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长荣(1907一1934)字斓华，又名张长荣。安徽湖东(今枞阳县)人。

　　6岁读私塾,1917年入小学。1921年,考入安庆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公费到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帝国大学预科第一高等学校。1925年转入东京帝国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担任中共日本特别支部领导工作,领导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领导留日中国学生和旅日华侨进行大规模的反日爱国斗争,被日本当局逮捕,遭受严刑拷打。不久,被驱逐回国。同年秋,在上海从事反帝爱国运动,组织“反帝大同盟”。曾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和区委书记等职。1930年,调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31年3月,调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同年11月,调东满地区,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和朝鲜革命者一起,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1934年3月21日,在汪清与日本侵略军遭遇。突围中,因疾病未愈,由坚决不肯先行离去的朝鲜族姑娘崔今淑背着,在雪夜中艰难前进。终因行动困难、弹尽力竭，与崔今淑一同壮烈牺牲。时年27岁。

　　早年

　　 童长荣，字斓华，又名张长荣，1907年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今枞阳县)枞阳镇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幼年丧父，孤儿寡母，终年相依为命。1913年，母亲送长荣到一家私塾读书，后转入小学继续攻读。1921年长荣考入了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期间，他参加了学运斗争，被推举为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成员，不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他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加入革命

　　1921年6月2日，长荣同志参加了安庆学生进行的推翻省议会和驱逐省长李兆珍的斗争。1922年，他参加了安庆数千名青年学生反对军阀统治的示威大游行；1923年春，他和王步文等同志发起了组织安庆教职员的“索薪运动”，迫使反动当局发还薪金；同年10月10日，他在安庆又参加并领导了反对省议员的“贿选运动”，给反动势力以应有打击。安庆的学运斗争不断发展，声势日趋浩大，反动当局封闭了“学联”，并对长荣等30余名青年学生进行了通缉，长荣同志只好中断学习，被迫离开安庆，转移到上海。1924年，长荣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5月，他响应党的号召，回安庆领导学生举行了罢课示威，积极地声援了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1925年下半年，长荣同志考取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公费留学日本，不久转入东京帝国大学，并与东京的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25年冬以后，隐藏在旅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的“西山会议派”的汤志先、王先强等国民党反动分子，公开喧称反苏、反共的反动主张，长荣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长荣同志被选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的领导，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东京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团结广大旅日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积极开展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1926年冬，长荣同志发动群众举行了反对戴季陶赴日进行卖国阴谋活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

　　1928年5月，长荣同志又以他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斗争精神，积极地发动和领导了广大旅日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在东京街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侵略军制造的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的反日爱国斗争，随后他被选为“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盟”的理事。日本当局深感不安，采取了法西斯手段把长荣等同志逮捕入狱。经过两个多月的狱中斗争，日本法西斯不得不将长荣等人释放出狱，但日本当局却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把长荣同志驱逐出境。

　　鼎盛时期

　　1928年秋，长荣同志回到祖国上海，按照党的指示精神，在上海组织了“反帝大同盟”；受党指派，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等职。1930年去河南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他积极配合全党工作，为挽救革命危机，促进革命高潮，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1931年3月，长荣同志调到东北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领导大连地区的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日斗争。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派长荣同志担任东满特委书记。1932年春，长荣同志领导了大规模的春荒斗争，以摧枯拉朽之势蔓延至东满全区，捣毁了日本走狗机关“朝鲜人民会”，打击了日寇的侵略势力，鼓舞了人民的斗争勇气，整编了一些溃散的旧军队和群众性的抗日武装队伍，加强了抗日武装力量。

　　1932年冬至1933年春，长荣同志和东满特委的其他负责人领导游击区的广大军民，与日军周旋于深山密林之中，作战60多次，歼敌数百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展开了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殊死苦斗。

　　1933年冬，东满地区反日游击队发展为5个游击队，建立了12个比较固定的游击根据地。东满地区的这支游击队成为东满人民团结抗日的核心力量。1933底，东满地区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从此，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壮烈牺牲

