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写诗的观念，姚莹在《郑云麓诗序》中作出了如下说明：“夫诗者，心声也。人才学术之所见端，亦风俗盛衰之所由系。今海内承平久矣，人心佚则淫，淫则荡，荡则乱，士大夫固有其所当务者，诗歌似非所先。然以持正人心，讽颂得失，实有切于陈告训诫之辞者。君固尝忧时悯俗，今以上考蒙如遇，方有守郡监司之寄，所以拯济黎元、上报天子者，吾于君诗觇之，必能异乎人人所为政也。”

　　他觉得诗反映的就是人的心声，因为人心正，诗才会正，人心淫荡，写出来的诗也必然如此，故而姚莹认为有关部门就应当做正确的引导，而文人们也当写出来有价值的诗作，以上报天子。这样的思想高度正确的说法，读来颇像一篇政治论文，但也正是这样的人，他才能在乱世中找对方向，用一以贯之的心态，来效忠国家。因此，人的思想观念正确与否，最重要的，是他是否体现了他所处那个时代的主流观念，对古人的评价，不能用今人的视角来作出评判。

　　虽然姚莹在诗学方面有着如此的特长，但他同时也是桐城派的重要传人，所以他在古文方面的贡献，更受后世所关注。由于他有着特殊的家教，所以从小就对文章感兴趣，比如他在《复吴子方书》中称：“仆少即好为诗、古文之学，非欲为身后名而已。以为文者，所以载道，于以见天地之心，达万物之情，推明义理，羽翼六经，非虚也。世俗辞章之学既厌弃而不肯为，即为之亦不能工，意欲沉潜于六经之旨，反覆于百家之说，悉心研索，务使古人精神奥妙无一毫不洞然于心，然后经营融贯，自成一家，纵笔为之，而非苟作矣。诗之为道亦然。”

　　《汉学商兑》四卷，清光绪八年四明华雨楼刊本，姚莹题词

　　姚莹说自己从小爱好诗文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身后留名，他认为文章的价值主要还是在于载道。看来他赞同韩愈的观念，所以认为潜心研究六经才是正统的学问之道，只有真正体验出古人文中的精神，而后加上个人的悟性，才能显现出自己文章的独立面目。

　　他的这个正统观念也同样体现在《重刻山木居士集序》中：

　　古人文章所重于天下者，一以明道，一以言事。理义是非不精则道敝，利害得失不核则事乖。然理义可以空持，利害必以实验，故言事之文为尤难也。……其(山木)文章渊澹处，真可以追古人矣。而政事之文，特为茂实，所陈得失利害，皎如也。匪唯言之，其居乡及服官固一一行之有效，非空为斐然者，其重于世而传于后，不亦信乎！

　　姚莹仍然强调，古人的文章之所以见重于后世，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它包含了重要的道理，二者，它记录了历史的事实。而后他夸赞山木居士的文章正是在这两方面追摹古人。

　　对于他的前一个说法，可由其所撰《读书大义》一文为证，姚莹在该文起首即言：

　　盈天地间皆道也。有器，有数，有理。何谓器？典章、制度、文物，诸灿然者是矣。何谓数？二气、五行、十日、四时之迭运，长短、大小、高下、清浊、厚薄之不齐，凡诸错然者是。何谓理？天之所以刚健，地之所以柔顺，人之所以灵贵，物之所以蠢贱，三纲之所以立，五常之所以顺，凡诸事之所以然者是矣。

　　他认为天地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包含着“道”，同时他说“器”“数”“理”都属于“道”的范畴，接下来他又解释“器”包括了典章制度等，而“数”指的是阴阳二气以及五行和大小清浊等等，关于“理”，他指的就是儒家所讲求的三纲五常。

　　那么，器、数、理三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姚莹说：“器统于数，数统于理。”而后他在文章解释了自己所下的这个断语，具体解释了六经四书的价值：

　　《中庸》之教，始于率性修道，终于无声无臭，广大精微，一以贯通，岂拘拘习制度、考行事者所能测其故哉！《大学》《中庸》者，《六经》之宝藏。而《论语》者，《大学》《中庸》之锁钥也，故详于理而略于器数。非略之也，以为明乎此然后见先生器数之美，或不备即有废兴焉可也，此圣贤之微义也。世儒言理者，或指器数为糠秕；而好器数者，又讥空理之无据，胥失之矣。

　　姚莹所强调的文章的第二个价值，按他的说法就是“言事”，以我的看法，“言事”所指就是相应的史书，比如他写的奏章疏表等等。除此之外，文章也会发表一些个人的观念，比如他所写的一篇《戒杀文》，该文的起首一段为：

　　人虽残忍，不能生而杀人，其始，必有所由，以渐至于日滋月长，而后残忍之性成。盖机之萌也蚤矣。杀物者，杀人之机也。苟充无欲杀人之心，则吾有取于释氏矣，戒杀放生之说是也。世之好辩者有三难焉：一则曰物无知也，一则曰妇人之仁也，一则曰此浮屠氏法，非先王之教也。噫，可谓不思其本矣。天下之物，惟死则无知耳。苟蒙血气而生，未有无知者也。然即使无知，而我不惟其义，惟其知。是天下之蠢蠢者，皆可杀欤？夫知之有无，物非得已也，业不幸而无知，又从而加之以杀，何物之重不幸也。所谓妇人者，谓其知爱而不知劳，能养而不能教耳，或纵恶养奸，噬脐贻患，故谓之妇人之仁，岂必残忍而后为丈夫乎。

