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乐群

    经过汉初70年的恢复和发展，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繁荣阶段。汉武帝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除近畿七郡外，分全国一百多个郡国为十三部(州)，每部(州)设一刺史，监察郡国。就在这一年，设置枞阳县。

　　《汉书﹒地理志》以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版籍为据，其时全国共有103个郡国(83郡、20国)，领1587个县、道、邑、侯国等各种县级单位。今安庆市及市属县(市)和铜陵市枞阳县地域属扬州庐江郡，设有皖、枞阳2县和湖陵邑。当时“县大率方百里”，“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枞阳县人口不足万户，设县长主持全县事务。

　　汉武帝时，为什么以“枞”字名县呢？究其原因，有其历史渊源。西周时，枞阳县境内有宗国；宗国，为“群舒”下的一个方国(一般是指夏商周时期与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相对而言的各地方的国家)。

　　“群舒”一词出自先秦典籍，是皋陶(gāo yáo)后裔在安徽江淮地区建立的众多偃姓方国的总称。据《世本•氏姓篇》、《左传》等文献和学者研究：群舒，偃姓，皋陶后裔。皋陶是继太皞( hào)、少皞之后的东夷首领，始居地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其后裔偃姓部落中居留在山东东阿地区的一支舒人因反叛而屡遭周王室征伐，约在西周初年迁至安徽江淮之间，在“淮水南，大江北，……西不过大别山山脉，东不过巢湖(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之间乃至更广的区域，陆续建立起了舒、舒庸、舒鸠、舒龚、舒鲍、舒蓼、宗、巢、六、桐等诸多小方国。根据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等相关文献推断，时群舒所属的宗国全部、巢国大部、舒龚国的一部地域均在今枞阳县境，今枞阳、舒城、庐江、桐城等地，是宗人散居处的地域。春秋时期，因群舒地处南北地理要冲，被徐、吴、楚等大国先后征讨、争夺。

　　安徽省博物院《江淮群舒青铜器》：“上世纪70年代初，在北至淮河，西至大别山，南至长江，东至苏皖边界的江淮广大地区陆续发现的一批极具地方特色的周代遗存，以曲柄盉[hé]、折肩鬲[lì]、折腹簋[guǐ]、折肩盆等为考古学文化特征，有着显著的特征，与文献记载中群舒分布的地理位置相吻合，鉴于时代和地理位置的接近，学界认为这种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应为群舒文化遗存。”

　　1990年马道阔先生对庐江县岳庙乡十八桥村莫庄出土的兽首鼎、甗[yǎn]形盉和匜形勺进行研究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测该组器物为宗国器(《安徽省庐江县出土春秋青铜器——兼谈南淮夷文化》)。枞阳汤家墩等遗址发现的盉、鬲、簋、盆和县内出土的兽面纹尊、三角蝉纹鼎、龙鋬[pàn]四足匜等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在形制、纹饰等方面与群舒故地同时期各遗存所出的同类器物很相似，群舒青铜器典型器物曲柄盉即源于汤家墩等遗址西周时期的陶质曲柄盉(安徽省博物院《江淮群舒青铜器》)。

　　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考古发现都表明，西周至春秋时期,今枞阳地域是群舒活动的重要区域，群舒作为江淮方国的荦荦[luò]大者，建国至少有六百年，其活动的时间和地域对江淮地区早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左传•文公十二年》载：公元前615年，“群舒叛楚。夏，(楚)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其译文为：“群舒背叛了楚国。夏天，刚刚担任楚国令尹的子孔率兵进军，镇压叛乱，活捉了舒国国君偃平和宗国国君之后，即乘胜追击，包围了巢国。”宗国终被楚国所灭。由此可知，西周至春秋时期，枞阳境内有“宗国”，并非“宗子国”。

　　“宗国”，当为枞阳县名之源。西晋学者杜预在《春秋左氏传·注疏》中有语曰：“宗国为群舒之属，即枞阳。”清光绪《安徽通志》卷44：“宗，国名，群舒之属，即枞阳也。”

