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虎平
姚鼐(1731—1815)是桐城派的主要代表作家。除了在36—44岁时，担任过八年左右的官职以外，他的一生主要是读书、教书和写书。当许多封建文人为博得一官半职，而不惜皓首穷经，甚至蝇营狗苟，出卖灵魂时，姚鼐却在壮盛之年、青云有路之际，决意主动辞官，这很值得人们推究。
姚鼐本人一再声称是“以疾归”；翁方纲说他是“以养亲去”；姚莹说是因推荐他当御史的刘统勋突然逝世，他“乃决意去，遂乞养归里”；《桐城续修县志》卷15《人物志·儒林》说他辞官的原因，是由于在学术上与四库全书馆的同僚有分歧，“充四库全书馆纂修官，以辨汉宋之学，与时不合，遂乞病归”。
这种种说法，是不是姚鼐辞官的真正原因呢？
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姚鼐的诗文集，即不难发现，他在政治思想上与当权的封建统治者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的人生祈向另有所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大丈夫宁犯天下之所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文集》卷4《礼笺序》)；“士为千章林，毋为附施萝”(《惜抱轩诗集》卷3《答王生》；以下简称《诗集》)。而其他种种说法，皆属借口或表象，不过是姚鼐为免遭统治者迫害而故意掩人耳目的托词。
如果真的是“以疾归”，那么，姚鼐在乾隆三十九年(1775)十二月辞官归里的途中，为什么还不顾冰天雪地的艰难险阻，毅然登上泰山之巅观赏日出，并写出了《登泰山记》那篇著名散文？他的身体“以疾”不能做官，却能不顾“雪与人膝齐”而登泰山，“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他不但能经受如此恶劣的环境，而且还游兴大发，欢欣不已。这分明在昭告世人：他“以疾”辞官的真相，并非真的身体有什么病，而是为了摆脱官场的羁绊，回归自然，享受大自然所赐予的无比愉悦。
如果真是“以养亲去”，那么，他辞官后为什么不守在家里养亲？除在归家途中登泰山、游灵岩外，他还在回到桐城后兴致勃勃地邀左世乡、张若兆等友人一起游桐城北山的双溪，并住“宿在张太傅文端公墓舍，大雨溪涨，留之累日”。在《游双溪记》中，他说文端公“优游自适于此者数年乃薨，天下谓之盛事。而余以不材，不堪世用，亟去，早匿于岩窔，从故人于风雨之夕，远思文端之风，邈不可及，而未知余今者之所自得，与昔文端之所娱乐于山水间者，其尚有同乎耶？其无有同乎耶”？可见，他是因“不堪世用”而“亟去”的。“双溪归后十日，偕一青、仲孚、应宿，观披雪之瀑”，又作了《观披雪瀑记》。他的亲人若果真有病需要他侍养的话，那么，他在回家途中以及回家后，还能有闲情逸志沉湎于游山玩水之中吗？更重要的是，在他辞官回家后一年左右，即一直长期在远离家乡的扬州、江宁、徽州等地的书院教书。在外地做官要“以养亲去”，在外地教书就不“养亲”吗？
如果是因荐举他当御史的刘统勋去世，他才“决意去”官，那么，后来“梁阶平相国属所亲语先生曰：‘若出，吾当特荐，可得殊擢’”，而他为什么仍然“婉谢之”(姚莹《惜抱先生行状》)呢？
如果说他同四库全书馆的同僚在学术观点上有分歧，这是他辞官的直接原因，那倒是可能的。因为不仅姚莹的《惜抱先生行状》透露，当时四库馆内，“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余力，先生往复辨难，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将归，大兴翁覃溪学士为叙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见《东溟文集》卷6)；而且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卷4也称：“乾隆中开四库馆，姚惜抱鼐与校书之列，其拟进书题，以今《提要》勒之，十但采用二三，惜抱学术与文达(纪昀)不同，宜其枘凿也。”纪昀是汉学家，以他为总纂修官的四库馆，成了汉学家的大本营；坚持宋学的姚鼐在其中任纂修官，受到“掊击讪笑”而辞职，自在情理之中。