　　1933年冬至1934年春，日军向我抗日游击区发动了更加疯狂、残酷的“大讨伐”。1934年3月21日，敌人拉网搜山，在汪清与日本侵略军遭遇。突围中,因疾病未愈,由坚决不肯先行离去的朝鲜族姑娘崔今淑背着,在雪夜中艰难前进。终因行动困难、弹尽力竭，与崔今淑一同壮烈牺牲。时年27岁。

　　枞阳抗日英烈童长荣之女将参加天安门阅兵式

　　 童长荣，安徽省枞阳县人。27岁那年，他倒在与日军激战的战场上。岁月荏苒，如今他的养女童承英都已78岁。在童承英心中，这位从未谋面的父亲，承载了全家人太多的思念和守候。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童承英受邀将作为英烈子女代表参加天安门阅兵式。昨日，来到枞阳县枞阳镇，还原英雄背后的故事。

　　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

　　童承英看起来精神矍铄，思维也挺流畅。提及父亲童长荣，老人记忆的闸门一下子就打开了。“我听母亲说，父亲很年轻的时候就干革命了，后来还去了日本留学，不过此后再也没有回来。”她说，童长荣自幼丧父，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家境贫寒，但读书非常好。

　　童长荣出生于1907年，1925年公费留学日本，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日本特别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1928年5月，因参与组织“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大同盟”，被日本当局逮捕并驱逐出境。“他在日本被逮捕后，还被关进了水牢，受到了折磨。”童承英的女儿郑卫芳说。

　　回国后，童长荣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参与“左联”的发起筹备工作，此后先后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共大连市市委书记，1931年11月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创建了抗日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从1932年冬至1933年春，他和其他负责人领导游击区军民，与日军作战60多次，歼敌数百人。 1934年3月21日，身患重病的童长荣和部队在吉林省汪清县十里坪庙沟一带，被日军包围，他命令大家立即突围，他来做掩护，后壮烈牺牲。

　　还没结婚就离开家乡

　　童承英说的最多的，还是母亲何佛清。“我和母亲并没有血缘关系，我自幼亲生父母双亡，后来跟着亲戚生活。母亲在1945年收养了我，当时我8岁。关于父亲的很多事，都是后来听母亲说的。”

　　何佛清的家境比较富裕，还是家中最小的闺女，备受父母疼爱，她不仅长得俊俏，还读过私塾。何佛清之所以跟童长荣结亲，最初跟她的姐夫有关。何佛清的姐夫，正是童长荣的老师。童长荣非常聪明，书读得又好，一直深为老师欣赏。于是，在老师的撮合下，两家人就结了亲。

　　不过，在那个年代，即使结了亲，男女双方也不能随便见面。“后来发生了一起翻船事件，他们两人正好都去看，结果碰到了一起，看到对方后，俩人都挺高兴。”

　　童长荣思想比较开明，凭着老师的关系，他大大方方去了何家几次，“每次母亲都是老远地偷偷地看几眼，父亲离开时，她也不好意思说话，只是默默在后面相送。”

　　1925年，童长荣告别家人，远渡日本，而何佛清就在家里等待未婚夫回来和她结婚。

　　贤惠未婚妻替他尽孝

　　可是，一年又一年，童长荣都没回来，但何佛清心意不改。“父亲离开家后，他的老母亲独自在家生活，日子过得特别艰难。母亲看到后，就主动嫁到童家，代替父亲照顾老人……其实严格来说，那不能叫做‘嫁’。”童承英说，由于父亲不在家，无人娶亲，母亲没能套上大红的嫁衣，穿着很普通的衣服就来到了那个穷家。

