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燕登

　　打我记事时起，老家附近就住着三户从城里来的“下放户”，一位姓陈，一位姓许，还有一位姓倪。

　　01

　　老陈

　　由于本村被一个田冲一分为二：一半住户住在田冲以南的名叫“师姑咀”的山岗上，从芜湖下放来的中年干部老许一家就住在那儿；另一半住户住在田冲以北的小山坡脚下的一块名叫“陡塘冲”的平地上，从上海下放来的六十上下的老陈就住于此。

　　老陈的房子单列，两间，处在村子最东边的“小松窠”边，是村子里唯一一栋装有玻璃窗、内墙被粉刷得雪亮的房子。

　　老陈据说解放前在旧政府要害部门任过职，曾拥有两支手枪，一支解放后上交给人民政府了，另外一支解放前夕他扔到了黄浦江了。老陈刚来大队报到时也坦然承认，他曾经是“反革命”，解放初期坐过牢，如今愿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求组织上给予关照。

　　老陈留着“站发”，微胖，方面大耳，身材高大，皮肤白皙，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儿时的我十分疑惑，面容和善、仪表堂堂的老陈怎么曾经是反革命呢？想想哥哥、姐姐们的语文课本里的那些青面獠牙的阶级敌人时，看着村子路口边的墙壁上写着的“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型红色标语，我常常迷惑不解：老陈如此好人怎么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呢？

　　大约因为年龄较大的缘故罢，即使遇上农忙，老陈也无需出工，他常常鼻梁上架着一副白里透黄的老花镜，行走在各户之间，为生病的乡亲们打针治病成了他当时的唯一职业。由于当时实行“合作治疗”，大队卫生所将疟疾、感冒等常见病所需的药物定期、定量发放到各生产队，病人需要时由家属到各队去领取，吃药不见效果时，也就是老陈在村子里大显身手的好时机了。偶有周边村子里的病人需要打针时，老陈也乐于帮忙。每每看到老陈在村子里焦急得来回踱步时，人们就知道肯定又是哪个病人打针后迟迟不见效果了！

　　老陈上海、乡下两边住，寒来暑往，每次白白胖胖的老陈来了，走时却又是一个又黑又瘦的老陈了。

　　由于家父当年在生产队任会计，每每下放知青从大队部送来报纸时，老陈常常是第一个来我家索要报纸的人，老陈也是村子里唯一一个拥有一部将近一尺长、半尺宽的黑色收音机的人。“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五八年，大跃进，社员生活好，三六寸…”老陈常常跟着收音机的节拍轻声唱着。

　　老陈还常常将从电台和报纸上知晓的国家政策讲给乡亲们听，什么“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不但如此，每每从上海归来时，老陈常常将他从上海带过来的特产送给左邻右舍们，所以他在村子里人缘极好，他的身边常常围着一帮听他讲经论道的人。

　　02

　　老许

　　住在田冲南边“师姑咀”的老许人缘就不及老陈了，据说他是中共党员，芜湖市某县机关干部，身材高挑，说话时口中常露出一颗“金牙”，络腮胡子剃掉后留下的仍然是一副长满毛桩的黑脸。从我记事时起，老许一直带着三个女儿一起生活。据说他的妻子刚来乡下不久就得病去世了，就葬在“师姑咀”他家屋后的山岗上。

　　当时乡下流传着“公社干部拎皮包，大队干部手叉腰，小队干部拿铁锹”的顺口溜，老许下放后虽无职无权，但他常常喜欢“手叉腰”地同乡亲们说话，每每老许在村子里抛头露面时，他的身后就会传来孩童们的“筒(戴)手表的脾气躁，斗(镶)金牙的喜欢笑，大沿鞋(一种黄色的大头皮鞋)的喜欢跳…”的嬉笑声。即使农忙季节，田畈里、庄稼地里也不见老许的身影，代替他的是他那将近二十岁的大女儿。

　　让乡亲们始终搞不明白的是，每每七月半或者过小年，当乡亲们在野外烧纸钱祭神祭祖时，总有公社的领导前来干扰和阻挠，后来有人说亲眼看见老许偷偷地跑到公社通风报信的，因此，老许与乡亲们偶有口角，即使清明、冬至，葬在他家屋后的他的妻子也休想得到他烧的一张纸钱、一柱香烟。

　　老陈与老许同时下放到一个村子里，按理应该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但二人却很少交往，除去年龄差异外，他俩根本就不是一类人，明眼人一看便知。

　　03

　　老倪

　　恰恰相反，同为上海下放、住在隔壁张店生产队的老倪却与老陈交往甚密。每每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穿着“劳动布”制服、戴着鸭舌帽的老倪来我们村找老陈时，乡亲们常常称之为“倪奇人”。因为人们常常看见年愈花甲的老倪经常卷起短裤裤边在河边的浅滩上摸螺丝，不但如此，老倪还常常到田贩里去捕蛇、去钓青蛙，用蛇肉、青蛙肉下饭。老倪知道老陈不吃蛇肉和青蛙肉，每每家里有螺丝肉时，老倪常常会来村子里邀请老陈去他那儿打牙祭，因此，二人情好日密。

