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水

    安徽省枞阳县城的江畔，有一个陈氏宗祠，这便是解放战争渡江战役中线指挥部旧址。据《枞阳县志》记载，1949年4月初，第三兵团司令陈锡联、政委谢富治将司令部迁到枞阳，设在枞阳镇陈氏宗祠。陈氏宗祠是典型的徽派建筑，它见证了太多的人世沧桑。后堂摆放着历朝历代的文物，有上古的土罐、殷商的青铜、两宋的陶瓷等。前堂则是渡江战役的陈列品，一口大锅、一挺机枪、一叶扁舟，还有一些当时的照片。

　　带我们参观的方先生是枞阳本地人，很风趣。他硬要拉着我背那口大锅，大锅足可以把我整个人给盖住，我当然背不动。方先生说，当时就是一个小战士背这口锅行军、做饭的。他笑了笑，接着掀开了一块大红布，红布下竟然是一挺威猛的机枪。我下意识地躲了一下，因为我正对着黑洞洞的枪口。他似乎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指着旁边的一条大概能渡两三人的极小的渔舟说，这就是当年参加渡江作战的“船”。从安徽池州到枞阳县，中途过江，我们乘坐渡轮，都惊觉大江的磅礴。我想，如果乘这条小渔舟，翻了怎么办？抵达现场，才能触摸到历史的细节，体悟到战争的残酷性。浩浩汤汤的江水，卷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最后赢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翻看史料，可以了解到，194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相继到达枞阳县沿江一带。3月23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三十四师一零二团被命名为“渡江突击团”，该团八连为“渡江突击连”。一零二团驻枞阳镇，八连驻铁板洲洲尾待命。4月初，二野第二兵团第十二军军部及其三十五师先后到达孔城、义津、会宫、安凤岭一带，军部驻义津。二野第三兵团第十一军三十三师驻铁板洲洲头。1949年4月21日，长江北岸的枞阳县境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等二十多万军民组成的中线集团军，顶着国民党江防守备部队的炮火，横渡长江。

　　我们知道，战争不是目的，那么这场战役的目的是什么呢？渡江战役当时有个口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全中国”这个词中，包含了国家统一的价值诉求。而“长江”正是阻隔国家统一的天堑。纵观历朝历代，划江而治的情况屡见不鲜。公元208年，曹操率20万大军南下，结果被孙刘的5万联军击败，兵败赤壁，从而导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率90万大军南下淝水，让谢玄率8万晋军击败，导致南北朝局面的形成。但随后的西晋灭吴，隋朝灭陈，一统天下。长江虽为偏安的天然屏障，但终究无法阻挡统一的大业。

　　光阴荏苒，历史的车轮迎来1949年——一个全新的社会鼎革之际。是时，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淮海、平津3大战役后直逼长江北岸，国民党要求与共产党“和谈”，以图缓兵之策。其目的在于为布防长江赢取时间，力保江南半壁。与历史不同的是，渡江战役决战前夕，国民党军精锐主力丧失殆尽，总兵力由内战初期的430万下降到204万，解放军由127万上升为385万。这组数据的对比，彰显出人心的向背、局势的走向以及战争的残酷。正是因为战争的残酷，令后人不能忽视内战中每一个具体的生命，更是有必要考量那场战役的目的和性质——只有代表民众意愿和利益的部队才会被拥护和日益壮大。

　　“统一中国”正是目的之一，其合法性，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国也是极度认可的。在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的总纲中，便包含了“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这一条。这点也可以在蒋介石后来的岁月中得到印证，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主要政策就是“反攻大陆”。当然，蒋介石的说法是“光复大陆”，言外之意是大陆“沦陷”了。这里便涉及到一个问题，“统一”是没有争议的，关键在于历史会选择谁的问题。