但是，若据此即断言“学术上的与同僚不合是他引退的主要原因”，则未免以偏概全。如果“主要原因”只是学术观点的分歧，那么他只要辞去四库馆职足矣，又何必对刘统勋、梁阶平的举荐也一概“婉拒”呢？在姚鼐的《陕西道监察御史兴化任君墓志铭并序》中，也提到他与任大椿是四库馆内非翰林而为纂修官者八人中的两个，“当是时，四库书成，凡纂修者皆议叙，响之八人者，其又尽改为翰林矣。大臣又以鼐与君名列之章奏而称其劳，请俟其补官更奏。君于是初服除，将人补官，亦以见邀，鼐以母老谢”(《文集》卷12)。此时已是“四库书成”，与四库馆内同僚的学术分歧早成过眼烟云，他为什么又一次地“以母老谢”而拒绝“补官”呢？
细读姚鼐的诗文集，可知他辞官的主要原因并非上述种种，而是由于他在政治思想上跟当权的统治者有相左之处。对社会现实深感不满和失望，他要摆脱对当权统治者的依附，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具体地说，其辞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他主张实行仁政，而不满于封建暴虐统治。
在姚鼐看来，“得国容有之，天下必以仁”，像秦朝那样的暴虐统治，必然自取灭亡；他借古喻今地大声疾呼：“焉知百世后，不有甚于秦？”(《诗集》卷1《漫咏》)这岂不隐喻着对清朝暴虐统治“有甚于秦”的谴责？他担任过刑部郎中，对清朝实行的严刑峻法感受颇深，公然指责它“轻重有失理”。使他尤为忐忑不安的是，只能“不肖常浅识，仓卒署纸尾。恐非平生心，终坐再三起。长揖向上官，秋风向田里”(《诗集》卷2《述怀》)。他的仁政理想与封建暴虐统治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既然不满而又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现实，就只有辞官乞归了，“既乏经世略，披褐宜田庐”(《诗集》卷2《城南修禊诗》)。
2.他看到做官既然不能“济于众”，便以辞官“庶免耻辱之大咎”。
姚鼐认为做官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慕利”“贪荣”，而是为了实现“可济于众”的人生志向；既然社会现实不允许做到这一点，那就只有“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大咎”。为此，他解释他在辞官之后所以谢绝梁阶平相国“殊擢”的原因时说：“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诚可矣，虽遑遑以求得之，而不为慕利；虽因人骤进，而不为贪荣；何则？所济者大也。至其次，则守官摅论，微补于国，而道不章。又其次，则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大咎已尔。”(《文集》卷6《复张君书》)经过官场的实际感受，他看到那不是个“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的时代，曾经愤慨地责问过：“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亲与尊，而辞其责之重，将不蒙世讥乎？官之失职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讥者，而上下皆谓其当然，是以晏然而无可为，安居而食其禄。”造成这种“无可为”的局面，能仅仅归咎于“官”个人么？作者接着又指出：“明之翰林，皆知其职也，谏争之人接踵，谏争之辞运筴而时书。今之人不以为其职也，或取其忠而议其言为出位。夫以尽职为出位，世孰肯为尽职者？”(《文集》卷1《翰林论》)这个“取其忠”而“以尽职为出位”的“今之人”，不是清朝最高统治者，还能有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因为那是个不准为官“尽职”的时代，所以官职给姚鼐的感受是：“自从通籍十年后，意兴直与庸人侔”(《诗集》卷3《于朱子颖郡斋值仁和申改翁见示所作诗题赠一首》)；“十年省阁内，回首竟何成”(《诗集》卷3《阜城作》)。既然如此，就只有以“古之君子”为楷模，“从容进退”，“披我故时裘，诰歌出皇京”了。
