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泽民

　　我总是想起故乡的那座山。山并不巍峨，垂直高度也就一千米的样子，很不起眼，就连名字也显得土气：大凹。

　　虽然土气，但我还是喜欢。我在山里出生，在山里成长，山是我童年温暖的陪伴。小山村人多地少，生产队分的口粮不够吃，常常闹春荒。发霉的芋渣粑，枯柴般的山芋藤，粗糠似的小麦麸，都成了充饥的食材，吃得我们龇牙咧嘴，却又面黄肌瘦。肌肠辘辘的我们，便将目光瞄向山野。春季里天刚亮，我和小伙伴们赶着耕牛上山放牧。牛儿成群结队在山坡上啃吃青草，我们则在山上刨食。看似贫瘠的大凹，像慈祥的老爷爷，总能变魔术似地亮出自己的慷慨，出其不意地送给我们接二连三的惊喜。那些茅针、茅根、荆棘苗、酸肌杆、覆盆子、野葡萄、野蒜、桑椹，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儿的野果，犒劳了我们的胃；而坡上的蕨苗、坡下的荠菜、马兰头、青蒿，还有雨后的地皮菇，则被一双双小手采了回来，再由一双双大手分拣，清洗，下锅，制成可口的盘中美味。

　　除了春季的美食，大凹还不遗余力地拿出清香的茶叶、甘甜的野柿、粉糯的毛栗，乃至打家具的木材、做饭的柴禾、取暖的木炭，年复一年地奉献给山下的子民。爸爸常常告诉我：大凹就像庄稼人，默默无闻地奉献，从不居功自傲，你们得学着它呢。那时虽不知道居功自傲的含义，但我还是没来由地喜欢它。坡上放牛的间隙，坐在山石上看云听鸟，就像坐在老人的怀里，那种被呵护的感觉，十分惬意。

　　故乡的贫瘠，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帮我选择了逃离。拿到中专录取通知书、背起行囊的那一刻，我松了口气，终于可以从此摆脱农民身份，吃上皇粮，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寒暑假返回故乡，面对依然在土坷垃里刨食的童年伙伴羡慕的目光，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大凹，拜拜啦。

　　那年清明节，我返回故乡。和往常一样，乘坐去江南的长途客车，途中转乘马自达。让我始料未及的是，下车后竟是一片陌生，全无记忆的影子。询问了路边的几位马自达司机，也弄不清大凹在哪。仅仅十八个月未归，竟然找不到回乡的路，我像一头迷失方向的羔羊，左冲右突，沿着改建一新的县道一路问人，终于遇见一位开拖拉机的同乡，才将我捎带进故乡的怀抱。

　　犹如流浪的游子遇到久别的亲人，看到熟悉的大凹，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丢下行囊，我便和哥哥姐姐提着祭品，爬上大凹，那里安眠着家族的祖先。杂草丛生的坟茔前，我们默哀，磕头；姐姐一边祭拜，一边叙说着先人生前的勤劳、俭朴、淳厚与善良。那一刻，我听得格外仔细，唯恐遗漏了某一细节。站在大凹之巅，望着如先人安睡姿势的山峦，望着山脚下绿树掩映的村庄，望着村庄前一块块盛开紫红色花草的梯田，我的思绪飞得很远很远。

　　那一刻，我已经知道，无论我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有没有记住故乡的模样，故乡都不会嫌弃自己的孩子，一如继往地张开热情的双臂，将我揽入它温暖的怀抱。

　　原以为将自己连根拔起，树一样移栽到灯火璀璨的都市，就可以脱去乡土的俗气，“挥一挥衣袖，带不走一片云彩”，然而，在浸染了都市的喧嚣纷扰、裹一肩疲惫后蓦然发现，故乡依然不离不弃、如影随形地跟在身后；故乡的那座山，时不时走进我的梦里，执拗地与我对视，长久地对视。

　　我知道，无论我走得多远，都走不出那座山的视线了。

　　人过中年，在都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穿行得太久，忽然就喜欢上了登山，喜欢和山在一起。每次回到故乡，我总要到山上去看看。独自坐在山石上，静静地看着眼前波浪起伏的重峦叠嶂，犹如翻阅一部厚重的家书。家书耐读，读它千遍也不厌倦。每一次静坐，我都能读出它的沉稳、低调、谦逊和宽容，也能读出它的虚怀若谷、淡泊宁静、宠辱不惊；每一次阅读，目光都会与它交流几十个回合，而每一个回合的交流，都让我获得一次精神的洗礼和心灵的撼动。

　　终于明白，那座如书的大凹，其实是生命的一个隐喻，它将伴随我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