　　童承英至今还记得8岁时在童家看到的场景，屋子是由茅草和泥巴建成的，家里啥值钱的都没有，“我们一天只能吃两顿饭，稀的多，稠的少，比我以前过的日子还穷些。奶奶想儿子想得都生病了，躺在床上，提起儿子经常掉眼泪。”童承英说，其实童长荣曾经给家写过信，只是信封上没写自己的地址，“他在信中对自己的母亲说，‘要是想我了，你就骂骂我吧。’”

　　直到1948年老太太去世，童长荣也没能回来。她还不知道，盼了多年的儿子早在十多年前就离开了人世。

　　解放后才知道他牺牲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但这举国欢庆的时刻，何佛清和家人却很焦灼：“共产党的队伍胜利了，他就是共产党员，怎么还不回来？”童承英说，父亲以前的同学帮忙寻找，还登了报，“再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早就牺牲了。”童承英说，得知父亲的死讯时，母亲很伤心，跑到奶奶的坟前大哭了一场。

　　1987年，何佛清离开了人世。 2011年，汪清县在东光镇庙沟村大北沟，修建了童长荣烈士陵园，童承英终于有了机会祭拜父亲。站在首次“见面”的父亲面前，她想起了望眼欲穿的母亲和奶奶，一时间百感交集，对父亲说了很多话，告诉他家里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2014年，在民政部公布的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中，童长荣的名字被录入其中。

　　英雄故事仍激励后人

　　童承英是代表吉林省参加天安门阅兵式，“但童长荣烈士和他女儿都是安徽人，而且童承英老人目前住在安徽，所以相关程序都由我们来办理，如体检、材料上报、护送等。预计在8月20日，她将和蔡炳炎之子蔡浙生老人一起，在民政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启程前往北京。”

　　提及参加阅兵式，童承英特别期待，连说高兴。童承英如今仍住在老屋里，客厅墙上挂着何佛清的照片，照片旁，醒目地贴着童长荣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童承英有四个孩子，如今孩子们过得都不错，对她也很孝顺，让她去新房子住，但老人却不愿意，对她来说，这里有关于父亲、母亲和奶奶的记忆。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奶奶(何佛清)却待我们如亲生，我们四个都是她带大的，她经常跟我们说爷爷(童长荣)的故事，教育我们，要好好做人，要有文化素质，要自立自强。”郑卫芳告诉记者，虽然如今家中成员已分布四方，“但每到过年，我们都会回来在老屋重聚，“这里就是我们的根。”老屋的墙上，挂着童承英母亲的照片和父亲的烈士证书。

　　揭秘童长荣不为人知的往事

　　他是我党进步组织“左翼联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是与杨靖宇、赵尚志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东北抗联”领导齐名的抗日英烈；他是我党抗战史上最早牺牲的党内高级干部；中共八一宣言中称赞他与方志敏等11位同志为“为抗日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在去年民政部公布的首批300名抗日英烈名录中，他位列第八位……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位皖籍英雄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被大多数人所遗忘。家住合肥的盛季兰老人经过多年的寻访，终于为我们揭开抗日英烈童长荣的英勇故事。

　　第一位因抗日牺牲的我党高级将领

　　说起“左联”，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共产党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旨在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的文学组织，也知道她的旗帜人物是鲁迅等大家，但你知道其中的一位真正发起人是谁么？说起上世纪30年代的“东北抗联”，不少人也都熟悉当时的领导人赵尚志、杨靖宇的故事，但你知道“东北抗联”早期还有一位和他们齐名的领导人吗……这个人就是我省枞阳籍抗日英雄童长荣。

　　但十年前，我无意中接触到这位皖籍先烈名字时，他仅仅是个符号，连一些有关部门也提供不出更多的详情。上网搜寻，也只有寥寥无几的几篇文字。可见人们对“童长荣”这三个字太陌生了。作为烈士的同乡，我觉得我有义务有责任还原烈士的真面目与世人。于是，从2005年开始，我一点一点搜集烈士的相关资料。通过这几年不懈的努力，手头掌握的资料越来越多，对烈士短暂一生的足迹也理顺了。特别是2014年6月，我到吉林省延边自治州汪清县——烈士战斗和牺牲的地方，当年的东满一带，专程走访并拜祭了童长荣烈士陵园。

