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兴初年，陶侃进号平南将军，加都督交州军事。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起兵反晋。三月，陶侃领江州刺史，但并未直接参加平叛。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哄。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

　　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晋书·明帝纪》)，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陶侃入主荆州，“楚郢士女莫不相庆”(《晋书·陶侃传》)。

　　陶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晋书·陶侃传》)。终日危襟正坐，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处理得滴水不漏，各种文件，全用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接待来访门无停滞。他常对人讲：“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晋书·陶侃传》)。

　　时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晋书·熊远传》)。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晋书·陶侃传》)！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不但对部下如此，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平时有赠送东西的，他必要问明来源，如是力作所得，则欢喜地收下，还要加倍回赠；如是贪污官家所得，则立即退还，而且还要当面批评。一次出游，见有一人拿著一把未熟稻子，陶侃问他：“用此何为？”那人回答说：“行道所见，聊取之耳。”陶侃大怒，说：“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晋书·陶侃传》)！让人抓住他打了一顿鞭子。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艺文类聚》卷五○引王隐《晋书》)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在他治理下，“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晋书·陶侃传》)。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慎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他下令把木屑和竹头都收藏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方便大家进出。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伐蜀造船时，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时刻不忘为公事著想，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

　　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晋书·陶侃传》)，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晋书·陶侃传》)。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晋书·陶侃传》)。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太宁三年(325年)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在东晋荆、扬的矛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应詹咸和元年(326年)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晋书·应詹传》)。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二年(327年)十二月，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自恃参与平定王敦之乱有功，且握有强兵，日益骄横，屡抗朝命。晋咸和二年(327年)十月，晋执朝政的中书令庾亮不从朝官劝阻，以历阳内史苏峻终为祸乱为由，奏请晋成帝诏令苏峻入朝，欲夺其兵权。苏峻闻讯，不赴命，同时派参军徐会往寿春(今安徽寿县)约豫州刺史祖约以讨庾亮为名，兴兵反晋。十一月，祖约派部将祖涣、许柳率兵同苏峻汇合。十二月，苏峻部将韩晃、张健攻克姑熟(今安徽当涂)，劫掠晋廷盐米。彭城王司马雄、章武王司马休反叛晋廷，投奔苏峻。京师建康(今南京)戒严。晋成帝以护军将军庾亮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左卫将军赵胤为冠军将军、历阳太守，命左将军司马流率兵于慈湖(今安徽马鞍山市东北，长江南岸)阻据苏峻。

　　咸和三年正月，两军战于慈湖，晋军失利，司马流战死，叛军攻陷慈湖。苏峻亲率兵2万自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渡口)渡江，与晋廷军战于牛渚山(今安徽采石)东北之陵口，晋军屡败。二月，苏峻攻至覆舟山(今南京玄武湖南)，逼近建康(今南京)。京师大乱。负责守卫朱雀航陵以东的尚书令卞壶统率诸军同苏峻军苦战，战败而死。防卫建康其他诸门的晋军也不敌苏峻军，纷纷溃败。庾亮逃奔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南)。苏峻兵入建康台城(皇宫所在地)，纵兵烧杀抢掠，驱役百官，改官树党，自称骠骑将军、录尚书事，控制朝政。并遣部将韩晃、管商、张健等分别攻下吴郡及义兴、晋陵等地(皆在建康东南)。三月，苏峻南屯于湖(今安徽当涂境)。

　　四月，镇守寻阳的江州刺史温峤与庚亮共推陶侃为盟主，移檄四方，共讨苏峻。车骑大将军郗誉也于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发兵增援。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后庾亮修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晋书·陶侃传》)。温峤屡说而不允。温峤坚持请求他回都，重又写信给他用他的儿子被杀一事来激怒他，他的妻子龚氏也劝他去，于是陶侃换上军装登上舟船，昼夜兼程向前进发。

　　荆州军至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高名，为名士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资治通鉴》·卷第九十四)！

