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方以智为首的桐城方氏学派，是明末清初与浙东学派等齐名的重要学派。作为明末清初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这个学派所坚持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提倡易学与科学相结合、哲学与科学相促进、中学与西学相会通、考据学与义理学兼用、实学与玄学兼顾)，对我们今天探讨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有极大的启示，值得高度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迄今几乎无人研究桐城方氏学派*。本文所以不避浅陋之嫌，对桐城方氏学派的学术贡献作大致介绍，正是为了引起学者对桐城方氏学派的重视，将桐城方氏学派研究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一、桐城方氏学派及其主要代表
明末清初，文化界学术气氛相当活跃，形成了各具独特学风的诸多学派。领导东南学界的是黄宗羲，他继承和发扬刘宗周、黄道周的学术，开创了浙东学派经史兼顾、以史为重的学术传统。领导北方学界的孙奇逢，在他的倡导下，北方学者恪守儒家气节，在学术上则融诸儒学为一炉，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在江西则有以魏禧为首的“易堂九子”，他们“以古文实学为归”，影响江西世风甚大。在山西有傅山，他在门人中提倡“经子不分”，将“子学”列于和?经学’’平等的地位，打破了以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正统的观点，开创了清代子学研究的风气。在陕西有李颐，他主张“学贵实效”，提倡“经济实学”，希望以实学修正理学家之空谈心性，对关中学风影响极大。而对上江一带士风影响最大者要数以方以智为代表的桐城方氏学派：这个学派，同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以魏禧为代表的江西“易堂九子”都有联系，其影响绝不亚于明末清初风靡论坛的其他学派。
桐城方氏学派的产生，追根求源的话，要追溯到明代中叶的方学渐。方学渐是方以智的普祖，他曾在桐城筑“桐川会馆”，“日与同志讲性善之旨”，并以布衣“主坛席二十余年”。自方学渐建桐川会馆”开始讲学始，一批批士人学子陆续聚集在桐城方氏周围*，砥砺风气，研讨学术，逐渐形成了一个在上江一带颇有影响的学团。后经其子方大镇、其孙方孔烟的努力，方氏学团有所发展。待到方以智时，由于他学识渊博，结交广泛，声誉高远，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方氏学团发展成为遐迩闻名的学派。
除创业者方学渐、代表者方以智以及中坚人物方大镇、方孔烟外，桐城方氏学派的主要人物尚有：吴应宾、三宣、钱澄之以及方以智的三个儿子中德、中通、中履和方以智的学生揭暄、游艺等。这些人物，或是师生同学关系，或是血缘关系，或是联姻关系，凝聚力极强，因而这个学派比明末清初其他学派更具有内部的稳定性，更具有战斗力。
同明末清初其它学派相比，桐城方氏学派在学术上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注意研究自然科学，许多人都在这方面著有专著，例如王宣著有《物理所》、方孔烦著有《崇祯历书约》、方以特长的抱负。就学术价值取向上讲，提倡易学与科学相结合、哲学与科学相促进、中学与西学相会通、考据学与义理学兼用、实学与玄学兼顾，是桐城方氏学派不同于明末清初其他学派最显著的特点。由于坚持这种学术上的价值取向，所以这个学派在理论上超越了其他学派，成为十七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折中古今、会通中外的代表。
