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等，出生在以《易》学闻名的桐城“桂林方氏”家族，幼秉家传又博采众长，致力于经学、哲学、音韵学、物理学和药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他的《通雅》被梁启超誉为“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的著作”，其哲学思想也被誉为是和王夫之哲学并存的“时代的大旗”。但在清代，方以智的声名并不彰显，其著作、思想传播不广，高志抗节亦不为人所知。直至侯外庐先生于1957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一文，又于《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专设方以智一章，才使学术界对方以智的研究予关注。但自侯先生始，学界的研究，多只集中在其著作《东西均》的哲学思想阐发和《通雅》的训诂学研究上。近几十年来，对方以智的研究逐渐拓展，如余英时先生的《方以智晚节考》，详细考证了方以智晚年活动和其死难的前因后果。任道斌先生编撰了《方以智年谱》，并有《方以智简论》等文。笔者读此二先生之书，收益颇多，亦有疑惑:方以智作为明末清初的遗民，不愿身侍二主，在明政权覆亡后遁入佛门，但其晚年所作所为似乎并不符合一个佛教僧侣超然于“残山剩水”之中的本色，因而本文将从明亡后方以智“逃禅”这一历史事件出发，考察方以智所处的社会背景，从而分析他“逃禅”的实质———以“逃禅”作为其避世的宣言，以僧侣身份履行其儒者的义务。

　　一、方以智“逃禅”的社会背景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王朝鼎革，使得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身系天下的士人们而言，其冲击更为猛烈:士人们既要面对王朝易主、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还要承受“以夷变夏”的民族情感失落，在这样多重的冲击下，士人们认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很多人开始用消极的方式固守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信仰，他们或行为诡异，用狂妄的举动掩饰内心的失落和痛楚，或隐逸山林，不入城、不问事，而方以智选择了避身禅门。他的这种“逃禅”行为并非一时的偶然之举，而是在社会发生剧变之下的必然选择。

　　首先，儒学发展到方以智求学之时，其内在理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讲求“致良知”、“见心明志”的阳明心学开始风行天下。阳明心学不赞成程朱理学从具体事物上求理的路向，认为应从人的内心本身寻求达到良知的道路，从而创立了“心之本体即是性，心即性”的本体论和要求“知行合一”的方法论。这种强调内向自我救赎、自我解放的哲学体系与佛教禅宗的思想有着很多的共通之处。事实上，无论是王阳明本人还是他的后学们都汲取了很多禅宗思想的养分:就心学思想本身而言，王阳明改革的重点在于他的终极本体“心”突破了恒常不变的“天理”，同时破除了“天理”在人们现实生活中表现的“三纲五常”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行为的束缚，并将得“道”的途径引向发掘内心，使得“道”不再显得高深莫测，而成为了一种实在的可能。这种方法被后世学者认为是借鉴了禅宗“由禅入定”，通过冥思达到极乐的参悟之法。至于阳明后学，对于佛教的融摄则更为明显，自王艮开始，至泰州学派，很多王门中人实为“儒而禅者”，他们认为心学与禅宗有着相同的终极目的。因而，在当时，像方以智一样的士人，于佛儒间的互通在思想层面是没有障碍的。

　　在明中后期思想中，与儒家的“援释入儒”的内在转向相呼应，“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呼声也不断高涨。实际上，儒、释、道三教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一直都保持着相互影响的传统。“三教合一”的思想，是北周武帝“三教讲论”时被明确提出，至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兴起则被认为与挽救程朱理学的颓势有关。例如，万历时期大学士于慎行认为“二氏(佛、道)之教与吾道(儒)源流本不相远，特各立门户，作用不同耳”，因而可以以儒学为本，利用佛、道的思想扩充丰富儒学的内涵。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王阳明“援佛入儒”完成了对程朱理学的突破，其后学在此基础进一步扩充，而“混佛老与学术”。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世称“三一先生”的林恩兆，他超越了王门诸人的简单融合，而返归三教原典，对三教进行了逻辑上的整合。林恩兆认为三教在“原始”处是相同的，三教“本性不殊，道惟一致”，所以人们应当以“纲常为立本，见性为入门，虚空为极则，分庭为礼，以道自重”。方以智处于“三教合一”盛行的时代，其家学又主张“易学与理学取径本相近，故更有契于融会三教之论”，且其少时还从学于提倡“三教合一”的外祖吴应宾，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余英时先生在《方以智晚节考》中论述方以智治学的特色时，认为“密之于思想不喜立门户。不徒禅宗之内不应有门户，即所谓儒、释、道之界限亦应当‘泯’而‘统’之”，更为明确地说明了方以智贯通融合的思想特点。

