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生于枞阳县。1922年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1923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第九军党代表。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同年底，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参与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1933年参加在福州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经济委员会委员。抗战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9年5月17日卒于北京。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章伯钧先后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组织部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这时候的章伯钧，真是春风得意，他每年都要赴各地视察、出国，还出席世界和平代表大会。

　　章伯钧参加人民政协以后，立即被中国共产党委以重任，在筹组阶段，他负责参加起草著名《共同纲领》，这实际上是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毛泽东与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其中陈叔通(二排左三)与章伯钧(一排左二)是成立社会主义学院的建言者。

　　可是，在1957年夏季反右斗争风暴中，章伯钧却成为第一号右派分子。章诒和女士坦率地客观地叙述了这个过程：“开始，我的父亲对1957年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是非常兴奋的，他认为这个思想的提出，是毛泽东对自身理论的突破，他曾对人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

　　“父亲当时对即将来临的大风暴似乎并无预感，当中国共产党提出以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时，父亲是真诚地相信共产党的。”

　　不久，中央统战部召开整风座谈会，要民主党派负责人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位领导还亲自打电话给他，希望他在会上一定要讲讲。1957年5月21日下午，正患腹泻的章伯钧乘坐吉姆轿车前去参加会议，在车子里还在思考给共产党提什么意见，想着想着，想出了一个“政治设计院”的方案，据1957年有关报载，其内容大致为：

　　章伯钧的这一篇发言，终于成为他划为右派分子的重要定性材料。很快，上面对他从政治上进行了处理，他所担任的职务一个个被撤销，保留了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头衔。不过在生活上，他受到了宽容的对待，国家分给他的三套三进三间住房未动，工资虽然从三级降到七级，但还被允许保留了警卫员、秘书、司机、厨师、勤杂工、保姆……

　　章伯钧在政治上则从此丧失了许多权利。他再也无权在会议上发表正式演讲，无权著书立说，无权看高级干部阅读范围的文件，无权参加游行、集会等群众性欢庆活动。他的政治地位从原先的高峰一下跌入了深谷，并多次检查、接受批判。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形象，就如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那篇著名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所描绘的那样。只是因为他过去有名望，又是知识分子，因此，他才被冠以“右派”而没有被定为“反革命”——而实际上，“右派”就是反革命。

　　寂寞而悲惨的归宿

    划右以后的章伯钧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人们只在需要反面教员时才提到他，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整天看到的是头顶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和两个女儿。昔日许多朋友不敢再登门了，一些过去非常亲密的人，这时见了他形同陌路，对他不理不睬；敢登门的也就是那几个右派“同类”，如罗隆基、龙云、黄绍竑、陈铭枢、陈铭德、邓季惺、冯亦代等。但是，有几件事却使章氏家人难以忘怀：

　　1959年，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观看演出，章伯钧无意中发现他的座位与梅兰芳先生紧挨着，出乎意料之外，梅先生一看见他，便立即起身主动和他打招呼：“章部长，你好吗？”这一句很普通的寒暄，却使章伯钧大受感动，他立即向梅兰芳回敬亲切的问候。坐下后，他想买一张说明书，谁知一掏口袋，发现竟没带钱，梅兰芳马上又替他买了份说明书。回家后，章伯钧激动地对家人说：“许多昔日故旧，不及梅先生这样素无交往的人呵！”

　　1962年的一天，章诒和陪他父亲去王府井大街买东西。忽然，章伯钧被一个大汉从背后抓住，他回头一看，原来是田汉先生。章伯钧想与田汉问候一下，就返转身离去，谁知田汉却将他拉到东安市场开阔的人行道上，说：“伯钧，我们就在这里谈一会吧。”结果，两人便畅谈起来，章诒和在旁足足等候了半个小时。可以说，从1957年划右以后到他逝世，在公众场合见面后与他主动打招呼的人仅此而已。

　　1964年的章诒和与她的母亲、民主革命中的杰出女性李健生(右)在成都

　　六十年代前期，有人劝他写回忆录，章伯钧看到有的人在回忆录中有文过饰非的情况，便对女儿说：“这样的回忆录我永远不会写。”