　　在参观渡江战役在枞阳的指挥部旧址的时候，方先生还给我们解说贴在祠堂墙壁上的照片，这张是战士渡江，那张是农民后援……一个个消逝的名字，一张张朴素的脸。战士持枪半蹲在船上，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呢？穿着草鞋，挑着簸箕的农民急匆匆地走在田埂上，他们又是为了什么？还有那些在战争中丧生的国民党士兵，他们又是为何而战——信仰抑或一口饭？他们也许不会明白自己性命丧失于当时国民党腐败的巨大阴影下。天空下着丝丝细雨，似乎上天也在为这些“名字和模样都永远消逝”的人哀泣。除了悲悯外，“上天”又是如何看待这场战役的？

　　在中华文明的理念中，得天下与失天下，在于“天意”，这个“天意”其实就是民心。谁“统一”谁的问题，其实也就是民心向背的问题。据参加枞阳渡江战役的战士王云章回忆当时的场景：各渡江部队到达集合地域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便是动员群众支援渡江。事实上，群众也很积极地参与了支援。当时渡江战役的口号是“解放全中国”。“解放”意味着解除束缚，得到自由和发展。这么说来，这场战争的合法性，即革命的正当性，在于扫除一切阻碍自由和发展的东西。那么，又是哪些东西束缚了自由与发展？

　　我们不妨从国民党的一方入手。《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言及两点：其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因为一己之私，使得接收变成了‘劫收’”。其二，官员与民众对立，“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的确欠缺，办事态度也的确不好，但是这不是国民党的错，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错，这是传统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不论是谁，稍稍有权威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当他奉派去桥头盘查哨时，自认为有了权威，执行任务时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礼貌的行为；共产党看准了这一弱点，便对老百姓态度亲切，老百姓自然倾向他们”。

　　蒋纬国认为，国民政府败因在于官僚集团劫持了国家利益，腐败横行，专横跋扈，而共产党恰恰相反。

　　以蒋纬国的身份，能这样认识问题，实属不易。当年国民党闹革命的时候，也是靠反封建出身的，但革命之后，自己也很快“封建化”(结构化)了。官僚集团的重新构建，迅速走向了自我封闭，便产生了“去革命化”的问题。民国的转变，亦即“革命-反封建化”到“封建化-去革命化”的转变。而“封建化”正是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要“解放”的议题之一，也正是渡江战役与国内革命战争的合法性所在。

　　此外，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分析1927年的国共分裂时，认为当初的革命目标是帝国主义及其在华的代理人。这显然威胁到蒋介石自身的统治，“从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就产生出一种社会革命的威胁，它直接威胁到构成国民党的社会基础的那些阶级和团体：即城市资产阶级和蒋介石军队的军官队伍。”而解放战争，正是这种情况的延续。考察国民党的军官出身，大部分是拥有土地的豪绅阶级的子弟。也就是说，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社会的有产阶级。当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出身背景和大多数的共产党领袖都一样，他们的财产还不足以多到用生命去捍卫。但问题在于，贫富不均的危险性不在于差距有多大，而在于是否超越了底线。在许多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很大，但问题并不严重。而在当时的中国，贫富之别即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出现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反对帝国资本与买办资本，就在情理之中了。而“解放全中国”，也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布尔乔亚的命。

　　在陈氏宗祠，我辨认着这些历史记录：1949年4月20日晚，渡江部队分别进入枞阳镇-铁板洲、桂家坝-长沙洲、汤家沟-王家套、北埂-姚沟4个起渡点。翌日，通过广播，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南京国民党负责人员所以拒绝这个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的推进……”广播一停，千帆竞发。

　　“滚滚长江东逝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长江与黄河共同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成为炎黄子孙的第二条母亲河。而千百年来，她的子孙在她的怀抱中繁衍生息——“为了未来的儿女得以热爱这人间”。渡江战役中的英灵们，是否在祈求他们的儿女不再为封建所累，为资本所累？当然，战争使民族经受住考验——这是战争所带来的补偿性的一面。正像木乃伊在接触到空气时立即解体一样，战争给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社会制度作出了最后的历史判决——这也许是那座古老的陈氏祠堂所蕴含的历史价值。

    我们走出枞阳陈氏宗祠的时候，天还在下着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