　　五月，陶侃、温峤联兵4万，直指建康。苏峻闻西线兵势强盛，自料难以在姑孰一带拦击，遂自姑孰还据石头城(今南京城西)，分兵抵御陶侃等。六月，陶侃诸军进至石头城。诸军想立即决战，而陶侃认为“贼盛，不可争锋，当以岁月智计擒之”(《晋书·陶侃传》)。累战无功，诸将请求在查浦筑垒。监军部将李根建议，请求在白石垒驻军筑垒，陶侃不从，说：“若垒不成，卿当坐之。”李根说：“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极险固，可容数千人，贼来攻不便，灭贼之术也。”陶侃笑著说：“卿良将也”(《晋书·陶侃传》)。于是陶侃命在石头城东北筑白石垒，以防苏峻军冲击，并令郗鉴等还据京口(今江苏镇江)，以分散苏峻兵力。晋军同苏峻军在白石垒发生激战，庾亮激励将士，击退峻军。

　　七月，祖约因抵御后赵军失败，自寿春逃奔历阳。九月，陶侃遣将至句容、湖孰(今皆属江苏)等地烧苏峻军粮，后闻苏峻军急攻京口一带之大业垒，陶侃想派兵去援求，长史殷羡说：“若遣救大业，步战不如峻，则大事去矣。但当急攻石头，峻必救之，而大业自解”(《晋书·陶侃传》)。于是陶侃遂督水军向石头进攻。温峤、庾亮统步军自白石垒南进击。苏峻遣将击败赵胤部，乘势率数骑突阵，遭晋军阻击，回营时，马失前蹄，被陶侃部将彭世等所杀。苏峻死后，其部属推苏逸(苏峻之弟)为主，闭城自守。此时，苏峻军兵势已衰。

　　咸和四年(329年)正月，赵胤派部将征讨占据历阳的祖约，祖约大败，逃奔后赵。二月，各路晋军进攻石头城，苏逸等败死。苏峻之乱被平。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而。’”(《资治通鉴》·卷第九十四)陶侃对庾亮如此宽容，诸将谁不力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食，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人劝解，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资治通鉴》·卷第九十四)，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而升为侍中、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加羽葆鼓吹，封长沙郡公，邑三千户，赐绢八千匹，仍驻荆州。

　　咸和四年(329年)十二月，晋右军将军郭默将入京赴任，向江州(治寻阳)刺史刘胤请求资助，刘胤不与，因而结怨。旋郭默听信谗言，遂率部袭杀刘胤及其部将，诬其谋反，并矫诏宣示内外。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郭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认为其中有诈，于是派遣将军朱夏、陈修带兵据守湓口，陶侃带领大军跟随而进。郭默探知消息立即派人给他送来艺妓奴婢和丝绢百匹，写中诏呈现于陶侃，参佐多谏他说：“默不被诏，岂敢为此事。若进军，宜待诏报。”陶侃厉声说道：：“国家年小，不出胸怀。且刘胤为朝廷所礼，虽方任非才，何缘猥加极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难新除，威网宽简，欲因隙会骋其从横耳”(《晋书·陶侃传》)。于是派人上表征讨郭默。陶侃给王导写信，信中说：“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王导回信说：“默居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潜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陶侃看了回信大笑说道：“是乃遵养时贼也”(《晋书·陶侃传》)。

　　咸和五年(330年)正月，陶侃与庾亮共讨郭默。二月，郭默畏惧陶侃欲退而南据豫章(今南昌)，适值陶侃率兵赶到。郭默只得出战，不利，遂入城固守。三月，庾亮军至湓口(今江西九江西北)，讨郭默诸军齐集。五月，郭默部将宋侯缚郭默父子投降，陶侃斩郭默。

　　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

　　郭默在中原，曾多次与石勒等作战，所以他们特别畏惧郭默的英勇，现在听说陶侃讨伐郭默，兵不血刃而擒之，于是更加害怕陶侃。苏峻的部将冯铁杀陶侃之子然后投奔石勒，石勒收留下他，让他为戍将。陶侃闻知后，立即派人报知了事情原委，石勒便立即派人把冯铁召回斩杀。不久，陶侃奉命都督江州，领刺史，继而又移镇武昌。