　　其次，明中后期，由于商业的繁华和市民阶级的兴起，佛教僧侣与士人交往的风气日渐兴盛。明代对于佛教的态度较为开放，加之明代中后期以来士人自身社会地位的下降，因而在明中期，僧侣的地位总体已达到与士人平等的水平。在这种平等的氛围中，僧侣与士人频繁交往的事迹屡见于史籍：许多士人与高僧保持着长久的友谊，他们捐助寺院的修建和维护，参与重要的佛教活动并作文记载，拜访瞻仰名山名寺。甚至有些士人的一生的所有重要时刻都与寺院和僧侣们有着密切的联系———科举之前在寺院中潜心学习备考，借助宗教的力量扩大自己影响，死后采用佛教的丧礼，在僧侣们的诵经声中走完最后的人生旅程。方以智正是这些士人中的代表。方以智早岁即与桐城浮山名僧清隐法师有交，崇祯七年

　　(1634年)一月，李自成攻克和州(今安徽和县)，方以智自南京归乡，为母丧结庐于浮山，以诗《会圣岩赠清隐上人》赠清隐法师，诗言:“丘陇依庐病今，颓风折木日将阴。衣沾古洞云犹在，碑落严霜草尚深。白下请回俗士驾，青山难识去年心。远公莫笑辞家者，试看啼乌恋旧林。”抒发了他在南京时对于时事纷扰的愤慨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能以如此强烈的情感诉诸清远法师，可见其交情之深厚。

　　方以智自求学之时即浸染在有着深厚的“援释入儒”传统的学术体系之中，且自早年即与佛教僧侣保持着联系，佛教对于方以智的影响，浸透于其生活，更植根于其思想。当明政权覆亡之际，他和其他士人一样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之时，皈依佛门似乎是其必然的，也是最好的选择。

　　二、方以智“逃禅”的具体活动

　　方以智出身仕宦之家，本应与其祖、父辈一样，遵循年少为学、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轨迹，从其早年的经历来看，他确实秉持了士人们的传统。《桐城耆旧传》记载其少时“生有异禀，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奇”。又不甘局促里巷，遍访藏书名家，博览群书，交游结社，因而与宜兴陈定生、广陵冒襄、商丘侯方域并称“海内四公子”，扬名于世。崇祯十三年(1640年)，方以智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及第，官授翰林院检讨，充定王讲官，并因言政事得失而深为崇祯帝所赞许。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国变，使方以智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清兵踏蹄而至，国之不复，不愿身侍二主的方以智逃至南京，又为其执弘光权柄的仇敌阮大铖所迫，无奈之下更变姓名流离岭表，后又力图扶持隆武、永历政权，终究苦于权臣乱政，沮丧之下隐居于广西平西山。至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兵破广西，方以智为清帅马蛟麟所执，不屈于白刃环逼，以僧服相见。“马蛟麟劝密之降，不果，因器重之。二月，随马帅至梧州，听任出家，被供养于城东云盖寺。”方以智最终选择了披缁出家，用“逃禅”的方式“逃离”开纷扰的世事。