　　划为右派以后，章伯钧无权在重大政治活动中露面了，但他对共和国却充满感情，每年国庆节那天，他都要早早起来，刮好脸，衣服穿得端端正正的，以示对共和国的尊爱。妻子和女儿认为这是他对共和国的诞生，曾经倾注了一份心血的缘故。

　　在“大跃进”的年月里，到处都在欢呼“一天等于二十年”，“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章伯钧对这种浮夸风气深感忧虑。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上下处于个人迷信的颠狂状态，章伯钧心情沉重地对女儿说：“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浩劫开始了。”

　　当时，章伯钧内心还有一个深深的隐痛：他觉得自己对数十万右派分子，感情永远无法摆脱歉疚。在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等人相比，他的“认错”、“认罪”行动是最早的，他对家人说：“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为此，他下了决心检查认错。

　　尽管章伯钧已经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但是悲剧命运仍没有放过他。1966年“文革“一开始，他的家就被抄了，而且不止一次，不止一个单位来抄。最后，他的家也被造反派红卫兵占领，成为“联络站”。他家多年积累、收藏起来的二十万册书籍、六千件历代字画被抄没，另有古董、瓷器及其他名贵物品被搜去，至今，这些物品一件也未归还。由于过去章伯钧身兼多职，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得接受多家单位的轮番批斗。他整天穿着破旧衣服，被撵在原来警卫员居住的小屋子里栖身，工资也没有了，每月仅发给生活费十五元。这时，他开始学着给妻了补衣服，补上了一个破洞后就像小孩子那么高兴，精神状态实际上已经麻木了。讲到这里，章诒和女士唏嘘掉泪，她悲愤地说：“像我父亲这样有漫长经历的人，人格上的污辱比肉体上的折磨更加难熬啊！”

　　交通部3000职工批判部长章伯钧

　　不久，身心备受摧残的章伯钧患上了多种疾病，由于他的医疗关系已从北京医院转到了人民医院，他无法享受过去的保健医疗待遇；但人民医院在那样的环境下，也不敢收治这天下第一号右派。万般无奈之下，李健生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送到中南海北门，在严寒的风雪中站了两个多小时，恳求警卫能把信送进去。警卫被李健生的恳求感染了，他们安慰她：“请你放心，我们一定负责为你把信送到！”后来，估计周总理看到信有所指示，人民医院很快收治了章伯钧。但是在那个残忍、疯狂的年代，章伯钧的病并没有、也不可能获得彻底、有效的治疗，他终于在1969年5月17日带着人间深深的不平，带着内心无限的悲怆、愤懑，含恨去世，享年74岁。

　　1950章伯钧(前右)、李健生(前左)等在中山公园

　　章伯钧病逝那天，李健生从医院料理完有关事宜回家，路上遇见梁漱溟、张申府，他们关切地问：“李大姐，你到哪里去了？伯钧好不好？”李健生哽咽着回答：“伯钧刚刚咽的气——”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梁漱溟仰对苍天，悲凉地说：“死了好，免得再受苦了。”

　　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章伯钧，身后没有追悼会，他的骨灰与普通去世的人的骨灰一样，寄放在老君堂内，李健生对此并不计较，反而说：“他和普通人在一起，非常好。”比起死后连骨灰也找不到的罗隆基来，章伯钧还算不幸中之大幸。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反右扩大化而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改正。经过复查，除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五人外，其余被错划的数十万右派均获得改正、平反。中央统战部领导召见了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和女儿章诒和，传达了中央关于章伯钧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的决定，并说：“当年给章伯钧先生划右派的材料许多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轮流坐庄’则是××先生在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算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主要用的是×××的揭发材料，即章伯钧说的：‘共产党是一个上帝加三百万清教徒’等材料。”对此，李健生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

　　不久，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将章伯钧的骨灰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章伯钧在地下终于获得最好的归宿。【根据互联网资料整理】（本文摘自“史客儿”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