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新华

　　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我在阁楼整理旧物时，不经意间，发现旮旯里躺着一只灰黑色平碗状的东西，拿起一看，哦，原来是一只落在尘埃里的有线小广播。

　　我小心翼翼地掸去岁月的浮尘，碗状的底部露出一个如酒瓶盖样的磁铁石，底下粘连着一块麻将牌大小的紫铜色线圈。翻转过来，“碗”内中心位置有一个圆形锡焊点，似明月照天涯。这银白色焊点，又如一只可爱的小手，牢牢地抓着一根约两厘米长的金属棒子。我试探性的用手拨了拨这“棒子”，“嘭嘭”，响声依旧，仿佛就是浓缩了当年飘荡在村子上空中那个熟悉而温暖的声音。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如果要想听到庄子以外的声音，在未有收音机之前，只能靠有线广播。一根电线通过电线杆连到家里，在堂屋的竖柱上，挂一个喇叭，直径有大碗的碗口那样大小，一根铁丝从喇叭背后出来，叫地线，插入土里。广播声音小了，就往地线上浇点水，声音就变大了。记得每当午饭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广播下，一边静静地听着广播里的节目，一边吃着没有多少油盐下肚的中餐。

　　那时候的有线广播和电话还没有专用线，而是“一线两用”，颇有今天大都市路上的车辆按单双号限行的味道。这广播每天分早中晚三次定时开播，每个时段大约90分钟左右。开播时，电话一律给广播让道。电话更是奢侈品，只有公社里的干部们才有资格使用。大部分群众，可以说是与电话无缘的，只有极少数有门路的人，才可以在公社蹭到电话打。若要打电话，须等待广播结束。如果在广播开播时段，你强行的摇着电话拨打，除了能在千家万户的广播节目里留下一阵“沙沙”的干扰声外，最终还是带着一种懊恼与失望的心情，无奈地撂下话筒。

　　当我们偶尔能听到通过区里广播放大站插播的区长或书记的讲话、通知什么的时候，广播似乎已经普及到每家每户了。这也是村里人能听到身边最大的领导人声音的机会。

　　在广播还没有普及到一家一户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对着这那一根根来自县城方向的电线杆子发呆。不明白，一根根修长而伟岸的电话线杆子是干什么用的？夏日里，那上面流淌着一道道“鼻涕”似的黑漆，经毒辣的太阳烘烤后，弥漫着一股刺鼻难闻味道。每根杆子上面装有多个如白鸽状的磁瓶，那绵延起伏的电线，就是被这些“白鸽子”牢牢地衔在杆子顶端。这望不到尽头的铁丝线，如一道长长的战地铁丝网，割裂了广袤的田野、跨过了弯弯的河流，越过了高低起伏的山峦，也掠过了我们小村的上空。

　　说来也巧，恰逢其时，村里归来了一退伍军人。他不光穿回了一身令人羡慕的威武军装，还带回了一只神奇的有线广播。他用这只小广播，给小村人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户。

　　夏日的晚饭后，那只广播，成了我们一天中最美好的期待。夜幕降临，人们扛着一张张凉床、躺椅、凳子，拿着一把把蒲巴扇，陆陆续续地来到村后那块叫着“狮子球”的坡地上。这狮子球，是先人依据村子前后山势地形走向而得名的。据说，在先祖田间公(即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诗人钱澄之)时，被劈成了一处花园。后来，我所在花园村民小组也是依此而得名。

　　有着军人情怀的人就是不一样。他借着手电的光亮，麻利地把一根竹竿顶部绑着铁丝钩子挂到头顶的电话线上，又将另一段连接广播电线上的铁丝插入地下，固定在竹竿中间的那只广播就传来了“五星红旗沿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嘹亮……”激昂而雄壮的开始曲。后面还有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各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县内新闻之后，就是大家喜欢的戏剧与歌曲。最后是县内天气预报。尽管天气预报时常出现不准，不过，大家骂归骂，之后还要继续听下去的。

　　最搞笑的是，遇到干旱季节，那广播因接不上地气而导致地线传导阻滞，声音飘忽不定，或如蚊子哼哼。这时，那“兵叔叔”就会笑呵呵对着我们说：“小鬼姐都来，快把尿浇到地线上！”说也怪，那广播地线喝足了一群童子尿液后，声音立马变得清晰明朗起来。一片笑声过后，大家继续听着广播。

　　“……因特纳雄内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悲壮的结束曲，在星空中久久地回荡，似乎要把小村的人带到那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而不懂音律和意境的一些年轻人，扛着凉具，踏着歌声，只顾把清凉和愉悦带回家。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播逐渐被收音机取代，人们不再担心听不到自己喜欢的声音。然而，有线广播，作为一个时代最普及的传媒平台，确实影响了几代人。可以说，我的祖辈、父辈和我，都与有线广播有着一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小小广播，曾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我至今还能哼得出那些已经远去了歌曲与戏剧段子，都是从有线广播上学来的。有线广播虽然构造简单，没有今天的音响设备那么高端大气、迷人华丽，但从未影响我对它的喜爱。我从一个懵懂的儿童、少年，到成为广播的忠实听众，再到后来市县广播电台的骨干通讯员，回顾自己的每一步成长经历，都与广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今已是花甲开外的我，藏在内心深处更多的是，要感激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一代代广播人。他们是我人生中的一个个有缘人！每当忆起这些，心里倍感亲切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