3.他看到那是个扼杀人才、政治黑暗的时代。
姚鼐写了不少有才能、有节操的官吏横遭迫害的事例。如《张逸园家传》，张逸园因为“敢为民直”而被“革职”“降黜”，“惜哉！命为之耶？抑古之道终不合于今乎”？这慨叹中寄托了作者对统治者压抑人才、扭曲其命运、背离“古之道”的强烈的不满和愤慨。在《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中，他又写道：“君本以文章人翰林有声，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看似平淡的叙述，实则以强烈的反差句法，揭露了统治者糟蹋人才、不能人尽其才的黑暗政治。作者接着写袁枚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年甫四十，遂绝意仕宦，尽其才以为文辞歌诗”(《文集》卷13)。姚鼐本人之所以中年辞官，尽其才以为古文的教学和创作，其原因与袁枚可谓如出一辙，同样是为政治黑暗、扼杀人才的封建统治者所迫。
4.他宁愿洁身自好，而不愿同流合污。
姚鼐的《方染露传》，以极其赞赏的口吻，写方染露“为人清介严冷，不可近以不义”。当方君被委以四川清溪知县后，“既至官，视其僚辈淟涊之状，曰：‘是岂士人所为耶？吾奈何与若辈共处！且吾母老，不宜远宦。’即以病谒告，其莅官甫四十日而去归里。归则授徒以供养，日依母侧。执政有知之招使出者，终不往”。接着姚鼐写道：“余居里中寡交游，惟君尝乐与相对。”“君行可纪，而亦以识吾悲。”(《文集》卷10)这说明他俩的思想性格颇为相投，“识吾悲”三字，更进一步表明姚鼐跟方君的同命相怜和他对黑暗现实的悲愤之情。方君既然看清官场已属于不可与之“共处”的污浊肮脏的淟涊之辈，就毅然辞官，而且其“以病谒告”、“执政有知之招使君者，终不往”，这跟姚鼐辞官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姚鼐在《张逸园家传》中，还揭露官场的污浊不堪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时甘肃官相习伪为灾荒请赈，而实侵入其财，自上吏皆以为当然。”这种以贪污救灾款“相习”，连“上吏皆以为当然”的官场，如同油不能融于水一样，姚鼐、方染露这类清介之士，岂能跟他们同流合污？而托病乞归，自然就是顺理成章之举了。
5.他吸取“露才伤躯”的教训，以辞官来避免政治迫害。
姚鼐跟当权统治者既然政见不合，对现实不满，又慑于清王朝的法网森严，大狱频兴，就不得不以辞官来避免惨遭政治迫害。因此，他在《赠程鱼门序》中，盛赞程君因为能“超然万物之表，有若声华寂灭，遗人而独立者也”，而“终免世网罗缯缴之患也已”(《文集》卷8)。在《与鲁山木》信中，他指出：“近观世路风波尤恶，虽巧宦者或不免颠踬，而况吾曹耶！”(《惜抱尺牍》卷2)在《与陈约堂》信中，他又说：“闻吾兄弹冠复出之志尚在进退之间，窃计近日宦途愈觉艰难，裹足杜门未可谓非善策。但里居亦大不易，苟非痛自节省，痛改潭府积习，吾兄亦必筹计及此，然毋乃有牵系俗情不能自克者乎？”(《惜抱尺牍》卷5)这不正是姚鼐本人所以辞官归里的真实心理的写照吗？
清朝统治者大肆实行“文字狱”，戴名世即因此被杀，方苞也由于为戴著作序而成为死刑囚犯，只因会古文才侥幸获赦。这些桐城派先辈的前车之鉴，不能不如幽灵一样令姚鼐心有余悸。鉴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为避免“露才伤躯”，他也只有辞官，用“作吏见不能，收身岂嫌早？”(《诗集》卷2《寄苏园仲》)、“但冀藏弱羽，奚必栖高枝”(《诗集》卷3《杂诗》)来聊以自慰。
6.他自认个性不适应官场，而宜于以“君子之文”行“君子之志”
姚鼐的辞官，除了外部的原因，同时还由于他认为自己的个性才能不适应官场，而更适合于以写作“君子之文”，来实行其“君子之志”。他不愿“违其材而用之”，认为“人生各有适，岂论荣与枯”(《诗集》卷3《湖上作》)，贵在保持自我的情性。那么，他的“情性”有什么特色呢？他的个性才能又适合于什么呢？回答是：“鼐性鲁知闇，不识人情响背之变，时务进退之宜，与物乖忤，坐守穷约，独仰慕古人之谊，而穷好其文辞。”