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是“气节”的结晶体。如卓尔堪在《明遗民诗•序》中所说：“古今所称‘遗民’，大抵皆在凶荒丧乱亡国之余。盖易代之际，极多可歌可泣之人事”，遗民作为新旧朝代交替的历史见证人，“忠义牢骚者多出于其中，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然则遗民也不一定都是一些“不食周粟”的倔强之人，其中也有一些心思通达之士。感于前朝末世的腐败，他们虽然内心不愿意改朝换代，依旧能够平静地接受世道已变的现实。他们虽然坚持不仕新朝，但对与新朝的一些意气相投之士的交往也并不忌讳。他们虽然对新朝的不良端倪多生敏感，却也能够对一些历朝皆有的现象处之泰然。

　　钱澄之便是这样的一个遗民中的达者。当明朝灭亡，他也曾举义相抗。后来知事不可为，他隐居故里，拒绝参加清廷举行的考试与举荐，“惕然物外，以大年终”。可他显然不是一个“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愚忠者，由不虚求名节而以天下为重的思想出发，钱橙之对出仕新朝者态度也比较宽容，而不似当时人们对“官于南者，论尤严”。他更关心百姓的命运，诗卷中多为新朝官僚赠序者，希望这些人能于任上关爱百姓，施仁政，造福乡里，对于兴修学舍、振兴儒教的地方官更是赞扬的。钱澄之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众多，特别是他《藏山阁集》中的作品，大半都与明末清初的社会政治、民生疾苦有关，绝少无聊的应酬之作，流连景物的内容也不多。这一点在清初诗坛上也是很突出的。淡于君而重于民，这样的遗民心境确是可贵。

　　在钱氏的诗中有较多的税事诗，其中的一个显见的主题，就是探讨如何唤醒并焕发纳税人的遵从。这样一个在历朝都很显要的亲民话题，对于他这个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学者而言，便更有心得。

　　钱澄之关于税收遵从成因的最为鲜明的观点是税收、税制、税吏不可以引起纳税人的反感，否则人们不可能还有高昂的纳税热情。这一观点可依他的诗句归纳为“民因吏虐常逋赋”(《日者杨公采索句送何昆复之建宁别驾》)、“商趁官廉输税急”(《芜关访房兴公库部榷吏》)。

　　在这方面，钱氏的亲身经历很多。在“榷税萧条甚”的情况下，人民自己都被逼得没有了活路，他还能踊跃输税么？

　　崇祯末年，人民生活已非常贫困，但朝廷仍然催科不已，加派不断。生活在社会下层，亲眼目睹民生疮痍、社会混乱的钱澄之，对国家的前途十分焦虑，他在《感时》诗中说：“也知国计正艰难，其奈闾阎已尽残。”明朝内忧外患，急需大量军晌，但广大百姓也已经被赋税、加派搞得焦头烂额。即使象钱澄之这样的家庭，也是“晚收担石尽输官”，因而“青黄不接哪得餐”。(《伯仲叹》)到了难免忍饥挨饿的地步，一般百姓的境况就可想而知了。

　　《杂感》(第八首)对明末税收进行了严厉的控诉，并强调“赋税逋多派枉加”正是“即令盗贼正如麻”的原因之一。该诗道：

　　水旱频仍父老嗟，飞蝗又见际天遮。耕农去尽田难认，赋税逋多派枉加。

　　窃恐流亡还伏莽，即令盗贼正如麻。朝廷弭乱须蠲免，终是饥寒且恋家。

　　这样的诗歌在《藏山诗阁存》里比比皆是，如《兴龙庵》“兵火欺巢鸟，军粮算野僧，悬崖人绝处，莫令长螺藤”，更深刻地揭示兵灾苛税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残酷现实。这一类现实作品，寄寓了诗人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无限同情。纳税人之不愿遵从，盖自顾尚且无暇之故也。

　　苛捐杂税下，岂止是税收遵从受到扼制呢？还有灭亡国的危险呢！《大水叹》中说：“白头老翁休叹息，秋来官粮逋不得，回家早计卖妻儿，如今九年之水尧不知。”最高统治者根本不了解百姓的情况。即使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用：“诏书屡问灾伤苦，课税宁教赋役宽？”(《感时》)皇帝知道了灾情，也只是一纸空召书，不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年年搜括助军兴，御寇防边总未能。”(《和百史闻警韵即送其北上》)明廷拼命搜刮，结果“寇”也灭不了，“虏”也挡不住，只是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入清之后，境况也没有显著的变化。百姓依旧吃不饱穿不暖，了无纳税的“资本“。如果纳了，自己也就惨了。如《秋雨叹》中描写纳税后的惨状：“田家输租腹已饿，未黑掩门向灯坐。小儿市上得酒还，速宜取醉昏昏卧。”《秋村八课》之《获稻》篇中说到“：即拟输官税，宁期卒岁粮”，完全似一种视死如晚的悲壮。《田间杂诗》中说“儿愁催税吏”，可知百姓是多么地讨厌纳税了。在《杂忆九首》所谓“放马儿来各敛钱”、“近闻牒下渐征求”的情势下，没有哪个愿意“慷慨解囊”，一如《秋水叹》所写：“君不见卖稻老翁泣诉苦，门外催租吏如虎。”

　　钱澄之表现“吏虐”最有力道的诗作，是他的《催完粮》。在这首诗中，“税吏”对“税收”、“税制”体系的整体亵渎，以至于严重影响国家形象的严重性，在钱氏的笔下披露殆尽：

　　催完粮，催完粮，莫遣催粮吏下乡。吏下乡，何太急！官家刑法禁不得。

　　新来官长亦爱民，哪信民家如此贫！朝廷考课催科重，乡里小民肌肤痛。

　　官久渐觉民命轻，耳熟宁闻号冤声？新增有名官有限，儿女卖成早上县。

　　君不见村南大姓吏催粮，夜深公然上妇床。

　　“吏虐”是常事，“官廉”却少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为税收制度的不合理。比如不顾农时的急征和加派，便不仅仅是“吏虐”所能概括的。《获稻词》写道：

　　女踝碓，儿扫仓，我家今日稻登场。获稻上场打稻毕，拂还租稻叉手立。往时入仓才输官，今年只在场上看。晚禾干死田无稿，又下官符催马草。买草纳官官不收，千堆万堆城南头。风吹雨打烂欲尽，饿杀栏中子母牛。

　　《悯荒和韵》又说：

　　种豆南山又苦蝗，哀哀寡妇哭三荒。

　　劝耕已缺明年种，加派还征隔岁粮。

　　市井揭竿争闭籴，官司传檄急通商。

　　朝廷近日专心计，谁听悲歌云汉章。

　　如此一来，从税收到税制再到税吏，不是强暴就是昏庸，不是不合理就是不人道，何时才能迎来“商趁官廉输税急”的好景象呢？

　　清初遗民诗人如林，群星灿烂，仅卓尔堪《明遗民诗》十六卷所收诗人就多达五百余家。在如此众多的诗人当中，钱澄之是成就较高的一位，可与顾炎武、昊嘉纪、屈大均比肩并称。他的诗，尤其是民生诗、税事诗，当可视为新乐府精神的发扬光大。而他对税收遵从辩证关系的论证，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有终极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