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光鼐是一位可爱的老古董。说他是老古董，因为他是清末的三朝元老；说他可爱，是因为他并非是冥顽不灵的老顽固，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问题上，他的思想能与时俱进，并且发挥了好的作用。孙光鼐1827年生于安徽寿县，在科举道路上一帆风顺，年仅24岁时就中了一甲一名进士，力拔头筹。但当时强手很多，究竟谁当状元定不下来，只好由咸丰皇帝定夺，进行面试。孙光鼐被考核时，皇帝要他写副对联，为大清王朝歌功颂德。孙光鼐才思敏捷，轻松自如地写道：

　　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维羲皇尧舜；

　　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这对联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都巧妙地写了进去，马屁拍到了家。不过，从这副对联中也可以看得出，孙光鼐驾驭中国方块字的能力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咸丰皇帝一高兴，孙光鼐便当了状元。从此孙光鼐官运亨通，从1878年起孙光鼐给光绪皇帝当老师20年之久。这位老先生思想并不僵化，他赞同康有为变法的思想和行为，并且参加了酝酿维新变法的“强学会”。1898年孙光鼐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学务大臣，并负责创办京师大学堂。他认为洋人“学校遍于国中”，所以“威力行于海外”，这种重视教育的见解相当深刻。

　　孙光鼐办京师大学堂的宗旨是：“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有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当时孙光鼐已72岁，能承认西学的重要地位，已经很不简单了。

　　孙光鼐确定了上述办学宗旨后，还确定了“分科立学”“严聘教习”“精编教材”“慎选生源”“学用相符”等一系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办学方针。慈禧太后扼杀了维新变法，对参与维新的官员杀的杀，撤的撤，对孙光鼐却网开一面，这与他为官的圆通、做事的谨慎小心不无关系。孙光鼐还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欲能则学，欲知则问”，下联是“守身如玉，守口如瓶”。这下联八个字的为官之道，使孙光鼐在政治风浪中没有翻过船，京师大学堂能保留下来，与孙光鼐这位没有倒台的首任校长(当时叫“管学大臣”)恐怕有些关系。但是，在顽固势力的包围中，孙光鼐的日子并不好过，于是他急流勇退，称病请长假，颐养天年去了。

　　孙光鼐任京师大学堂校长，总计不过380天。他离职后不久发生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重大事件，京师大学堂近于瘫痪。到了1902年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实为京师大学堂第二任校长。

　　张百熙(1847—1907年)，湖南长沙人，1874年中进士。此公与孙光鼐性格迥异，用现代语言来说，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适于干事，不适于当官。1894年慈禧太后过60大寿，从紫禁城到颐和园到处搭彩棚、种花、奏乐，大肆铺张浪费，马屁精们无不为之大献殷勤，而张百熙竟敢于上奏光绪皇帝，反对这种劳民伤财的祝寿活动，可见他是一位正直而又敢说话的人。

　　1900年张百熙被派到英国担任“专使大臣”，这一经历使他对中国的落后、西方国家的发达有了深刻的认识。要改变这种差距，只有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为了聘请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张百熙经过多方考察后，认为此职非桐城派的领军人物吴汝纶莫属。吴汝纶生于1840年，是同治年间的进士，曾国藩的崇拜者，被称为“曾门四弟子之一”。面对张百熙的聘请，吴汝纶以“年迈学浅”为由拒聘。为此，张百熙竟不顾自己是高官大吏的身份，在吴汝纶面前长跪不起，并说：“我为全国求师，当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张百熙做得比刘备三顾茅庐还真诚，吴汝纶被感动，只得应聘。张百熙在改革官制、财政和废除科举制度、主办京师大学堂、创办医学和译学馆诸多方面都有贡献。但是官场难于容纳耿介之士，张百熙最终还是被排挤出局，以至京师大学堂内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1979年顾颉刚在《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当年北京大学的状况时说：“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5000银元；当然，这样的富豪子弟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子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

　　在这些不学无术的教员中，不但有中国人，还有为数不少的洋人。到了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种乌烟瘴气的局面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