李家沟新圩石桥。后左麒又慷慨捐资建九儿潭桥、前埠潭桥、后埠潭桥。祖父左轸，天资聪明，古文诗赋无不娴熟。父亲左出颖曾带着九岁左光斗在田野中耕作，命题让其作答，幼小左光斗随口应道：“播厥百谷，王道之始也。”一语道出农耕文明的重要性与社会地位。父亲仗义疏财，经常节衣缩食急别人之所难，倾其所有。左光斗兄弟九人，他位居老五。母亲周氏勤俭持家，含辛茹苦，不分昼夜，纺衣织布补贴家用。甚至也摘下头簪耳环出售，将九兄弟育养成人，并先后成家立业，各有建树。《明史》中除载有左光斗外，还有七弟左光先。

    天启三年（1623年），继好友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后。七月，左光斗再次冒死草奏魏忠贤三十二条当斩之罪。后被魏忠贤矫旨入狱，受尽酷刑。狱中的十二份血书中，其中写给父亲大人：“……但男赤心为国招此大祸，致令性命莫保，不能侍养左右。辛苦教子，又不能送终，男之罪也。”写给长子国柱：“我死杖下矣，性命归朝廷。……莫言读书似我甚苦，人生世上做得些事业，也不枉生一场。”“汝等只是苦志读书得有进步，即是大孝。总要安顿一家人，兄弟和气，听伯叔教诲，做好人行好事，使子孙无玷父祖清名，我死瞑目矣！”他即使在狱中，遗书家人，不忘祖训。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授浙江道监察御史。当时后金兵进犯抚顺，威胁着辽东的军事中心沈阳，辽东吃紧。左光斗针对长期居住后宫不视朝政达三十年的明神宗，上疏曰：“辽安则天下安，辽危则天下危。皇上御朝则天下安，不御朝则天下危”“刻日御朝，早定大计。”他冒着生命危险，敢于直言皇上不临朝的影响和后果。其刚正不阿，不畏强权敢谏，直声震天下，为世人称道，名重海内。

    明神宗病重时，宦官刘朝假传太子朱常洛之令旨，向奉命巡田的左光斗索要嘉靖年间废置的庄田。左光斗面对骄横跋扈的太子宠姬李选侍所派的刘朝，连其令旨都没有启封，就当场直接退还给刘朝说：“尺地皆陛下所有，御史奉命巡田，安敢私授？”刘朝愤愤而回。左光斗还上奏疏曰：“太监陈登夺民籽粒，坏屯政，且请蠲十三场逋租，（使）民咸复业。”他关心百姓利益，敢于为民请愿，似有曾祖父左麒当年敲“登闻鼓”之气慨。使刘朝等阉党分子“不得不侧目相视”。

    万历四十八年（1620）春，他奉命巡视京城。目睹豪绅恶吏卖官售爵等罪恶行径，迅速立案查处，一举搜缴出假印七十余颗，伪印文卷一百零九扇，拘捕伪官一百多人。将金鼎臣、缪槚、魏成铨等一批“名为狙吏，实则猴冠”奸佞之徒绳之以法。左光斗在京城铁腕惩治假官，辇下震悚，振风肃纪，使当时吏治为之一清。

    明万历末年到天启初，明王朝连续发生了“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在“三案”中，左光斗恪守朝廷法令与封建道德规范，秉礼守义，与杨涟、刘一燝、韩爌、周嘉谟等五位顾命大臣及一批正直朝臣力挽狂谰，先后将万历皇帝的郑贵妃和泰昌皇帝的李选侍分别力促“移宫”，迁往安置年老宫女的哕鸾宫。一月之内，使两次皇权更替得以顺利交接。

    左氏家训第五条“教子孙”中曰：“当子弟幼时，必须教之孝悌忠信，教之谦和退让，教之廉俭谨慎。”左光斗时刻践行此家训。“疲驴冲道路，破帽出都门。”此句诗是左光斗在罢官回乡路途所作的《遭珰祸道中感怀》中。他在给父亲左出颖的信中写道：“权奸乱政，男与大洪（杨涟）少宰共削籍矣。一腔热血，以此报君，即以此报亲，男时刻以忠孝自励矣。”