　　以县名地，当是从周朝开始的；但周朝的县本来只是王畿边远地区的泛称，并不构成行政区域体制的一个层次。真正作为行政区域的县最初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而楚国的县最初是在蛮夷(古代泛指华夏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如：居住于南方的称为“蛮”，居住于东方的称为“夷”)地区创设的，县成为地方政权组织，其县制具有中央集权政治的性质。楚灭宗国后，设立松(枞)阳县(在楚方言中，“松”、“枞”同音共用，并一直保持至今)。从此中华版图上出现了以“枞阳”或“松阳”二字命名的地方行政区。

　　1957年发现于安徽寿县丘家花园、现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院的鄂君启舟节(楚怀王颁发给一个名叫启的鄂君从事经商活动、运输货物的通行证和免税证件)，铸于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铭文中载：鄂君经商使用的船只限额是150艘，自鄂出发，一年往返一次，水上运输路线或停靠集结地涉及今汉水、长江、湘、资诸水和湖北、安徽的沿江城邑，计有水名、地名各12个，其中就有松阳以及今枞阳县境的长江段、白兔湖等地。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一文中认为：鄂君启节铭文中之“松阳(易)”，即今安徽枞阳。马茂棠撰著的《安徽航运史》说：安徽境内的松阳(今枞阳)、陵阳(今青阳)、鸠兹(今芜湖)等沿江港埠，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船舶停靠、避风、作业的天然良港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并逐渐发展成集港口、军事要地、商业贸易、居民汇聚地于一身的较大规模的城邑都市。

　　据《史记·高祖本纪》、《史记·项羽本纪》载：公元前204年五月，西楚霸王项羽围荥阳，汉王刘邦逃入关中，“使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守荥阳。周苛、枞公谋曰：‘反国之王(指叛归刘邦的魏豹)，难与守城。’乃共杀魏豹。”又据《史记·项羽本纪》载：六月，“楚下荥阳城，生得周苛。项王谓周苛曰：‘我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曰：‘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项王怒，烹周苛，并杀枞公。”“公”，即“县公”，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制中，当指一县事务的最高管理者——县大夫或县尹。《左传·宣公十一年》：“诸侯、县公皆庆寡人。”杜预注：“楚县大夫皆僭称公。”何宁编撰《淮南子集释》中的《淮南子·览冥训》引东汉高诱注亦云：“楚僭号称王，其守县大夫皆称公。”清人王引之的《春秋左传中七十六条》“县公”条注释道：“县公，犹言县尹也，与公侯之公不同。如谓楚僭称王，其臣僭称公，则楚之贵者，无如令尹、司马，何以令尹、司马不称公，而称公者反在县大夫乎？襄二十五年传：‘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杜注曰：‘棠公，齐棠邑大夫。’齐之县大夫亦称公，则公为县大夫之通称。”以为称公并非僭拟于公侯，仅是楚县大夫通称。而已。再观《包山楚简》，县尹称“公”的例证更是很多。从战国楚史资料及出土的竹简显见，在整个楚国疆域范围内，“邑名＋公”，一般是指该邑的县大夫，是对县尹(令)通称或尊称。因此，在楚汉战争(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3年)期间，枞阳县建制依然存在，枞公为枞阳县大夫或县尹。

　　宗、松、枞之间又有何联系呢？相关古音学文献著作均表明，松、枞同在古韵东部，宗在冬部，而自有古音学以来,都是东冬合韵。至清孔广森有《古韵十八部及阴阳对转表》等音韵著作，开始将“东”与“冬”分为二部，但可通用。王力的《汉语音韵学》与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则认为：“宗、松古音并属平声端系，差异甚微。宗、松、枞古音相近，当为一名之异写。”

　　到西汉王朝时期，就连汉武帝本人在内，从精神到习惯，从蓄乎心者到发为言者和见于行者，继承了不少合乎楚文化的传统。因此，“汉武帝时，在(楚国)旧邑设县”，保留了春秋时期楚国以“枞阳”二字名县的地方行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