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枞江、阮鹗、阮大铖，是为桐城阮氏家族中至为重要的三个人物。除阮枞江外，后世史说对阮鹗、阮大铖均不同的看法和见解。明、清之际，对阮鹗持微词者不是少数，甚至与家族遗风及家族的道德缺失相联系，尤其是将阮鹗的是非，作为阮大铖世俗表现的历史渡海渊薮。

　　李春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函峰阮公墓志铭》载：“中丞阮公，皖之桐城人也……乙已授南京刑部主事，敬简明允，精于谳比……丙辰升广西右参政，台省交章荐公有文武才，可大用。上擢公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巡抚浙江。”

　　对阮鹗的上述任用，尤其是“右佥都御史”一职，当是对阮鹗道德与人格方面的一种肯定。所以，政坛上阮鹗最终落败，必定存在外在因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峰阮公墓志铭》言：“公冒重围入桐乡。方贼之围城浃旬也，多方攻击，而公亦随机应之……城中危甚，即睢阳之急不是过也。贼又持总督红牌抵城下议和，人心摇惑，非公抗议固守，鲜不败者……时赵尚书文华出视师，与总督胡共持和议，乃公独锐然决战。会言官上疏罪议和者，诏下，专命公剿平。公得报，益自罄竭，命奇兵四伏，正兵突击，贼遂大败四窜，巨魁陈东、麻叶、辛五郎皆就擒……檄诸道分兵四围，夜渡濠薄贼栅，火其巢。自寅至下酉，力战俘获甚众，徐海始就灭……上赐金绮者五，进秩者一，方乡用公而忌者愈忿，谋夺公柄，移公专镇闽……于古源、阳崎、长乐港、闽安镇凡十馀战，计任事不过数月，捷书飞奏，上大加奖异。奈何忌之者力谋倾公，乃指摘公糜费储晌，肆为萋菲，风闻论列，遂被逮至京……卒莫能中伤，落职归。”

　　阮鹗落职被逮之事，其墓志铭中虽记叙清楚，原因明白，但终属私家评论。所以，《明史》阮鹗本传(卷二百五)便另存他说:“寇犯福州，赂以罗绮、金花及库银数万，又遗巨舰六艘，俾载以走。不能措一筹，而敛括民财动千万计，帷帘盘盂率以锦绮金银为之。御史宋仪望等交章勤，逮下刑部。严嵩为属法司，仅黜为民。”

　　《明史》的结论，显然与阮鹗本人墓志铭中的说法相距千里：阮不仅收赃纳贿，还与奸臣严嵩扯上关系。不管《明史》的结论公允与否，阮鹗落职还乡确是事实，其一生清誉自然深受影响。

　　为消除这一负面影响，随后便有阮鹗二子替父讼冤之事。阮鹗之自仑、自华，先后伏阙上书，为父鸣冤。这一涉及宗族荣誉的大事，《阮氏宗谱》中特作相关记载。谱中所附阮鹗传记道:“伯子仑发愤上书阙下，万历间季子华复泣血讼公冤。诏复公爵，赐祭葬。浙祀名宦，皖祀乡贤。”至此，阮鹗一案终以昭雪而终。

　　阮鹗一案，本在明朝即已定论。明陈继儒《峰阮中丞别传》、徐复柞《花当阁丛谈》以及清马其昶《阮巡抚传》，均认同《阮氏宗谱》的观点，当为不谬。那么，《明史》中提出的问题，原因自在《明史》撰修者之中。《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载:“(康熙18年)三月丙申朔，御试博学鸿词于保和殿，授彭孙通等五十人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修明史”。不难看出，博学鸿词出身的明史撰稿人，基本上都属明朝遗民，出于对先朝的复杂情感，修史时不仅列阮大铖于《奸臣传》，对阮大铖先祖宁可夸其过非，也不能言其是——这也是《明史》中言及阮大铖时屡见不实的主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