桐城方氏学派在学术上的共性，体现在每一个成员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创造上，当然各有侧重，各不相同。为了揭示这一点，下面将对这个学派的几个主要成员的学术思想作扼要的介绍。由于后面将重点介绍方以智的学术贡献，故这里先介绍其他成员。
方学渐学渐字达卿，号本庵。弟子私谥明善先生。他早年习诗文，十岁便“为文语惊人”。十六岁成为郡诸生，学识为一乡的秀才所佩服。不料七试不售，遂绝仕情，以布衣身份讲学于桐川秋浦间。他的讲学活动遐迩闻名，不但在皖江一带到处传扬，而且远扬东吴，博得东林党的好评。东林党人请他到“东林书院”讲“身心性命之学”。高攀龙尤其推崇他，把他与东林盟主顾宪成并称。晚年于桐城建“桐川会馆”，弟子数百人顶礼受教，其中有后来成为方以智老师的王宣。黄宗羲说他：“少而嗜学，长而弥敦，老而不懈”。这是对他一生孜孜追求学问的恰当评价。
方学渐逝世时七十五岁。一生著书二十多种，多已佚失，今尚存数种：《桐彝》、《迩训》、《庸言》、《心学宗》、《性善绎》、《东游记》。另外，其易学著作《易蠡》的部分材料，保存于方孔?的《周易时论》；《桐城方氏诗辑》、《桂林桐城方氏家谱》及郡、县方志内，还散见有他的诗文。佚著有据可供稽考的目录为：《桐川语》、《北游记》、《南游记》、《七解》、《二解》、《一言》、《百八铭》、《崇本堂稿》、《孝经绎》、《先正编》、《诗读》、《桐川语录》、《崇实会记》、《连理堂集》、《会言》、《桐川会言》、《归去吟》、《十九章》、《崇本堂别稿》。上列这十九著作，除了几种可能相同外，绝大多数不可能异名同实，它们的佚失，是很可惜的事。
方学渐早年师事耿定向，就学谱论他属于王门左派，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他列入“泰州学案”。可他偏偏不赞成王畿的“四无说”，斥责“《天泉证道记》为傅会”.企图恢复正统王学。但是，他治学以“崇实”为主旨，强调“理是实理，事是实事”，坚持“究良知而归实”的学术价值取向。在这个取向的指导下，他实际上借“濂洛之教”来救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其结果却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以折中程朱陆王为归宿，真正地背叛了王学的立场。正因为方学渐的哲学是调和“心学”和“理学”的产物，(o，故它绝不是“道学”的简单翻版，而是有着独特的内容。他的哲学重点在于论述“心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心体至善”、“性定是善”。但当他论证“心体至善”的道理时，所依据的理论则是“生理”说。他说：“阴阳、刚柔、仁义，皆生理也，虽不能无杀而杀，亦所以生之也，此可以识性善之原矣”…，认为从“生理”的本质在于生物成物(即使不得不灭物，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生物成物)就能了解“心性”何以至善。因为“生理”既然“生生毫无杀机”，是至善的，那么得“生理”以成的人性，就不能不是至善的。方学渐还认为，“欲”同“性”是不可截然分开的，既然“性”源于“理”，那么”欲”也就与“理”相关。他说：“赤子初生，口欲食，眼欲视，体欲安，意欲适，四者所谓感物而动，性之欲乎!而理在其中，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这是将“感物而动”之欲说成即“性之欲”，认为这种基于“性”而发的“欲”，根因于“理”；“理”是“天理”，则“欲”也就是“天性”。这是对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说教的批判。