　　当地人民对先烈的缅怀、纪念，真的令人动容。省地县各级党史工作者，早就开始了对当地历史的调查，寻找当年的知情人，详细了解、形成文字；在革命时期留下的各种档案里找寻蛛丝马迹。我们接触到一位名叫金春燮的朝鲜族老人，他原是汪清县领导，退休后一直致力于对先烈事迹的搜集整理工作，自费跑遍延边各地，联系一些先烈的亲属、后代；确认并建造数十处革命遗址并树碑立传。正因为有这些人矢志不渝的努力，才为我们还原了一位有血有肉的先驱形象——

　　童长荣，安徽枞阳人，1907年11月生。1921年就读于省立师范(现安庆一中前身)时接触革命，后与王步文等成为安徽学运领导；1925年又与王步文等一道东渡日本留学，同年入党，后成为中共东京特支负责人；1928年回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任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书记，参与筹备左联；后转战至河南、天津、大连任省(市)委书记； 1931年9.18事变后，与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第一批被中共派往东北，组织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童长荣来到抗日前沿阵地东满(包括今天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带)，任东满特委书记。东满地处中、苏、朝三国交界处，社会情况复杂，日本人的势力早已渗透。童长荣入党时间最早，学历最高，又是一位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既有文韬亦有武略。他是东满抗战的主心骨。1934年，日寇疯狂大扫荡，妄图围剿抗日武装。3月21日，童长荣在带领特委机关转移时，牺牲在吉林延边汪清县。牺牲时，他的身份是东满特委书记，东满抗日武装的最高领导人，党史军史上称他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创始者。

　　从那些为数不多却很有细节的资料看，童长荣个子不高，长条脸，瘦瘦的，脸色苍白，鼻梁上架副眼镜，很像一位在校大学生，当年才24岁。在“山头”林立、战将如云的东北抗战中，童长荣似乎算不上一员猛将、虎将，但却是一位胸怀开阔、目光高远的儒将；他不一定能弹无虚发，叱咤风云，但他更善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精心布局东满的抗战局势，耐心引导东满军民对抗日形势的了解，对革命前途的认识。他总是把眼前的工作同革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让人想着未来。他教身边一位文化不高的同志学习，说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们都是国家主人，还要治理国家呢！他领导的东满根据地，人民政权发展得红红火火；男女老幼积极性高涨。游击队成立初期，缺少武器，群众纷纷出钱出力，献计献策。有的人从家里拿来大刀、猎枪，有的人带路去找东北军溃退时偷埋下的枪械，还有几位妇女，居然把伪军的枪偷了过来。

　　通过寻访，我还知道日后名扬全球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当年曾是童长荣麾下安图县的游击队队长，他在回忆录中就生动地介绍了“牛皮步枪”(用吃剩的牛皮迷惑敌人以夺取步枪)和延吉炸弹的来历。东满游击队很快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童长荣和杨靖宇、赵尚志等一批抗联初期的武装领导人，都是带着明确坚定的奋斗目标抗日的。很快，日本关东军就敏感地意识到：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是“满洲之癌”，比其他的抗日队伍更危险、更可怕，必须集中力量，全力消灭。

　　“左联”发起人的“文韬”对敌斗争

　　其实，童长荣在被我党派往东北抗日之前，还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对我党十分有影响的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左联”的实际发起人之一。

　　原来，童长荣1928年由日本回上海后，先后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长、区委书记。上海是当时党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市内各区党的重要领导人都是由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优秀干部担任，如陈潭秋、刘少奇等，年仅21岁的童长荣担任区委书记，足见中央对他的信任。当时党的六大刚开过不久，上海正忙于贯彻六大精神。先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赴莫斯科出席六大途经哈尔滨时，曾在鲁迅给任国桢的一封信中得知上海的创造社、太阳社等左翼文学团体曾有人攻击鲁迅，影响了左翼文学运动的团结。周恩来返沪后中央便决定加强对上海文艺工作的领导。

