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澄之(1612－1693)，在明朝生活了32年，在清朝生活了50年，作为“天崩地解”时代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无疑反映了那个时代之学人固有的忧患与悲悯。就学术著作而言，他的忧患与悲悯，当主要表现在《田间易学》、《田间诗学》。《田间易学》、《田间诗学》，在四库馆臣看来，学术水平都相当高，皆堪称道。然320年间，研究钱澄之易学与诗学者寥寥，令本值得称道的学术迄今湮没无闻。有鉴于此，本文据《田间易学》以研究钱澄之的易学思想，希望系统、全面地把握钱澄之易学思想，以促进钱澄之学术思想的研究。之所以取名曰“散论”，无非是表明本文所写在结构上不刻意追求整齐划一，并非意在强调论文的散文化，以散文的方式写作此文。
一
钱澄之易学集众易学家思想之长，其思想渊源也就十分博杂。四库馆臣说，其易学之“象数”学思想，渊源于京房、邵雍、黄道周，而主要接续黄道周；其“义理”学思想，渊源于孔颖达、程颐，朱熹，而“大旨以朱子为宗”①。四库馆臣这一论断远不足以揭示钱澄之易学思想来源上的博杂性。为了揭示钱澄之易学之思想来源上的博杂性，除了徐秉义的《田间易学序》，当先研读《田间易学》卷首的《易学凡例》。根据《易学凡例》，钱澄之论及的易学家有：扬雄、京房、王弼、韩康伯、卫元嵩、孔颖达、程颐、朱熹、邵雍、苏轼、邵伯温、陈抟、归有光、蔡清、黄道周、何楷、方孔昭、方以智、钱立志、钱法祖。在这二十家之外，钱澄之于《田间易学》中常引用的宋元明易学家尚有：张载、朱震、晁说之、吕祖谦、丘富国、钱义方、韩邦奇、张栻、项安世、丁易东、黄瑞节、胡炳文、郭雍、蔡渊、魏了翁、游酢、刘爚、王申子、胡方平、胡一桂、蔡清、郝敬、焦竑等。在《田间易学》中还有十余人虽有所引用，却因一时查不出其生平与著述而未予列举。但仅仅就这四十三家而论，钱澄之易学思想之来源上的博杂性也是可以推断的。
钱澄之对上列四十三家的论说之引用，或少或多，少则数次、多则十数次乃至数十次，不尽相同。在引用“尤多”(数十次以上)者中有王弼的《周易注》、孔颖达的《周易正义》、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朱熹的《周易本义》、胡一桂的《周易本义附录纂疏》、蔡清的《易经蒙引》、胡炳文的《周易本义通释》、钱立志的《见易》、黄道周的《易象正》、何楷的《周易订诂》、方孔昭的《周易时论》。从这十一家及其易著来看，钱澄之易学思想之渊源可具体分为三层：第一层为魏晋至晚明各家易说，其中尤以兼顾“象数”与“义理”的易说为重；第二层为其师黄道周的易学以及与他当面“相质问”的长者何楷的易学；第三层为桐城桂林方氏易学；第四层为钱氏家传易学。钱氏家传易学，开创于其祖钱融堂，发展成熟于其父钱立志，钱澄之集其大成，又传其子钱法祖。钱融堂的易学著述不明，钱立志的易学著述名《见易》、钱澄之自己的易学著述为《田间易学》；钱法祖的易学著述名《问易堂私识》，其中亦载有其表兄伯玉、湘之、幼安三人的易说数条。钱澄之的易学思想，应该说是这四层易学融会贯通的产物。其所以能贯通，既因为他坚持朱熹《周易本义》之“象数”与“义理”兼顾的取向，亦因为桐城桂林方氏易学与黄道周易学本来就有密切的联系。方以智在《时论后跋》中，明确指出，方孔昭身陷西库时，曾与同陷西库的黄道周切磋易学“阅岁有八月”；方以智仲子中通，更进而指出，方孔昭不但在西库与黄道周推衍易图，晚年又“通黄公之塞”(见《周易时论合编》卷首)，克服了黄道周易学中不通之处。可以推断，如果方氏易学与黄道周易学相暌隔，则钱澄之在接续黄道周易学传统时，就不可能称引方氏易学以彰其说。