方大镇大镇字居静，号鲁岳，门人私谥文孝先生。他早传父学，为郡生即以天下为己任：二十八岁考中进士，授大名府推官，便行“性善说”于事功，平反冤狱，捐钱助农，“世人高之”。因政绩卓著擢江西道御史，以病未赴任。后“巡盐两浙，巡按河南，调贵州道，改京畿道”A，最后官迁大理寺丞，晋大理寺左少卿。他调任京官时当万历末天启初，当时东林党人秉政，邹元标、冯恭简于京城建“首善书院”，宣传“东林”主张。“首善书院”聘人核品极严，但邹冯等人视他为同道，请他到书院讲“性善之学”。不久，魏忠贤当政，邹元标等人下野，“首善书院”被毁，他于野筮得《同人》卦，遂绝仕途，于五十八岁这一年归隐故乡，以讲学和著述度过了晚年。
方大镇一生写了大量的著作，现已查到的目录有：《居敬穷理论》(六篇)、《闻私录》、《桐川讲义》、《易义》、《书义》、《理说》、《宁澹语》、《连理集》、《幽忠录》、《阳明录钞》、《仕学肤言》、《田居乙记》四卷、《荷薪义》八卷、《易义》四卷、《诗义》、《宁澹居诗集》十三卷、《礼说》、《野同语》、《縻爵昌言》、《阴阳录纂》、《荷薪别集》、《家史》、《山居记事》、《显忠录》、《宁澹居奏议》、《宁澹居文》、《正蒙述赞》、《性论至善讲义》三集、《宁澹文集》四卷、《永思录》、《居敬论》、《归逸篇》、《宁澹居诗文集》、《周易管窥》、《方大镇集》。以上三十五种，有些可能是重目，但大多数不重复是显而易见的。遗憾的是，其中除了《宁澹语》、《宁澹居奏议》、《宁澹居文》因刻入《桐城方氏七代遗书》尚存外，其它都已佚失。散见的文章有：见于方学渐《心学宗》内的《心学宗跋》、收于《康熙安庆府志》卷十六中的《桐川会馆至善堂记》、散见于方孔烟《周易时论》内的《易意》部分资料；散见于方以智《物理小识》、《药地炮庄》内的《野同语》部分材料。此外，在《浮山志》、《青原志略》、《静居志诗话》、《桐城方氏诗辑》中尚收有他的部分诗作。
方大镇明确指出，他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方学渐思想基础之上的。他有一比，说其父学渐的思想是坚固的屋基，他就凭借这个基础构架自己的思想殿堂。但同方学渐思想相比，他的思想虽然具有调和程朱陆王的特点，但更倾向于心学：他继承学渐的“性定至善”，但他忽视了学渐“性善”说是以“性”禀赋自然流行的“生理”为前提的，因而他提出“理本性中所固有也” (以下凡属方大镇语，若未标出处，均同此)，把“理”说成源于“心性”；学渐主张的“无二心”，为他所接受，可学渐明言“性具于心，谓之道心”，将“道心”视为“人心”因禀赋而有的“性即理”，但大镇却说：“循理之谓道心，从欲之谓人心”。问题是，方大镇这种在坚持其父思想的前提下所表现出来的与其父思想之相异，究竟何因?这是因为方学渐基于思维与思维对象的统一性来把握“道心”与“人心”的统一性，而方大镇则基于“心为本体”把“道心”与“人心”视为“本心”的不同的发用，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差别只是遵循什么(“理”或者“欲”)去发用而已。
妙就妙在，正因为方大镇从体用关系来论证“人非有二心”，他才得以丰富和发展了方学渐的“心性”说。方大镇说：“至善者，吾性本体也，于此下手，是以本体为工夫；于此究竟，是以本性合功夫”，表明他是从本体与工夫的关系来论证所谓“至善”，那么，“至善”的含义何指?他说：“不问有无，总归一善。”既然宇宙间一切终归独一无二的“善”，则“善”定是绝对的超然实体，所谓“善是绝待之善”。这个“绝待之善”对主体来说，就是人人都有的“至性”。所谓“至性”，就是“仁义爱敬根于不学不虑者”。不学不虑便存的“至性”，又称为“情之性”。“隋之性”相对“性之情”而言，而“性之情”是指“仁义之良，征于爱敬者”。可见，一个(性之情)是从已发之用而言的，一个(情之性)是从未发之体来谈的，所谓“性之情是谓良用，情之性是谓良体”。方大镇说：“良体良用是谓至善”。认为只有体用一致才能体现所谓“至善”。他把这种心之体同心之用相一致称为“良知”，所以他又“以良知表至善”。