(《文集》卷6《复汪进士辉祖书》)在他看来，“明道义、维风俗以诏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达其辞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鼐之求此数十年矣，瞻于目，诵于口，而书于手，较其离合而量剂其轻重多寡，朝为而夕复，捐嗜舍欲，虽蒙流俗讪笑而不耻者，以为古人之志远矣，苟吾得之，若坐阶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乐而愿日与为徒也”(同上)！ 总之，从姚鼐中年辞官的上述主要原因，足以证明，姚鼐等桐城派与封建统治之间，不只有相依附、为之效劳的一面，更有其相独立、相矛盾、对其不满的一面；姚鼐所竭力追求的以“君子之志”写“君子之文”，既有其理想的封建性的一面，又有其“与亿兆同心”、“济于众”，向往个性独立自由的民主性的一面。
在不少人看来，“桐城派”都是些舞文弄墨的书斋文人，是个学术流派。一般搞学术的人影响也很难发散到社会之上。因此，“桐城派”应该是远离社会政治，他们的雅淡之音也似乎不能与当时的魏源、龚自珍等人的振世之音相比。但其实不然，“桐城派”自一诞生开始，就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桐城派的这些文人影响政治，除了通过为官一方造福于民外，还通过给皇帝上奏章来关注民生；或者通过办教育，出任书院山长(相当于今天的院长)来施教于民。“桐城派”作为一个学派，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中产生深远影响，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的。
1644年清王朝入关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采取尊崇儒家理学的策略，使程朱理学成为有清一代的官方统治思想，科举考试必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据，官宦、士大夫从小就受其影响，所遵行的也是程朱理学强调的纲常伦理。这个时候，一个人出现了。他就是“桐城派”的四祖之一——方苞。
方苞青年时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25岁时就曾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之后又提出了“义法”主张。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替和硕果亲王编成《古文约选》，便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此书在乾隆年间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倡导的桐城派“义法”文理，也就具备了“钦颁”的权威性，开创了“桐城派”的政治之本。
当然，说“桐城派”的政治，就不得不说那场著名的“《南山集》案”。
“桐城派”四祖之一的戴名世天资聪颖，后因才华卓异入北京，选为八旗正蓝旗教习。在北京期间，戴名世弟子尤云鹗将他的习作刊刻出版，这就是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所有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而桐城派的治学主张、特点也随《南山集》一起风行，为当时文人模仿。
《南山集》让戴名世名动天下，集子刊印后的第九年，戴名世参加殿试高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此时的他名望如日中天。或许正是应了“树大招风”这句俗语——作为皇帝身边的重臣、天下学人的泰斗，戴名世招来了他人嫌隙。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御史赵申乔参劾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多次引用南明年号，实乃“大不敬”。康熙五十年距《南山集》刊印已过了11年，一本早已沉入时间的著作，怎么现在才被翻出来，成为作者“大不敬”的罪证？很显然，戴名世被小人算计了。