　　不知何故，乡亲们每每招呼年愈花甲的老倪和老陈时，总是直呼“老倪”和“老陈”，其实，按照年龄和家乡习俗，至少应该称之为倪伯伯、陈伯伯了，即使称之为倪爹爹、陈爹爹也不为过！在大人们的影响下，当年我们这些“小屁孩”每每见到在田野里钓青蛙的老倪时，常会大声地喊道：“老倪！今天可钓到几只卡猫(青蛙)了呀？”，“钓了不少，青蛙可是逮捕(上海方言，大补之意)的呀！”，老倪常常笑容满面地应答着。

　　04

　　老陈的女儿

　　作为一个偏僻、封闭的边陲小村落，上海大都市人老陈的到来无异于“天外来客”，尤其是老陈的父亲和夫人每每来看望老陈时，更加引起乡亲们的关注。这段时期，人们常常惊奇地发现，每天清晨，老陈总是早早地起床，熬好稀饭后，笑容可掬地站在房门口轻声地喊道：大大！大大！起来吃崴崴(上海方言，称稀饭为崴崴)了！

　　同老陈一道下放的还有他那二十多岁的女儿，不过她被下放到了岳西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闲暇之余，老陈除了去邻村的老倪处串门外，还常常去几百里外的岳西县看望他的女儿。

　　一次，人们看见外出归来的老陈竟在房子里嚎啕大哭起来，纷纷过来安慰他，原来，他刚从岳西女儿处归来，想想大学毕业的女儿竟然嫁给了当地的一位农民时，想着想着，不觉悲从中来，禁不住失声痛哭了。

　　老陈啜泣着告诉乡亲们，前几次去看女儿时，女儿曾告诉他，她实在无法适应深山老林里的艰苦生活了，尤其夜半三更，常常有男人敲她宿舍的门，让她恐惧极了。她恳求父亲无论如何也要将她带出那个鬼地方。面对女儿的请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老陈又将奈何？想不到几个月后，他的那位大学毕业的女儿竟然嫁给了当地的一位农民了！只有他对我好，没有他我无法熬到今天，面对老陈的阻止，女儿不住地说。——都是我连累她的呀！说完后老陈又嚎啕大哭了起来。

　　一九七六年秋天的一天傍晚，老陈把从广播里听到的一条重要消息从村东挨家挨户地传达到位于村子最西边的我家：毛主席逝世了！乡亲们起初将信将疑。第二天，队长拿着一叠“孝章”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地散发，每户一副，让大家戴着它到大队大礼堂去参加追悼会，此时正好老陈的夫人从上海赶来看望老陈，在她的请求下，队长破格发了一副给她，所以老陈成为村子里唯一一户拥有两副“孝章”的人家。

　　临近七七年的春节，老许一家返城了。左邻右舍们都帮着往大卡车上搬运家俱，包括平时与老许争吵过的乡亲，其中也包括同老许素无往来的老陈。

　　05

　　返城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来得格外的早，刚刚清明，陡塘冲每家每户房前屋后的参天古木上已经绿叶满株，在春日的艳阳高照下，整个村子都笼罩在斑驳的绿荫之中。树丛中，莺歌燕舞，村道畔，潺潺流水。闲暇之余，人们焦急得不时地朝村道口张望，心里不停地泛着滴沽：回上海过春节的老陈怎么迟迟不见人影呢？莫非又出了什么事？

　　在乡亲们的期盼中，老陈迟迟未见人影，盼来的却是老倪。老倪告诉乡亲们，他的组织关系已于年初调回了上海，他这次是专来向乡亲们辞行的；老倪告诉乡亲们，老陈的组织关系仍未调回上海，但他已经决定不再来乡下了，拜托老倪代他向乡亲们道个别…

　　随着老倪的到来，更增添了乡亲们对于老陈的思念，人们在为老陈感到惋惜的同时，一件事情也随之浮出水面：一九七四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晚上，隔壁张店生产队农民张福昌因为家中无钱粮过年，从生产队仓库里偷了一升黄豆，第二天傍晚，正当张福昌夫妇准备炒黄豆做年饭时(家乡枞阳人至今仍然保持着农历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的习俗)，本村的队长、会计、保管员三人同时冲进了他的家门，将他逮了个正着。第二天，被五花大绑的张福昌在公社民兵小分队的押解下，从北往南，在高丰大队走村过岗地被“游行”着，在声声的鸣锣声中，张福昌有气无力地喊道：我叫张福昌，偷豆一公斤，自己造假印…“游行”之后，张福昌又被民兵打了个半死，理由是张福昌在“游行”时喊声不够响亮，表明他认错的态度不够诚恳。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张福昌回到家后即昏死了过去，幸亏被老陈打了一针“抢救针”，才回过气来。事后，老陈受到了大队领导的严厉批评…

　　老陈的组织关系没有调回上海，究竟是因他曾经的“反革命”身份，还是受“张福昌事件”的牵连呢？人们纷纷猜测着。

　　老许走了，留给乡亲们的是一座坟冢和他妻子四处游荡的阴魂…

　　老倪和老陈走了，留下的是一片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