方孔?孔?字仁植，号潜夫。门人私谥贞述先生。他少年时的生活，无非是咏诗读经，同时为科举而读时文。二十四岁那年，考中进士，翌年授嘉定知州，一年多后调任福宁知州。在福宁任职四年，因政绩显著，于三十二岁那年擢升兵部主事。在兵部主事任上，因忤魏忠贤，被削职为民，归隐故乡桐城。三年后，魏忠贤伏诛，他官复原职回京，又于三十八岁那年，升任尚宝卿。任此职后的第五天，曾祖母逝世，他只得乞假告归。不料其父方大镇庐墓过分悲哀，以至于未及除服而卒。他只得又按惯例丁忧三年。服除补原官.并于四十七岁那年，改任右佥都御史，旋以该职巡抚湖广。他被任命为湖广巡抚的任务，是镇压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因在一场与农民军作战中失利，被督师杨嗣昌弹劾进了诏狱。半年后被释放，受令戍绍兴。不久，应召进京，却不被任用，局促京邸一年有余，直到甲申(1664年)明亡前夕，才被授命山东屯田之务。可当他赴任抵达济南时，京城已破的消息便传到。他于是随败北的将帅投奔凤阳总督马士英。但马士英拥戴福王监国南京后，他对福王小朝廷的昏聩政治感到灰心，于是奉八十岁老母归隐桐城东乡白鹿山。他晚年的隐居生活首尾共十年，虽处境凄凉，内心苦闷，但潜心治学、刻苦著述的意志始终未变，终于在逝世的前一年，完成了他为之耗尽毕生心血的《周易时论》。
方孔?著述甚多，但除散见于别人编著内的单篇独章外，现存的著作只有以下几种：《周易时论》十五卷、《全边纪略》十二卷、《职方旧草》、《抚楚疏稿》、《抚楚公牍》、《知生或问》、《西库随笔》、《刍荛小言》。他的佚著，已查到目录的有：《易论》、《尚书世论》、《诗经永论》、《春秋窃论》、《四书当问》、《治师篇》、《出师中表》、《屯抚垦荒节要》、《古文诗集》、《环中堂文集》十四卷、《环中堂诗集》六卷、《过庭实录》、《礼节论》、《庸书广》、《石言》、《抱一斋当问》、《不佞集》、《学易中旁通》、《保障二议》、《勘楚节抄》、《知言鉴明》、《善述》、《金陵诫子书》、《白鹿山集》、《抚楚奏议》、《环草》、《潜草》。
方孔?不但有比较广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而且对明末开始输入的西学亦有浓厚的兴趣，这使他的学问具有广博之特色。但是，就其同方学渐、方大镇在思想上的渊源关系而论，正如《方贞述先生墓志铭》的作者郑三俊所指出的，他的学术贡献，在于“广家传之易”，发展了其祖其父的易学思想。那么，孔烟的易学思想，较之其祖其父的易学思想，在内容上有哪些不同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一曰博采众家的广度不同。方学渐释《易》，虽做到了“义理派”与“象数派”兼取，但他只在儒家的圈子内选择，儒家之外的各家易学思想，似乎没有涉及。到方大镇，学渐所坚持的这个倾向有所变化，他不但能采纳儒家内的两派意见，而且能汲取道家的老庄思想，可他并没有将眼光投向佛门，也没有利用当时的中西自然科学知识。而方孔?在释《易》时，打破了三教九流的界限，只要他觉得有价值，不问何家何派，一律采纳；更为突出的是，他自觉地利用当时的自然科学，包括西方传来的天文学及数学。
二曰理论阐述的深度不同。方学渐、方大镇的易学思想，其核心在于道德说教，所以他们释易》，不论采取“义理”法还是采用“象数”法，都必然体现这个宗旨。方孔?由于能博采众家，所以他在作宏观把握的同时，亦能在微观上达到深刻的认识。他的易学思想，远远超过其祖其父的“学止至善”这一浅层认识，而表现为哲学意义上的深层把握。方孔认为以往的“学易家，或象数以言占，或废象而言理”，都未能“观其通而知时义”，所以他要著阐“时义”的《周易时论》以折中诸家。
三曰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不同。方学渐的哲学体系是“生理一元论”，而方大镇的哲学体系则是“性一元论”。他们的易学思想，同他们哲学的这一本体论立场，必然有着本质的联系：而方孔?的易学思想之所以不同于其祖其父的易学思想，原因在于他在哲学上主张“太极一元论”。他把宇宙看作“有形”与“无形”的统一体，用象数家的术语，称前者为“有极”、后者为“无极”，认为它们所以能统一，根据在“太极”，在方孔?看来，世界的无限丰富性.无非是“太极”在变异过程中的显现。正因为方孔?将世界的发展变化视为“太极”在时间过程中显现其本质，所以他的易学著作《周易时论》才强调“时义”。
