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禹贡》划华夏为九州，上古时代的今枞阳大地属扬州之域。《左传•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楚)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杜(预)注：“宗国为群舒之属，即枞阳。”清光绪《安徽通志》卷44：“宗，国名，群舒之属，即枞阳也。”西周至春秋早期枞阳为群舒(西周至春秋时期由皋陶后裔在安徽江淮地区建立的众多偃姓方国总称)之地。据相关资料分析[[1]]：这一时期，群舒所属的宗国全部、巢国大部、舒龚国和桐国的一部地域均在今枞阳县境。

　　春秋战国时期沿长江主干上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水运活动，并且出现了不少沿江布列的港口集市，它们大都是由居民集散地发展到军事港埠，再逐渐发展成为城邑都市。安徽省境内较为著名的有枞阳、陵阳、鸠兹等……战国时从鄂城运舟下浮，经过彭蠡，直至枞阳(鄂君启舟节作‘松阳’)[2]。长江流经县域84公里的枞阳，不仅矿产、动植物资源丰富，种植业、矿冶业开发时间早，而且滨江负湖，地处长江下游北岸，境内有不少的夹江并和长江相连，腹地的白荡湖、陈瑶湖、菜子湖及横埠、汤沟、麻溪诸水，将沿江与内地的水路贯通一气。商至战国的一千五百多年里，今枞阳县域的民间水运、舟师水上交锋以及商业性航运、商业贸易等活动已相当频繁。这一时期，聚落群体已遍及全县各个角落，铜矿采冶业相对发达，枞阳一带成为当时中华大地上人口居住相对较为集中、人文活动较为活跃的重要地区之一，留下了不少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 商周遗存

　　枞阳县境内现已发现先秦文化遗存112处(表一)[3]，其中商周遗存109处，具有数量多，分布广，类型较全等特点，可分为聚落遗址、矿冶遗址、墓葬(群)三类。

　　1、聚落遗址

　　历年来共发现商周聚落遗址88处(其中19处含有新石器文化遗存[4])。全县共有22个乡镇，除位于江心洲的铁铜、长沙、凤仪3个乡外，其它各乡镇均有发现，以位于西南部的雨坛乡最多，共有10处，北部的钱桥镇、东部的横埠镇次之，均有9处。县内地貌可分4个三级亚区[5]，每个区域都有遗址分布，东北部低山区(面积167.1平方公里)3处，西北部低丘岗地平原区(面积337.9平方公里)26处，中西部丘陵冲区(面积832.1平方公里)54处，东南部江湖洲圩平原区(面积471平方公里)5处，西北部、中西部遗址密度大，东北部、东南部遗址较少。枞阳属长江流域，水域面积为37.5万亩，遗址大都分布在境内通江的白荡湖(县境流域面积712平方公里)、菜子湖(县境流域面积397.5平方公里)、陈瑶湖(县境流域面积183.3平方公里)、两赛(神灵赛与羹脍赛、县境流域面积68.5平方公里)湖4个水系两岸阶地之上，白荡湖流域51处，菜子湖流域25处，陈瑶湖流域6处，两赛湖流域3处，其它地区3处。接近长江干流附近、两水交汇处、河湖周围开阔地带是遗址相对集中的地方，分布尤为密集。

　　枞阳发现的遗址大都位于河湖边缘的平坦地带或山间盆地的低平之处，有的靠近低矮的丘陵、岗地边缘，有的坐落在一条较为狭长而平缓的山岗上或山岗前端，分布于低丘岗地向河湖平原过渡地带，不少遗址背靠山前临水，就近水源同时兼顾水患是绝大部分遗址居民营建栖息之地时考虑的主要因素。

　　聚落遗址多为台地土墩型，绝大多数为人工挑筑，大都高出周围地面2至4米，有的最高处达7米以上；有一小部分为自然山坡，如狮子山、钱家嘴、会圣岩、锅底峰遗址等；还有少数则利用自然山地或土丘营建，如王家大墩、草家墩、毛墩遗址等。从外形上看，遗址大多数近似椭圆或圆形，次为不规则形(有的是由于自然、人为因素破坏而形成的)，也有一些近似长方(条)形。面积从数十平方米到上万平方米不等，1万平方米以上的有21处，2万平方米以上的有10处，有2处达3万多平方米，还有1处达4万多平方米。有些集中分布在一个区域的遗址往往是多个面积相对较小的遗址围绕着规模相对较大的中心聚落散布，如菜子湖东岸的五郎寨遗址面积达20350平方米，以它为中心，东、南、北三方分布着草皮墩、杨家大屋神墩、魏家墩、墩家地、五叉河大小神墩、徐家嘴等遗址；白荡湖东岸的余家墩遗址面积达35500平方米，周围有黄金榜神墩、四姑墩、夏家墩、余庄神墩等遗址环绕。不少集中分布在一地的遗址规模大致相当，依次排列或不规则分布，似无明显的中心聚落，如菜子湖东北部一带的胜利大神墩、高升大神墩、外畈大小神墩、泊稍神墩、高塥神墩、夜成墩等遗址，白荡湖以南区域的史家李庄阴头山、万桥王庄神墩、丁家湾磨子地、蛇墩、施家墩等遗址。还有些面积大的遗址独处一地，如白荡湖西南的头墩、二墩遗址，面积达41710平方米，东南部江湖洲圩平原区西北的耙和地遗址，面积为36120平方米，目前周围均没有发现有其它遗址存在的迹象。另外，还有不少遗址是大小台地相连，如五叉河大小神墩、外畈大小神墩、头墩二墩、船形牛形地、周岗双墩、鞠隐大小神墩等遗址。