　　梧州出家之后，方以智自诩心如死灰，其后的踪迹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清顺治九年(1652年)始，在经历了一年贫病交加的困苦后，他随好友施闰章返北。方以智返北之时，虽恶病缠身，但归心似箭，出梧州后，他“过西宁，泛肇庆，度梅岭，越泰和”，一直奔于归途，到九月初至庐山始有游山览胜之举。而他真正开始从事佛教活动则始于顺治十年(1653年)到了南京之后。这年春天，隐居桐城的方以智，因当地清吏两度逼迫其出仕，他不得已奔赴南京投师于名僧觉浪道盛门下，开始闭关高座寺看竹轩。至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方以智禅游江西，开始了对于佛法佛理的探索。从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冬至次年夏，他苦修于新城的廪山塔院。此间他的生活可见于陪侍其左右的二子方中通的《陪诗》集中。方中通描绘当时的方以智“阶前如见佛，座上便拈花。颜色成枯木，愁心结乱麻。趋庭无别语，开示终南华”。可见，禅游的生活结束了方以智长期的颠沛流离，但这种清幽的禅游苦修并未解开他内心对于山河不再的痛楚和遗憾。康熙三年(1663年)方以智应江西青原于藻、倪震之请，亦为圆其师觉浪道盛复兴曹洞之愿，开始主持青原法席。驻锡青原之后，方以智的心境开始“怨愤化为平和”，频繁升堂讲法，与士僧交流佛法心得，阐发他诸如“中和为本”、“新旧变化不尽”、“修行不可知足”的理论，表现出集诸教之大成、释儒互济的学术特色，当地“远近人士，闻旨如梦初醒”。同时，方以智致力于青原当地佛教的发展。方以智上移讲堂于外，普遍接触信众，又内修殿堂楼阁，因而青原一片山，曹洞一只脉，经方以智的弘扬振发而大兴，遂成“祝国裕民之道场，接众讲学之丛林”。直至蒙难之前，方以智一直居住在青原，其融通佛、儒的思想成就为青原当地的士绅与宗教人士所景仰。

　　三、方以智的“逃禅”的实质

　　方以智自梧州落发，南京圆具，到驻锡青原，似乎已经了却了人间的纷扰。许多学者认为，方以智的“逃禅”的表象下隐藏的实质是他作为遗民，在无法抒发其心中隐痛的现实下所采取的自我麻醉式的休憩。然而，只要细查方以智“逃禅”后的活动，就会发现方以智在僧侣身份之外，还时刻保持着一个儒者隐居求志、行义达道的心怀和志趣。他的“逃禅”行为只是为了逃避异族异质统治，并不等同于不问世事。可以说，“逃禅”是方以智的外在选择，避世却不是他的内在目的。

　　证实方以智“逃禅”的实质，就要从其落发之际溯源。在王朝易代、身处囹圄之际，方以智作为一个孤臣孽子，除去“逃禅”之外实际上还面临着诸多的选择:他可以投降清朝继续他的仕宦人生，也可以效仿多数的遗民以身殉国。方以智选择“逃禅”实际上正是其深受儒家价值观影响的表现:儒家讲求“忠”、“义”、“孝”，投降的道路对于儒者来说是对君不忠、对友不义、对父不孝，明显为从小所接受的儒家教育的方以智所鄙夷，因而惧死变节不会是方以智的选择。而在生与死之间，方以智的态度则反映了很多遗民的矛盾心理———在国亡君死之时，臣子们理应“国亡与亡”、“君死与死”，以杀身成仁诠释一个儒者的忠贞和仁义。但是另一方面，遗民们中的部分人则有着“怒其不争”的更高期望，认为国之将亡，即以死报国还不足以负起儒者的社会责任，即便不为拯救万民于水火，或为匡复明室，或为养亲抚孤，也不应为一身之超脱而死。所以方以智被清兵所执时，虽白刃相逼却不为所动，表现出了极高的气节。此后的“逃禅”，正是对清政权的消极抵抗———虽所应忠之国亡君死，所结义之友不知，所应孝之父不得相侍，但忠君之臣、仁义之友、孝悌之子仍在，这种存在对于清王朝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因素和极大的讽刺，因而相对于殉国，披上缁衣，既能延续自己的生命，又能继续践行自己的忠、义、孝，对于有着深刻儒学背景的方以智而言无疑更符合他的意愿。