     左光斗当年屯田任职今河北天津一带，督导军民，兴修水利设施，改地为田，插秧种稻，昔日北方一片凄凉的荒野变成了米粮仓。同朝为官邹元标路过京畿地区，惊叹道：“三十年前，京都不知稻草为何物？今遍地耶，左公力也。”左光斗在《恳乞天恩放还疏》中说，自己在任钦差直隶印马屯监察御史时，亲巡陇亩，躬自力行，三年时间，心血耗尽，积劳成疾，出现了“近腹胫大如腰，腹削如臂，耳听无为，有目视一为三”。当年父亲已80岁、母亲76岁了，父母双亲身体也有病。奏疏中说：“臣无此身，何以报臣亲？臣无亲所生之身，何以报陛下？”左光斗一月之内连续四封奏疏，都被天启皇帝签批为相差无几的圣意：“左光斗向来忠直，朕所鉴知，不必控陈，着照旧供职”。一方面充分肯定他一贯对朝政忠心刚直，对工作勤恳为民；另一方面打消他借父母病况及自己身心疲惫想回老家尽孝而辞官的念头。尽管如此，但左光斗仍然在《圣恩逾厚，臣命愈薄疏》中谦虚道：“自惟生平痴愚有之，何敢言忠？狂率有之，何敢言直？”

    左光斗为官十八年，为了“利民”“裕民”，而“一意约己”，任劳任怨，清直有声，两袖清风，不置家产，一尘不染。被魏忠贤矫旨罢官回到老家时，行李萧然，囊空如洗。76岁母亲在邻居家借十两银付给马车夫。即使左光斗、杨涟等“六君子”被酷刑致死后，仍株连族人姻亲，追比坐赃两万。阉党魏忠贤或许受王阳明心学“致良知”的影响，在得知左氏族人将左光斗田宅买尽，还难以筹足坐赃款时，亦发恻隐之心。曰：“吾固知左某做官清也。”左光斗在《别双亲赴诏狱》诗中，仍不忘告诫子女：“再别不能去，中堂有老亲；著书成令子，传世学忠臣。”

    左光斗家训家规在其后辈中传承。他有四子分别名：国柱、国棅、国林、国材。寓意他们未来“国之栋梁”。不仅如此，即使在故乡上槛车时不忘家训传承，叮嘱四个儿子要“正直忠厚”，其字分别定为：子正、子直、子忠、子厚。长子左国柱，官浙江武康县知县，甲申（1644）挂冠归隐，与诸弟皆以学行著称，号称“龙眠四杰”。次子左国棅，性孝友善，族人称善。三子左国林，后升任直隶河间府同知，居官清慎，立品端方。四子左国材，任山西潞安府知府，弱冠主盟文坛。曾孙左文高，因革陋规、擒巨盗等政绩，被清雍正皇帝召见养心殿，赐香貂墨刻等物。

    明末户部尚书、翰林院侍读学士、诗人倪元璐在《谥忠毅左公行状》中盛赞其：“尝严治其家，而孝于其亲。”明礼部尚书、翰林院编修、书画家董其昌在《谥忠毅左公传》中也高度评价左光斗治家有方及气节精神长存：“公肩前挈后，笔耕代养，兼以资诸兄弟。”“虽易名有待而正气如生，公不死矣。”

    左光斗的言传身教及气节精神渗透到其后学门生。在京畿视学时，通过“雪夜解貂”发现其“国家柱石”后学史可法。除资助他读书外，还捐资让他赡养其在家的母亲。有时与他通宵达旦，讨论国家大事，教他做人道理。门生史可法为官清廉、勤政爱民。1638年，六安发生蝗灾瘟疫，他设粥厂九处，赈济灾民。并上书朝廷，求免田赋。1645年，任南京兵部尚书，督师扬州，从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扬州保卫战，后与其将士壮烈殉城。史可法对恩师左光斗的学识、品格、气节、博大胸襟和谆谆教诲由衷地敬佩，刻骨铭心。他常对人流涕述自己赴狱中探视受尽各种酷刑折磨后的恩师情景，并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此事被桐城派文化大师方苞记述在《左忠毅公逸事》一文中。至今中学课本仍在传颂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