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辗转三地留足痕

　　正式到河南任省委书记是在1930年3月。之后又去了天津、大连。这三个地方童长荣任职的时间分别是八个月、四个月、九个月，而八个月之中，还有两个月是在牢狱中度过的。

　　到河南，正是左倾路线在党内执行时期。对各级党组织的要求是努力促进革命新高潮的到来。童长荣积极恢复党组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我党的战斗力得到提高。但因为按上面要求，不切实际地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组织全省暴动，过早地暴露了革命的力量，给革命带来损失。在这期间，童长荣与他的搭档，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陈原道等人发生了思想分歧。

　　关于陈原道，这里多说几句：他与童长荣是老乡，安徽巢湖人。他曾留学苏联，是莫斯科中山大学高材生，在同学中威望很高。我们只要看看这些名字就知道他可能具有的水平：国共两党的精英，为后人熟知的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蒋经国、王明以及由法国留学转来的邓小平，都是他同期的同学；他几次被军阀逮捕，在监狱中坚持领导斗争。同样是铮铮铁骨，耿耿丹心的老一辈。1932年底在南京雨花台牺牲。今天我们若去雨花台纪念馆参观，可以看到关于陈的专题介绍。

　　陈原道回国后先任江苏省委秘书长，后与童长荣同到河南任职。陈是不赞同这样冒险的不切实际的做法，并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信坦陈自己的看法。但童认为中央的政策必须执行，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党内的路线斗争竟在两位老乡之间展开了。结果是陈受到党中央处分，而童领导的河南暴动失败了，他在郑州被抓进了监狱。当时主政河南的人是冯玉祥。童长荣的军委书记、一位叫邹均的陕西人，通过老乡请托冯玉祥身边的邓宝珊将军(著名爱国将领)，将他营救出来，此时，病魔已悄悄潜入他年轻的身体了。

　　下一步怎么走？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可选择的路：回老家看望寡母，与订婚已八年的未婚妻完婚，同时养好病，继续革命，这是一条无可厚非的选择；到中央去，要求留在上海做文化工作，上海的医疗条件好，对身体有利，他又有文化修养，文化界熟人多，工作驾轻就熟，这也是一条可行的选择；听从组织派遣，再一次到地方上，开展前途难以预料的秘密工作，这是第三条也是最危险的选择。他义无反顾选择了第三条。

　　这次他的目的地是天津。天津工作的时间最短，或许也是因历史资料缺失，许多党史人物介绍中直接跳过了，用“童长荣出狱不久，来到大连”等一笔带过。其实，从近几年才披露的材料看，他刚刚出狱，就到了天津。《中共天津历史大事记》记载，1930年11月1日，童长荣调往天津；7日，进入天津市委工作；12月5日，童长荣接任天津市委书记；12月21日，童长荣为(中央取消北方局后成立的)河北省省委委员。这期间，有三件事可以了解童长荣的工作梗概：一是在有关安子文(老一辈革命家，文革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革命经历中反映出来的一段故事。大约10月底11月初，刚到北方局任交通科(大约相当于负责党的地下交通线联络任务----笔者)科长的安子文接受上级指令，除掉一位危害极大的叛徒，去联络天津市委书记童长荣。安与童两人商定计策，由童领导下的武装组织，将叛徒处死；二是11月底和12月初，童长荣在党刊《北方红旗》上连发两篇关于天津纱厂工人斗争情况的调研文章，说明他根本没闲着，一到天津，就扎到群众堆里，这是他一贯保持的特色；第三件事，是他经历了一场复杂的路线斗争。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纠正了左倾盲动的立三路线，却又以更左的王明路线代之，党内的思想确实比较混乱，年青的中国共产党，正在探索中前进。有人就利用批评立三路线之机，打算另立一个中央，走另一条路。时任河北青年团省委书记的曹策，成立临时天津市委、要求改组河北省委(当时河北省委是领导天津等北方一片几个省市的)并宣布停止童长荣市委书记、省委委员资格。中央紧急派调查组处理，这个调查组组长恰好又是童长荣的老同事、安徽老乡陈原道。因立三路线受到批判，王明路线执政，陈原道身上背着的处分也已取消了，这次他是以中央名义来解决问题的。这一对老乡曾一度争论，又两番聚首，为着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共谋大局！2月3日，童长荣向中央作了《关于河北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与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报告》。虽然暂时没有找到更详细的资料，但起码说明，童长荣经受了这场斗争的考验，没有站在另立中央一边，表明了他坚持党内团结的党性原则！

　　之后，童长荣被调到大连，任特委书记。到大连前，童长荣的肺病已相当严重，那个时代人们对肺病的认识，相当于癌症，是谈病色变的。大家劝他先治病再去，但他不顾个人身体，迅速赶往大连。为便于活动，他化名张树华。到工人中间去，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组织工人运动。同时大连特委还有警惕日本在大连搞阴谋活动动向的任务。

　　无论是河南、天津还是大连，包括后来在东满，童长荣都有一个特点，即每到一地，他总是首先深入群众之中，熟悉社会情况，了解群众困难，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殚精竭虑，完成党的各项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年轻的共产党那时正犯着“左倾”错误，冒险、盲动左右着中央到地方政策。一会是李立三的“饮马长江，会师武汉”，一会是王明的“武装保卫苏联”。童长荣是一位执掌地方大权的要员，党性原则使他不可能不受左倾影响,包括他后来到东满。然而瑕不掩玉，这位年轻的真理追求者，时代先觉者，所作的一切，都不是为自己为个人，而是有一个坚定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追求国家与民族的解放。他是一位自觉的而不是自发的革命者，他深信“劳农的反抗”是“压不下去的”，这个社会“已走到‘大劫’的关头，但也是黑暗和光明的天晓”。这是他在日本时写给母亲的家书中吐露出来的心声。在光明与黑暗的决战中，童长荣做好了一切准备。年轻的生命中蕴藏着的那种坚定执着、一往无前的信念，那种肝脑涂地、在所不惜的忠贞，那种蓄势待发、热血喷张的激情，那种跃马扬戈、驰骋疆场的渴望，任谁也是不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那是我们中华民族骨子里传承下来的优秀基因，是民族精英们共同的精神品格、思想节操。没有这种基因，就没有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奋斗与抗争；没有这种精神品格，思想节操，就没有我们今天独立和富强的日子。当旧时代变革，新时代来临之际，成千上万的先行者从来就是迎着刀光剑影而上，前仆后继，在所不惜！将血肉之躯当成铺路的泥土、把铮铮铁骨化成奠基的砖石！我们送给他们的唯有深深地敬仰与真切地怀念！(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