　　实际上，方以智在“逃禅”之后的活动也证实了他选择“逃禅”的目的。他虽为出世，但始终保持着与家人、朋友的密切联系。梧州落发后，方以智一路疾奔至庐山，其子方中德、方中通至五老峰相迎，父子见面痛哭流涕，这年除夕，方以智返回了桐城，省亲于白鹿山庄，方氏得以三代团聚。此后方以智出游之时，方中通、方中履便更番陪侍左右。在此期间，方以智始终没有忘记对子辈的教育。方中通《陪诗》集卷一《南亩记》中记载:“余少遭乱失学……逮侍老夫合山，始知通几贵乎质测。老父教以《河》、《洛》为三圣之大符，而后豁然愿学《易》焉。”《方以智年谱》又有记清顺治十四年元旦，方以智“示子以苦治心。又教以耕读不可荒废”，作《示儿》诗一首等事。另外，方以智闭关南京高座寺这年秋天，其父卒于桐城，方以智悲痛不已，当下破关奔丧，至是年十一月末，葬父于桐城东乡合明山。又结庐墓旁守孝，并重编其父之书《周易时论》。可见方以智在“逃禅”之时还是以儒家的纲常要求，很好地承担了为人子和为人父的责任。方以智这样明为“避世”实则在世的生活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他在“逃禅”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与友人的联系。“逃禅”之初，方以智即接受了至交施闰章的帮助，此后返北的旅程和禅游的过程中，方以智也经常探访故人，与他们诗赋互答，或鸿雁传书，“共坚遗民之志”。甚至在他闭关期间，虽有“隔世之感”，但新朋旧友往来不绝:“为仕清旧友周亮工提画，一朝而就;授黄虞稷学问，以《通雅》相托;答李中梓问医，赠陈心简《七绝》。”方以智与志士交往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是年，方以智受曾灿的邀请，造访了翠微峰易堂，与翠微“九子”诗文相和、谈道论学。这次到访不论于易堂还是对方以智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九子敬仰方以智不屈的气节和出众的学识，方以智也将九子许视为“诤友”，而此后方以智一族与九子的交往日益紧密，其细节在魏禧的《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等中有详细的记载。方以智晚年驻锡青原后，其交游更不分僧俗宦儒，甚至招致了其友徐芳、魏禧辈的责备招摇于世，因而寄书相诘，劝他宜隐深山，免遭诽谤。可见，方以智在此时仍然保持着儒者的交游行为，这也证实了他的儒者气息并未被佛堂青烟所掩盖。

　　在方以智“逃禅”后的社会活动中，尤其需要详细考察的是他隐逸于佛教中的反清活动———这恐怕也是僧侣表象下方以智儒者本质的突出表现。康熙六年(1649年)，方以智远赴福建，《方以智年谱》对此行的记载为:“至福州鼓山，扫永觉和尚塔，因病滞留一暑。”“八月一日，与僧非渠为伴，至莆田……入通天寺说法。”“八月十六日，离莆田返福州。”“十月，游武夷山……访隐者于深山，答客问于佛场。”“在建宁与书商印坊诸友相会……寻返青原山。”从文字表面看，方以智在福建的大半年的时间里，似乎只是说法会友、游山览胜，但据余英时先生的《方以智晚节考》中《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方以智这次的福建之行不仅仅负有宗教使命，也有政治目的。余英时先生认为，方以智此行历时颇久，行踪遍及各地，与福建士大夫交往密切，其行前与魏禧“痛谈一夜”，至建安与钱澄之相值，且又有与余赓臣有论王阳明军事，并兼分析此时中国的时事，所以推论方以智此行乃为结交漳州、福州之地的郑氏后人，共图“天下事”。若余英时先生之论为真实，便更能证明方以智的“逃禅”并不为自我逍遥与避世，相反，他是为了更方便地践行儒者的社会责任，实现自己的儒家道德追求。

　　方以智“逃禅”是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剧变和思想转向的背景下做出的痛苦选择。在“残山剩水”中，方以智以“逃禅”行动坚守着对亡明的忠贞，刻意保持着与现实世界间的距离，但儒者本色使他依旧秉持着中国传统士人的胸怀和理想。这种看似矛盾的生活方式，正体现方以智在动荡中对儒学价值观的坚持。

　　(2011年7月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汪青，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