　　咸和七年(332年)四月，后赵荆州监军郭敬再次攻克襄阳，七月，向南攻略江西(今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地区)。陶侃派其子平西参军陶斌及南中郎将桓宣乘虚攻克樊城。郭敬闻讯，回兵救援，与桓宣军于涅水(今河南西南白河支流赵河)激战，大败。陶侃又派其侄陶臻、竟陵太守李阳攻取新野(今属河南)。郭敬领兵退回，晋军收复襄阳。

　　战后，陶侃被任为大将军，剑履上殿，入朝不趋。陶侃坚持推辞不受，他上表说：“臣非贪于畴昔，而虚让于今日。事有合于时宜，臣岂敢与陛下有违；理有益于圣世，臣岂与朝廷作异。臣常欲除诸浮长之事，遣诸虚假之用，非独臣身而已。若臣杖国威灵，枭雄斩勒，则又何以加”(《晋书·陶侃传》)！晋廷坚持给他这些特权。

　　六月，陶侃病重，他再一次上表请求退位，说：“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过蒙圣朝历世殊恩、陛下睿鉴，宠灵弥泰。有始必终，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启手启足，当复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余寇不诛，山陵未反，所以愤忾兼怀，不能已已。臣虽不知命，年时已迈，国恩殊特，赐封长沙，陨越之日，当归骨国土。臣父母旧葬，今在寻阳，缘存处亡，无心分违，已勒国臣修迁改之事，刻以来秋，奉迎窀穸，葬事讫，乃告老下籓。不图所患，遂尔绵笃，伏枕感结，情不自胜。臣间者犹为犬马之齿尚可小延，欲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龙，是以遣毌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良图未叙，于此长乖！此方之任，内外之要，愿陛下速选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

　　陛下虽圣姿天纵，英奇日新，方事之殷，当赖群俊。司徒导鉴识经远，光辅三世；司空鉴简素贞正，内外惟允；平西将军亮雅量详明，器用周时，即陛下之周召也。献替畴咨，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赖。谨遣左长史殷羡奉送所假节麾、幢曲盖、侍中貂蝉、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传启戟。仰恋天恩，悲酸感结”(《晋书·陶侃传》)。朝廷批准，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加封督护，统领文武。

　　咸和九年(334年)六月，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晋书·陶侃传》)。第二天(六月乙卯，即公元334年7月30日)，病逝在途中的樊溪。时年七十六。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成帝闻知陶侃病逝的消息，十分悲痛，下诏说：“故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经德蕴哲，谋猷弘远。作籓于外，八州肃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宁。乃者桓文之勋，伯舅是凭。方赖大猷，俾屏予一人。前进位大司马，礼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鸿胪追赠大司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喜兹宠荣”(《晋书·陶侃传》)。并谥桓。

　　点评：陶侃在军中四十一年，“雄毅有权，明悟善决断”(《晋书·陶侃传》)。作为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陶侃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又是江南的少数民族，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著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

　　《晋书·陶侃传》称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但通观东晋一代，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或与中央对抗，或遥制朝权，陶侃也不会例外。况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所以，《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是有根据的。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陶侃自称“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才得以出人头地。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陶侃身任荆州刺史时，温峤仍称之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其次，元帝、明帝两朝荆、扬对峙，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咸和四年(329年)，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便于接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咸和五年，陶侃“尝欲起兵废(王)导”，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因“郗鉴不从乃止”(《晋书·庾亮传》)。这种上、下游间实力的变化，使陶侃虽有“窥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

　　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然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荆州西临成汉，北接后赵。咸和七年(322年)陶侃遣母丘奥经营巴东，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著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晋书·桓宣传》)，因其病重而作罢。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名篇有《逊位表》、《祖国赋》，著有文集二卷行世。著名文学家陶渊明，即陶侃曾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