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顺

    习惯逛书店，无意中淘得一本新版的《戴名世散文选集》，整整花了三天时间，平静、认真、一气呵成地读毕，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虔诚，从来没有过的奢侈。早在山里执教时，从一位弟子手里收藏了一册《戴南山文抄》，石印的线装本，纸张发黄，内收《神钱问对》《游浮山记》等，应该是本地某书香之家的藏书，透着沧桑神秘的气息，一直珍藏在我的书柜里。一直以来，戴名世作为本地的乡贤，在我顶礼膜拜中。记得在中学读书是，有一位嗜书的同窗与我谈及戴名世的奇闻轶事，反复再三。受此影响，戴氏在“桐城文派”大家中是最早进入我视野的一位。

　　作为桐城派初创时期的代表作家，戴名世为振兴古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或身体力行，推动古文创作；或评点古文，授古人之法；或以作序做跋，阐述古文理论；更以交游结盟，造成古文作家。在清代康熙时代的古文作家群体中，作古文最早成就最高者，首推戴名世，实为桐城派初创时代的文章领袖。然而，当我们每每提及桐城文派时，提起的只是“三祖”方、刘、姚，似乎将戴氏逐出于门槛之外。其实，见识完备的读者若稍有比较就不难发现，所谓桐城派文论，实滥觞于戴名世。无论是方苞的义法说，还是刘大櫆的“神气”说，抑或姚鼐的“阳刚阴柔说，都能从戴名世的古文理论中找到基因。方苞与戴名世是表弟兄关系，方比戴年次15岁，从小随之研习古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戴是方的文字之师。常人硬性的将戴名世剔出文派之外，大概是他最终惨死于文祸，他的名字成了灾祸的代名词，后人在阐述桐城派的渊源时，只字不提戴名世，并非数典忘祖，而确实有难言之隐，而在近代，当桐城派被斥为“桐城谬种”，戴名世被视为坚守民族气节的一面旗帜，自然与桐城派分离开来。悲也？幸也？

　　研读戴氏的散文，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其中的“率其自然”、自快其志，这类文字主要见于他的杂文小品中，如《神钱问对》、《盲者说》，读来畅快淋漓，块垒顿消。这是我一贯崇尚的写作态度：你有快(痛)感你就喊。其次，是他清新洒脱的山水游记，在绘景记游中寄寓深意、直抒胸怀。再次，是他的人物传记，笔调生动，在细节、戏剧性场面和典型环境的描写中，绘声绘色、栩栩如生。

　　朱书在《南山集序》中有这样一句话：“(戴名世)其文之足以不朽，则余固知其与霍山同永无疑也。”这里将之比作独立南天的天柱山，评价很高，也很中肯。是的，人生需要一座山，或登巅眺望，或举目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