　　枞阳聚落遗址文化层厚1至5米不等，不少遗址的地表或断崖可见红烧土、灰坑等遗迹和文化遗物。历年来在遗址上采集、发掘的遗物有铜器、石器、陶器、原始瓷器、印纹硬陶五大类。铜器有方彝、鼎、尊、镰、刀、锸、镞、矛、削、凿、锥等。石器有钺、锛、斧、铲、镞、纺轮、网坠、凿、臼、杵、球、刀形割器等，陶器可辨器形有鬲、罐、甗、鼎、斝、瓮、尊、甑、簋、豆、盆、盘、钵、碗、纺轮、网坠、球、范等。原始瓷器均为青釉,可辨器形有簋、豆、碗、盅、盂等。印纹硬陶可辨器形有罐、瓮、豆、盆等。陶器以鬲、罐数量最多,豆、钵、盘次之。鬲足可分瘦长尖锥状、长锥状、圆锥状、柱状长足、柱状矮足、袋状矮足、锥状平足、圆柱状平足等类。质地分夹砂和泥质两种,夹砂陶数量至少占80%以上，以夹砂红褐陶和夹砂黑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泥质陶可分红褐、黑、灰三种,泥质红褐陶所占比例大，还发现少量的白陶片；器表纹饰丰富，有绳纹、弦纹、附加堆纹、方格纹、刻划纹、圆圈纹、指窝纹、叶脉纹、连珠纹、戳印纹、蓆纹等,以绳纹为主,约占60%以上,可分粗绳纹、细绳纹，有一些弦(间)断绳纹，其次为素面和附加堆纹。印纹硬陶陶色有红褐、灰色等，纹饰有回纹、席纹、方格纹、叶脉纹、复线回纹、三角填线纹、菱形填线纹、折线纹、水波纹、米筛纹、复线菱形纹、圆圈纹、三角纹、变体雷纹、变形田字纹等[6]。

　　1988年至1990年间，文物工作者对枞阳县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的73处古文化遗址中含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17处遗址进行了复查，认为17处遗址中除毛竹园一处为单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外，小柏墩、祖家墩、夜成墩、子午(华)墩、杨(朱)家墩、陈家山、船形地、余家墩、竹衣庵、金山大(神)墩、(高塥)神墩、岗西小墩、狮子山、义津大神墩、锅底峰共16处均为新石器至商周等不同时期的遗存[7]。杨家墩遗址、金山大神墩、毛园神墩、汤家墩等遗址均被研究者认为是商周遗址[8]。