　　根据中央的指示，童长荣积极奔走于各高等学校和文学团体之间，说服党内外左翼文艺工作者停止与鲁迅的论战。童长荣理论水平很高，组织能力也很强，又有很好的文学修养，经常以笔名在太阳社的刊物上发表散文、短篇小说和诗歌等作品，是创造社的骨干成员之一，在上海文学界很受进步人士的拥护，因此他的说服工作很见效力。在弥合了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关系的基础上，他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努力筹建左翼作家联盟，是左联实际上的发起人之一。左联成立前的联系协调、起草纲领、拟定发起人名单等具体工作他都出力甚多，只因党的秘密工作需要，童长荣不能被列入左联发起人名单。为此，周恩来又把夏衍从中共闸北街道支部调出专门从事左联筹建事务，并与鲁迅等一起名列左联发起人和第一届执行委员之中，而童长荣则在左联成立后不久，被派往河南组织暴动去了。

　　而童长荣在宣传上的特长使得他在对敌斗争上的“文韬”更值得一提，甚至可以说是首开先河。他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社会情况了解；他更是个共产党员，对世界动荡的大局也了解。他告诉东满的同志：中日人民友好交往已有几千年历史，我们反对的只是日本的军阀；日本也有劳苦大众，日本民众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我们要携起手来，共同制止这场战争。他派人打探日军的情况，分析日军士兵来往家书的内容，从中看出士兵们的反战情绪，思乡之苦；他还和社会上一些反战的日本人交朋友，这些人常常替游击队送情报、筹粮、捐款、夹带传单；还有人直接找到游击队，要求参加反日会。童长荣还亲自有针对性地用日文写《告日本士兵书》、编各种小册子、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写出许多打动人心的传单，散发到公路边、战场上，或叫人偷偷带到日伪军内部。

　　东满游击队除了武装消灭敌人外，还按照童长荣的这些指示瓦解敌人内部，动摇军心，并取得明显效果。解放后曾入选教科书的有关日本共产党员、辎重队司机伊田助男，战场上赠送一汽车弹药，然后留下纸条饮弹自杀的故事，就是发生在1933年3月底，童长荣指挥的一场与日寇进行三昼夜激战后。那场战斗，还使日军有少将军衔的指挥官龟冈村一气急败坏，一连杀了二十多名偷藏传单的士兵，自己也因重伤不治而亡。1934年初，也是一场日寇讨伐战结束后，游击队在冰封的河边，发现两枚野炮弹下压着一封信，写道：“……我们要回国了。这两颗炮弹里各装三百发子弹，你们用它反对日本军阀吧！”落款署着十二个本士兵的名字。童长荣的博大胸怀，他的远见卓识，使东满军民的抗日增添了一门必备的有效“武器”。

　　而在寻访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童长荣的执着顽强、勇于献身。他多年肺病缠身，几次大口吐血；多次身受枪伤，伤口流血红肿，但他没有丝毫退缩，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和战士们一道经受着冰雪严寒、缺枪少弹、缺衣断粮的极端环境，对敌人进行艰苦决绝的反击战。他牺牲时，整个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战士们面对烈士遗体，泪流满面，痛心地说：长荣同志，你走得太早了！