吴应宾应宾字客卿，号观我。门人私谥宗一先生。方以智的外祖父。他二十岁考中进士，授翰林林院编修。后以目疾告归，潜心学问；晚年双目失明，仍不改初衷。他的著作不少，主要有：《宗一圣论》十篇、《古本大学释论》五卷、《中庸释论》十二卷、《性善解》一卷、《悟真篇》《方外游》、《采真稿》、《学易斋集》，惜均已散佚。他“精于西乾”，对佛教有深刻的了解.但他的学术却不拘限于释，而具有“三教合一”的特色。马其昶评论其学术道：“其学则通儒释、贯天人，宗一以为归。以谓山蹊之径，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不离乎宗。宗者，宗其可为圣也。儒与释之：‘无我’，老之‘无身’，‘惟一’之训于《书》，旨矣哉!不知者，知圣不知一也；其知者，知圣之各一其一，不知共一其一也。故其论性不出于‘无我’之一言，无我者，至善之体相；有我者，不善之依止。尧舜之善用其性之才，以致其无我而已矣；桀纣之不善用其性之才，以致其有我而已矣，因著《宗一圣论》十篇，畅扬其旨。”*这是强调吴应宾立学以“宗一”为主旨。所谓“宗一”，既反对“知圣不知一”，也反对“知圣之各一其一”而“不知共一其一”，乃主张会通儒佛道三教，于儒佛道三教之思想通点上确立立学的宗旨。所以，方以智后来把其外祖父吴观我的哲学概括为“三一说”。
王宣王宣字化卿，号虚舟。原籍江西金溪，生于桐城。师事方学渐，常与方大镇、吴应宾以学问相辩论。他“四十绝欲”，唯以治学为事。他喜研物理，精通医道，尤擅长衍《易》。专以智于《虚舟先生传》中论其学道：“先生绪论旷观千世，尝诗书歌咏间，引人闻道深者，征之象数。其所杂著，多言物理。是时先生年七十，益深于《河》、《洛》，扬(雄)、京(房)、(关郎)、邵(雍)，无有能出其宗者。”Q9根据这一评论，不难了解，王宣对象数学士分精通，其从象数路子衍《易》所达到的成就，胜过扬雄、邵雍等象数学大家。但由于王宣著作散失不存，现难以把握其象数学的具体内容。
钱澄之澄之字饮光；初名秉镫，字幼光；号西顽道人。曾结庐先人墓旁，环庐皆田，因自号田间；人称田间先生。他与方以智是挚友。早年，他曾不慎入阮大铖为盟主的中江文社：方以智便劝他不屑与阮大铖为盟：“吴下事与朝局表里，先辨气类，凡阉党皆在所摒，吾辈奈何奉为盟主?曷不早自异诸。””就学术层面看，他与方以智也有许多相同点，例如：他们曾问{易}于黄道周；都采取“象数”与“义理”兼顾的路子研《易》；都坚持“汉学”的路子治学，凡训诂名物、典章、山川、地理，力求考据精赅。他在学术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主张以《庄》继《易》、以屈(原)继诗》，庄屈合诂，这也与方以智的观点有不少相通之处。尤其《庄》、《易》相通这一观点，在方以智的论述中，亦时常被强调。他的著作有：《田间易学》十二卷、《田间诗学》十二卷、《庄屈合诂》八卷、《藏山阁诗集》十二卷、《田间文集》十三卷。
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中德、中通、中履兄弟三人，学术兴趣各异，其父方以智也就顺其自然，令其“就资质所近，各成一业”o。他们听从父亲教诲，治学各有专精。合三人专精之学问，恰好体现了方以智学问之博大精深，使方以智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中德喜讲问经史，著有《古事比》十二卷、《易爻拟论》、《性理指归》、《经学撮钞》，发挥了方以智在经史方面的学术思想。中通精通数学、物理、天文，著有《数度衍》二十四卷、《音韵切衍》二卷、《篆隶辨从》二卷、《心学宗续编》四卷、《陪翁集》七卷、续四卷，发挥和发展了方以智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思想。中履治学重纠谬质疑，所撰《古今质疑》一书，“讨论经史、礼乐、法度，以及历史、算法、声韵、医药，无所不备”。，发扬了方以智治学“善疑”的科学精神。
二、方以智及其学术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