参劾状送到了康熙面前，这位“明君”难道就不明就里吗？不，他要杀鸡儆猴，他要天下人知道你戴名世才华再大，也不过是我手中的羔羊罢了。公元1713年初春，戴名世被腰斩处死，时年60岁。而几年后，受《南山集》案牵连的方苞被“恩释出狱”，这位桐城派大家显然吸取了戴名世的教训，他一面著书立说，一面韬光养晦，平生虽两次入南书房参与政事，却又对政治和权利全无野心……
乾隆中后期，在京城有这样一句话：“京城官生半桐城。”就是说北京的官员、士生半数都是桐城派弟子。足见桐城派的政治影响。
为什么是“桐城派”？桐城派虽是文章流派，但因其影响广大，遍及全国，且时间延续较长，长时间地成为清代的文章时尚，加上众多高官、名流参与，其影响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成为清朝思想文化的主体，其政治的一面也就不难理解了。
为什么历史会选择“桐城派”呢？
而且，由于桐城“成学治古文者综干百计”，所以形成了同辈之间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群体效应。如戴名世十七八岁时，即喜爱同乡里众学子“相与砥砺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而方苞能成为桐城派创始人，又与他常同开山祖戴名世切磋古文、深受教益大有关系；刘大櫆在古文上的显赫名声和在桐城派中的崇高地位，又离不开“名重京师”的方苞的栽培、赏识和提携；姚鼐的成才和出名，则又直接得力于刘大櫆的谆谆敦诲。这种名师出高徒、代代相传的连锁反应，使得桐城派大作家人才辈出，出类拔萃。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三个湖北佬斗不过一个桐城佬。”这是随着桐城派的影响日益扩大，桐城派统治了中国明清二朝文坛近300年的时光，在桐城派出现之前的公安派湖北人再也找不着自己的位置了。聪明的桐城人开始书写历史也就不足为奇了。难怪乾隆年间，刘统勋弹劾桐城人张廷玉的奏章上就有“(桐城)张、姚二姓，几占(大清)半部缙绅录”之语。作为桐城人，我们每次在和别人说起家乡的这句俗语时，都是一脸自豪——桐城人的聪慧、好学是世所公认的。 或许您不相信，那些由桐城文人发蒙的子弟，头脑似乎都要聪明一些。清初扬州富商邓大同曾为族中子弟延请桐城教师，学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这些孩子全都神采奕奕，敏而好学，再不是从前那副木讷呆笨的样子。同样的儒学教材、同样的孩童，为什么一经桐城教师教授，效果就大不一样？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桐城学问注重务实，言之有物，活学活用。 独特的“桐城派”名宦。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桐城派”为官者，不仅“学而优则仕”，而且能够“仕而优则学”，留下了许多佳话。 作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姚鼐也曾官至《四库全书》纂修。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待《四库全书》完成后，姚鼐却在44岁时乞养归里，不入仕途，任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姚鼐中年辞官正是‘桐城派’为官者性格的一种体现。和许多‘桐城派’文人一样，姚鼐是个有独立思想狷介自好的人。他不愿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才主动辞官，实现其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他不可能选择与统治者坚决对抗的道路，而只能选择退让。 翻开“桐城派”名宦们的为官经历，不难发现“桐城派”辞官现象屡见不鲜。当他们觉得自己不能与统治者“道合”时，不少人选择了辞官，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走书院学人的道路。成为“桐城派”名宦的一大特点。究其原因，应该与桐城派为官者刚直不阿，不愿与人同流合污有关。 