　　20世纪80年有代初，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对小柏墩遗址进行了试掘，初步判断小柏墩商代遗存与二里冈上层相接近，时代约在商代中期偏晚[9]。韦家墩、施家墩、华表大墩、查林墩、和平神墩、城墩、头墩二墩、神墩庄、外畈大小神墩、高升大墩、史家李庄阴头山等遗址，可辨器形有鬲、大口尊、罐等，不见鼎。鬲的实足根瘦长而尖，素面，腹片所饰绳纹比较规整；大口尊敞口，方唇，口径比肩径大；罐底大都内凹。这些器物特征与郑州二里岗[[1]0]上层同类器物相似，年代约当二里冈上层。汤家墩、祖家墩、西流寺墩、唐山神墩、大小印墩、排行大小神墩等遗址采集的陶片，多饰细绳纹，圆锥形鼎足、侈口尖唇鬲口沿、圆锥形平鬲足、钵圈足、罐圈足、浅盘豆、鸡首耳等标本的特征与肥东乌龟滩遗址[1[1]]、含山大城墩遗址[[1]2]第四期同类器物相近似，具有商文化的因素，年代为商末至西周早期。1989年3月，在𠙶山镇桃花村施家墩遗址采集青铜刀，与湖北盘龙城[[1]3]、郑州商城[[1]4]的铜刀标本，在形制、长度有上都很相近；施家墩、汤家墩遗址发现的青铜镞的形制与安徽其它地区的同类器物有明显的不同，而其双翼外张、身近三角形的形制与郑州二里岗[[1]5]时期的镞有相似之处。1977年发现于横埠镇的石钺[[1]6]，状为梯形，上端中部对钻1圆孔，两面圆孔旁各细线阴刻一个符号，为安徽省出土石器所仅见，1994年6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认定为商代文物[[1]7]。这些都表明，枞阳地区的文明进程在当时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1989年9至10月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汤家墩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区在遗址西部。共开5×5米探方8个，发掘面积198平方米。发掘简报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特点，将本次发掘的资料分为两期。两期均以夹砂陶为主，变化不大，一期夹砂红陶略少于夹砂黑陶,二期夹砂红陶略多于黑陶。纹饰方面,绳纹所占比例二期略高于一期，素面陶比例一期高于二期。印纹陶和原始瓷一期数量极少,二期明显增加。一期陶器以短斜沿高裆鬲、高领鬲、斜腹甗、折沿瓮、圆肩矮圈足簋、敛口高柄豆、斝等为代表，二期典型器物有短折沿鬲、素面折肩鬲、鼓腹甗、折肩罐、宽平沿素面瓮、宽平沿敛口豆等。宫希成认为，从总体上观察,两期遗存之间虽有一定区别,但仍有较多的共性,应是紧密衔接、连续发展的。经与周边地区商周时期遗存比较,初步判断汤家墩遗址的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其上限约在殷墟文化一期,下限不晚于商代末期[[1]8]。王峰则认为其年代应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1]9]。张爱冰在文章中指出，汤家墩遗址出土曲柄陶盉年代大体相当于堰台二期至三期，即西周中期后段至春秋早期前段[20]。遗址还发现了当时人们居住的房屋建筑遗迹和制陶与青铜铸造遗迹[2[1]]；出土的陶范，器形有一定的弧度，推测可能是铸造容器的范，在商周文化层中伴有炼渣遗物[22]。

　　枞阳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发现很多：寺墩遗址第三层为西周早期[23];饶家墩、柏坂(稍)大(神)墩遗址含有西周中晚期的文化层堆积，会圣岩、锅底峰、小柏墩遗址均有西周时期遗存；小北墩的带把盆、柏坂(稍)大(神)的算珠形纺轮、仿铜花纹的陶钵及几何形印纹硬陶纹样在江苏“湖熟文化”的遗址与墓葬中都能见到,这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24]。从印墩遗址、井边神墩、龙城小墩、龟山、小王庄神墩等遗址采集的标本分析，袋状或圆锥状绳纹鬲足、大高圈足簋、喇叭状豆柄、侈口鼓腹(鬲)片等遗物的器形、纹饰，或见于中原周地区的周文化，或于中原地区周文化同类器物有某些共同点[25]。但有些器物如内填泥块的圆锥体实足、细长形豆柄、壶环耳、平底罐残件等，与含山大城墩第五期[26]、湖北孝感地区[27]同类陶器特征相似，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鲤鱼地、江桥大墩、五郎寨等遗址上采取的鬲足多呈圆锥状平底，有的为圆柱状平底，有刮削痕迹，有一些足的底部呈圪塔状，素面鬲增多，器体的上部多饰弦纹，簋基本不见，印纹硬陶明显增多，其特征与与含山大城墩第六期、湖北孝感地区西周晚期同类器物相似，年代约为西周晚期或春秋初期。有些遗址发现了小件青铜工具、有段小石锛和不少的原始瓷、硬纹硬陶等，应受到了宁镇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影响[28]。

　　上世纪70年代初，在北至淮河，西至大别山，南至长江，东至苏皖边界的江淮广大地区陆续发现的一批极具地方特色的周代遗存，以曲柄盉、折肩鬲、折腹簋、折肩盆等为考古学文化特征，有着显著的特征，与文献记载中群舒分布的地理位置相吻合，鉴于时代和地理位置的接近，学界认为这种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应为群舒文化遗存[29]。西周时宗国在今枞阳县境内，1990年马道阔对庐江县岳庙乡十八桥村莫庄出土的兽首鼎、甗形盉和匜形勺进行研究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测该组器物为宗国器[30]。枞阳汤家墩等遗址发现的盉、鬲、簋、盆和县内出土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在形制、纹饰等方面与群舒故地同时期各遗存所出的同类器物很相似，群舒青铜器典型器物曲柄盉即源于汤家墩等遗址西周时期的陶质曲柄盉[31]。枞阳是群舒活动的重要区域，对江淮地区早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