钱澄之反复引用这些著作，遵循以下原则：(1)宋代以前著述，“取其与宋儒旨不相悖，或有以开宋儒之先，或足与互相发明者”②，而是否合乎这个标准，又“要以程《传》及《本义》为据”，王弼《周易注》、孔颖达《周易正义》，就因为符合这个标准而被反复引用；(2)对程颐《易传》与朱熹《周易本义》则择善引用，“程《传》言之较畅者，则舍《本义》而存《传》，若《传》与《本义》各有发挥，则两存之，总取其义理通达而已”(《田间易学》，第1页)；(3)宋代以后，元儒的易学著述，因为“一以程朱为据”而“所录居多”(《田间易学》，第2页)，例如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胡一桂《周易本义附录纂疏》之被反复引用，就因为符合这个标准；而明代的易注虽多至“数十百种”，然因“近于穿凿”(《田间易学》，第2页)而为他所不取，只引用蔡清的《易经蒙引》，因为“蔡虚斋专主《本义》，而体贴极精，发挥尤畅”(《田间易学》，第3页)。从其引用原则看，四库馆臣断言其易学“大旨以朱子为宗”是符合其思想实际的。
二
《田间易学》卷首，除收有徐秉义的“序”以及钱澄之自拟的“易学凡例”外，尚收有《周易杂考》。此“杂考”，所考其实并不庞杂，它只涉及《周易》古今版本样式问题。这个问题，无非是指《周易》经文是否分上经下经、经文与传文相连还是相分之类的问题。对这类问题，流行的看法是认为，古本《周易》不但经不分上下，而且经文与传文本不相连，各自独立，只是由于郑玄、王弼的先后改编，今本《周易》才变成了经文分上下、经文与传文相连的样式。王弼改编的今本《周易》，后来一直流传不绝，成为标准版本。然而宋代的晁说之、吕祖谦、朱熹却相继努力恢复《周易》古本样式。钱澄之认为，经朱熹之恢复，“已定正古文《周易》矣”(《田间易学》，第8页)，但此后流传的仍是“淆乱之本，非古文也”(《田间易学》，第8页)。钱澄之为此感叹说：“古圣之经何其变之易而复之难，复之难而再变之又易也？”(《田间易学》，第8页)在他看来，六十四卦为伏羲所演，卦辞为文王所系、爻辞为周公所系，《易传》为孔子所撰；然而“《易经》之分上、下，必始于文王定《周易》之时”(《田间易学》，第8页)，非后来才分的。传文(彖、象、文言)是孔子用来解释经的，“孔子恐其与文王辞(卦辞)杂，是以不合”(《田间易学》，第8页)，所以古本《周易》传文(彖、象、文言)并不与经文相连。将传文称作“传”，出自孔子自己；而将六十四卦及卦爻辞通称作“经”，“不知起自谁始”(《田间易学》，第7页)，只知在西汉孟喜注《周易》本已作“上、下经”之分，则题“经”字，当在孟喜之前；经文、传文既相分，则传文题目必殿以“传”字，决不能省掉“传”字，只作《系辞》、《彖》、《象》、《文言》，等等。这样的省略为王弼所为，决非孔子所能接受，因为孔子要区别其“系辞”和文王“系辞”(卦辞)，就只能殿以“传”字来区别之。
这就是钱澄之通过《周易杂考》所要表达的主要看法。此外，他恢复了“古《易》篇次：《周易上经》第一，《周易下经》第二。十翼：《周易彖上传第一》、《周易彖下传第二》、《周易象上传第三》、《周易象下传第四》、《周易系辞上传第五》、《周易系辞下传第六》、《周易文言传第七》、《周易说卦传第八》、《周易序卦传第九》、《周易杂卦传第十》”(《田间易学》，第6页)。问题是，钱澄之考订古《周易》，似乎并非服务于其著作之体例，因为《田间易学》固然分别处理经与传，但只将《系辞》上下、《说卦》、《序卦》四传与经文分开，却仍承袭旧法将《彖》、《象》二传与六十四卦经文相连、将《文言》与乾坤二卦经文相连；而相连的做法又有所不同：于《乾》《坤》两卦，是将该三传有关传文统附卦末，而此外六十二卦均是将《彖》、《象》二传有关传文分附每卦卦辞之后，再将《象》传分附每一爻爻辞之后，这与朱熹将经文与“十翼”完全分开的做法是不同的。至于为何要这样编排，他没有给予说明。胡一桂论曰：“其初犹若今《乾》卦《彖》辞、《文言》统附卦末。至王弼始以《彖》与《大象》之辞附卦辞下，分爻《小象》之辞各附当爻。辞下加‘彖曰’、‘象曰’以明之”(《田间易学》，第6页)。臆之，钱澄之如此编排，似兼顾了郑玄与王弼的编排，也体现了其易学会通各家之特征。
《田间易学》卷一之“象数”学内容，具体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伏羲、文王八卦、六十四卦次序、方位图；第二部分论河图、洛书；第三部分在“筮法”的名义下纵论重卦(八卦、六十四卦)的推衍原则与推衍方法以及释卦之“通例”，亦即释卦的范式。下面依次论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