和别的地方官员不同，因为自幼文风熏陶，那些外出做官的“桐城派”不论到哪里，都把桐城人“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传统带到哪里，都会建文庙，兴学校，教民读书，倡导礼仪。 “桐城派”为官，还有个特点——廉洁至上。许多人在贫穷的地方为官，不仅洁身自好，而且把应得的俸禄都捐出赈灾济民，乃至回家无路费；甚至有的人去世了都无钱买棺入殓。这在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现实情况就是这样。桐城官员姚之骐在湘潭知县任上累死，与其素不融洽的兵备副使前来奔丧，见其囊中仅有几十金路费，不禁抚尸大哭…… 方宗诚是桐城派后期的一位重要作家。曾国藩礼聘他为幕府，他谢绝了。后来，曾国藩来安庆，召他修《两江忠义录》，他却答应了。书成，大受曾国藩赏识。不久，曾国藩移督直隶，奏荐方宗诚为枣强县令。方宗诚当了十年枣强县令，政声颇佳，后任总督李鸿章也夸奖他。卸任回家，属吏和百姓夹道相送，只见他除了四大挑子书外，什么也没有，真可谓两袖清风。 回到家里，儿子方守彝替他整理书籍，发现在父亲的文稿里，夹着许多金银薄片，大惊失色。方宗诚顿时满脸愧色。儿子一再诘问，他竟半天支吾不出一句话。他见儿子望着那些金银薄片在伤心地落泪，只好说出事情的原委。那全是属吏和好友为他卸任离别时送的礼品，他本不想收，但盛情难却，再说为官俸禄除了养家煳口，全用于接济当地的一些穷学生，身无分文积蓄，而自己所写的《俟命录》、《志学录》等几十卷，都无钱刻版刊印。他对儿子说：“为父做官十年，未曾贪污半点钱财。这些银两都是朋友临别赠送的，我想用作印书的费用。”方守彝听了，说：“父亲差矣。为官一任，富在一方。用受礼金银来印自己的道德文章，不仅使文章黯然失色，而且污染铜臭味，儿子今后还能读父亲的文章么?请父亲三思而行!”听了儿子的话，方宗诚幡然醒悟，连忙问儿子这些金银怎么处置？方守彝果断地说：“父亲有志兴学，培养人才，何不送回枣强，助资办学!”方宗诚凝视儿子，欣喜地说：“方氏后继有人，护清门之家风有望矣!”此事是吴孟复先生亲口说的，马其昶的《耆旧传》未载，今特补叙一笔，不仅无损方宗诚，且有益于今世。可见桐城人为官，父子兄弟之间都有相互提醒监督的传统。 桐城派的殿军人物吴汝纶因其爱民勤政，在衡水一带口碑载道，并有3件善事载人地方史志。一是编撰《深州风土记》22卷，被清代方志界奉为近世方志佳作。二是为光复冀州信都书院，他筹银万两，延聘名师，广置书籍，并亲往书院授课，使信都书院“文风巨变，经术文采极盛一时”，为一州5县培育出一大批“发明成业，卓然能树者”。三是为治理衡水至冀州间千顷易涝洼地，报请直隶总督李鸿章划拨帑金十万两，自光绪十年至十二年连续3年挑挖疏浚，修成一条南起冀州南尉迟村、北至衡水县三杜村，总长60余里的排沥河道，引导低地积水流人滏阳河。并在河上建桥涵各8座，在人河处重建老龙亭闸一座，既方便了往来商旅，又使千亩斥卤之地变为膏腴之田。后人为纪念吴汝纶兴修水利之功，将老龙亭闸改称吴公闸，将所修河道称作吴公渠。时至今日，吴公闸尚存，吴公渠自滏阳新河左堤以外至桃城区三杜村约5公里段亦保存较好。 才高行卓方苞、水利总督方观承、直谏贤臣姚元之……虽然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有了官宦，但细数“桐城派”的这些名宦，就如同他们的文章一样名扬天下。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为何要到桐城“六尺巷”造访，也许正是桐城人自明朝至今600多年来，没有出现一个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因为桐城人为官，知道洁身自好，知道廉洁奉公，知道官誉比自己的生命重要一百倍。 备注：此文所称桐城人包括现今的枞阳县人，因为枞阳属桐城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枞阳是1951年才从桐城分出。况且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有近三分之二的原籍是枞阳人。 左虎平2015.8.16於芜湖。
|
稿件来源： 枞阳在线
|
编辑： 蒋骁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