　　未婚妻执着的守望

　　为更进一步了解烈士的成长轨迹，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我们寻访到了童长荣的亲属——他的外孙郑卫胜先生。但郑先生的一句话让我们唏嘘不已，“我其实与童长荣烈士并无一点血缘关系。”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郑卫胜的外婆叫何坤芝，一个如灵芝般轻灵美好的女子，出家后改名何佛清。十八岁与童长荣订婚，三年后童长荣到日本，临别时留下话：三年后回来娶你！谁知，这一等就是一生，从此一去无回。在童家大家族分家、寡母无人奉养时，二十出头的大姑娘自嫁入门，从此挑起了生活重担，侍奉老母，挣钱养家，成了烈士母亲唯一的精神支柱和生活依靠。她受尽了千般委屈，吃尽万般辛苦，却始终无怨无悔，为童长荣烈士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长江北岸这个破败的小镇，在这个缺少男人的家里，两个女人日夜倚门盼望。从憧憬、挂念，到担心、埋怨，直至心碎失望。其中的孤寂与凄凉，辛酸与绝望谁人能知？

　　而在这些年中，何坤芝曾两次出家，其中一次是被童长荣母亲“逼”的。

　　从1925年离家去日本，童长荣一直杳无音信。有一天老人对何坤芝说：孩子，你走吧！嫁人去！何坤芝说：妈，您糊涂了？我是您儿媳妇！“我儿不回了，他没那个福分。我不能耽误你，会遭人骂的。”老人一次又一次“撵”何坤芝走，她一次又一次求情。终于，她思考再三，离开了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到一个无人认识之处，与青灯古佛做伴，靠打斋化缘、靠倒腾点小买卖求生，一点一滴地积攒着每一张角票，每一文铜钱；还经常偷偷溜回家，在窗台上留下点什么。

　　又过了几个三年，童长荣母亲思儿心切，哭瞎双眼，佝偻身子，摸索独行，如同一段枯木，随时可能倒地。何坤芝再也忍不住了，一头扎进家门，抱着老人，娘俩相拥而泣。何坤芝说，我就是您的儿，我给您养老！

　　何坤芝没有食言！几个月后，老太太油枯灯灭，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全然不知她的亲儿早她十四年就已经长眠在冰天雪地深山密林之中，为信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何坤芝含悲忍泪，以孝子的身份，风风光光地将老人家送上了山。周围十里八乡的人都赶来，帮忙的、慰问的，谁都不免肃然起敬，唏嘘感慨，啧啧赞叹一番……

　　此后，何坤芝成了茅屋的唯一主人，她坚守着，等待着。等着童长荣回来，她先要代老娘好好打他一顿，问他为什么扔下老娘几十年不闻不问；她还要代老娘好好疼他爱他，让他漂泊几十年的身心得到安抚。她考虑自己年龄大了，将来的家不能缺孩子，便抱养了姐姐的幼子，又领养了从小没娘在自己眼前长大的一个小女孩(也就是郑卫胜的妈妈)，想为童长荣营造了一个完整的家。

　　但何坤芝一直没有等回童长荣。直到解放后两年，一张烈士证明书击碎了她仅存的最后一丝希望，她再一次遁入空门……不过，国家没有忘记烈士，也肯定了何坤芝的身份。她最后的三十多年是在儿孙绕膝中安然度过的。1987年，83岁的何坤芝离世前，嘱咐身边的养女：“将来一定代我去看看你的父亲！”

　　这也就不难理解，在我寻访烈士的过程中，有资料表明，长荣对家乡对亲人一直有着深深的眷恋。他走南闯北多年，但乡音难改。安徽口音使他在给群众干部做报告时常常带个“翻译”；偶尔他也和同志谈起家乡，谈起家中的老娘，也是充满相思之情。原来，在他的身上演绎着这样一个传奇的故事……

　　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受东北有关部门邀请，童长荣的养女童承英带着郑卫胜姐弟俩千里迢迢到东北吉林省汪清县童长荣烈士陵园，拜祭了他们从未谋面的父亲和外公。今年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四月下旬，我陪汪清县的一个专门小组，沿着童长荣烈士青少年时期的轨迹，到我省枞阳、安庆、合肥及上海、天津等地，进一步核实补充资料，准备一起拍摄一部童长荣专题片、写一本介绍他光辉一生的书。

稿件来源： 枞阳在线

编辑： 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