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民法之难。

　　民法典有“社会生活百科全书”之说，它与宪法重在限制公权力不同，其重在于保护私权利。民法典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几乎所有民事活动，无论多大，也无论多小，都能在如物权法、债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等具体法律中，找到相应依据。恰恰因为民事法律关系是生活中最普遍的法律关系，因此具体制定过程，不可避免要考虑社会习惯因素。而这考虑，多与少，宽与窄，强与弱，又要与法律规则边界统一协调。如此，考验立法者水平高低，智慧高低。

　　拥有着所有部门法中最为庞杂的体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纂工作始于1954年，1962年、1979年、2002年有数次草案。但直至2017年3月，决定本位价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才刚刚获得通过。其前后历时，长达63年。

　　而由史尚宽为主编纂的《中华民国民法典》，凡1225条，12万余言，1929年至1931年，由南京国民政府陆续颁布生效。

　　史尚宽对于民事法律与习惯的解读，延续桐城派文风的简练“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

　　《中华民国民法典》起草始于1929年初，这年1月29日，立法院召开第10次会议，其中议定《民法》先草“总则”，由傅秉常、焦易堂、林彬、郑毓秀等，共同组成起草小组。另外担任劳动法起草任务的史尚宽，名列傅秉常之后。但论民法学养深厚，论法学知识全面，论编纂思路开阔，史尚宽当之无愧为第一。很快，他就成为这个起草小组的核心人物。

　　此之后到1930年12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国民政府便以惊人速度完成《民法典》，以及《公司法》《票据法》《海船法》《保险法》等民法相关法律的立法工作，由此基本中国近代民法立法的大致框架。

　　从时间上看，《中华民国民法典》确实是突击之作，但论及学术水平，论及编纂质量，却又可用“无可挑剔”来形容。《中华民国民法典》不但体现了理念的转变与民法功能的演化，而且其立法原则的确立，是清末改制以来民法学最大规模上的新探索。而它的更大意义，是顺应现代立法趋势，民商合编法典，奠定了中国“民商合一”立法理念。

　　《中华民国民法典》继承《德国民法典》著名的五编制体例，但舍弃其传统的民商分立模式，转而采用世界先进的民商合一模式。“民商法是否合一，此为起草民法时所应首先解决问题之一。”在《民商划一提案审查报告书》中，史尚宽旗帜鲜明地阐述了应该制定民商统一法典的原因。

　　在商法与民法之关系上，史尚宽认为“在有商法典的国家，其商法仅仅是民法的特别法，而最重要的买卖契约，仍然规定在民法之中。而民法上的营利社团法人，仍然需要准用商法。民法与商法有很多的牵合之处，没有必要使民商分离。”

　　他还从“人民平等”角度特别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若是因为职业的不同，或者行为的不同即在普通民法之外，而专门制定法典，这与平等原则是相悖的。”

　　因为符合世界立法之趋势，因为符合1930年代初的中国国情，因此史尚宽“民商合一”立法理念，被南京国民政府所采纳。

　　史尚宽正式成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应该是1928年10月31日，据次日《申报》新闻，蒋介石等出席161次中央政治会议，会议第七项内容，就是通过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提交的立法院立法委员名单。共推选48位立法委员，其中宋美龄列第11位，史尚宽列第6位。之后的11月8日，《申报》刊发国民政府令，正式任命史尚宽等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而立之年的史尚宽出任立法委员，此“立”与彼“立”，都有千里之行始于足的庄重。

　　自此起，至1970年离世，史尚宽的一生，均环“立法”而运转。他的研究范围，涉及法学绝大部分领域，侧重之笔，又落于民法、刑法、宪法、行政法、劳动法等方面。

　　著述可以用“惊人”一词来形容。如《民法总论》、《民法总则释义》，如《行政法论》、《信托法论》，如《土地法原论》、《债法总论》，如《劳动法原论》、《物权法论》，如《民法原论总则》、《法学概论》、《法制》、《立法程序及立法技术》、《行政法要旨》、《债法各论》、《亲属法论》、《继承法论》，等等，文字总量以千万计。

　　史尚宽理所当然成为民国立法界举足轻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