　　看来姚莹是善良之人，他认为人性里虽然有残忍的一面，但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去杀人，那么这个杀性是怎么来的呢？以姚莹的看法，这种杀性就是从杀物开始慢慢凝聚起来的。他所说的“杀物”大概指的是杀动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教的戒杀放生还是有道理的。姚莹接下来针对有可能的三种反驳，发出了一系列的回应，认为不一定必须心地残忍才是大丈夫。

　　显然，姚莹是在这里发表了一大堆的议论，可是他在《惜抱轩诗文》一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文章最忌好发议论，亦自宋人为甚。汉、唐人不然，平平说来，断制处只一笔两笔，是非得失之理自了，而感慨咏叹，旨味无穷。此盖文章深老之境，非精于议论者不能，东坡所谓绚烂之极也。先生文不轻发议论，意思自然深远，实有此意，读者言外求之。

　　姚莹明确地说，文章最忌讳大发议论，而这毛病是从宋代开始的，汉、唐人却无此病。虽然前人的著作中也会有一些评语，但在这方面却惜字如金，所以他觉得好的文章是意境好，而善发议论的文章却不能称之为好文，他夸赞姚鼐的文章就是因为不轻发议论，而意义深远。

　　从整体上而言，姚莹怎样看待其从祖姚鼐的文章呢？他在此文中又称：

　　惜抱轩诗文，皆得古人精意。文品峻洁似柳子厚，笔势奇纵似太史公，若其神骨幽秀、气韵高绝处，如入千岩壑中，泉石松风，令人泠然忘返，则又先生所自得也。或谓文学六一，余意不尔。集中文以记、序、墓志为最，铭辞不作险奥语，而苍古奇肆，音节神妙，殆无一字凑泊。昔范蔚宗自称其《后汉书》论赞，以为奇作，吾于先生碑铭亦云。

　　姚莹说，从祖姚鼐的文章，即有柳宗元的峻洁，又有司马迁的奇纵。当然这样的夸赞显得有些偏私，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姚莹眼中的好文章应当具有怎样的特点，那就是在文品上峻洁、在笔意上奇纵。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姚莹还强调文章必须有深郁之气，他在《跋方存之文前集后》中称：

　　文章一事，欲其称量而出，积于中者，深则郁之，郁之不可遏也则停之养之，如或忘之，顺乎其节，然后发焉，又必以其时也。故其析义必精，立言必当，学欲其广而取裁欲微，意欲其昌而树辞欲卓。未能行也，则认其言，无所为也，则韬其光。百家之精，茹之辨之，一心之运，卷之舒之。片言弥六合，累牍有余味。若此者，其庶几乎！

　　除此之外，姚莹还在其所撰的一首《修辞》诗中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文章本心声，希世绝近习。

　　质重人则存，浮杂岂容入。

　　镂琢饰情貌，当非贤所急。

　　姚莹认为一篇好文章，其首要条件是发自作者的本心，而那种内容平庸，专做表面雕琢的文章，不是贤者所为。而他更为强调的，则是文章的思想性。那么他自己的文章是否贯彻了这个理论呢？方东树在《东溟文集序》中，对此作出了肯定：“观其义理之创获，如云霾过而耀星辰也；其议论之豪宕，若快马逸而脱衔羁也；其辩证之浩博，如眺溟海而睹涛澜也。至其铺陈治术，晓畅民俗，洞极人情白黑，如衡之陈、鉴之设，幽室昏夜而悬烛照也。而其明秀英伟之气，又实能使其心胸、面目、声音、笑貌、精神、意气、家世、交游，与夫仁孝恺悌之效于施行者，毕见于简端，使人读其文，如立石甫于前，而与之俯仰抵掌也。”

　　恍惚回到了旧时光

　　这里就是寺巷8号

　　姚莹故居位于安徽省桐城市寺巷8号。之前的一站我是在庐江寻访何晏的墓，而后来到了桐城，在寻访过程中，幸运的遇到了一位老阿姨，她是当地的退休老师，在她的带领下，我很容易地就来到了姚莹故居的面前，故居虽然有文保牌贴在墙上，但显然保护经费并未落实下来，里面已经变成了出租屋，分租给不同的人家，院子中横横竖竖所拉的晾衣绳就能看得，这绝非一家所为者。几年的寻访，这种事情也见过了太多，我也就习以为常地站在那里继续拍着。而老教师虽身住此地，依然颇有不平，显然她对这些名人故居有着乡贤之情，而这样的现况又让她难以向一个外人表现出自豪。

　　凝固的时光

　　应该是当年的格局

　　因为是出租屋的原因，我不好入内打扰，只能站在院中四处打量。从格局上看，这应当不是姚莹故居的原貌，明显地感觉到院落里有不少扎眼的添加，在乡村中不知有没有私搭乱盖这个概念，至少在北京的老城区里，很多名人住过的四合院都被当地的住户在院中盖出了一堆的简易房。这些简易房当然没有规划，有如贴在美人面上的狗皮膏药，但事实就是如此。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北京对这些名人故居作着有限的疏理，清出了不少住户，真盼望着桐城也能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将这些名人故居能够整旧如旧地恢复原貌。

　　文保牌贴在墙上

　　姚莹故居外观

　　不管怎么说，姚莹故居院中的窗棂还有不少是当年的旧物，看着那些简洁而美丽的花饰，也让我再一次想象着姚莹那种近于迂腐的耿介，我觉得房如其人，有怎样的主人，就会有怎样的建筑格局与装饰。

　　院中的横七竖八

　　保护的颇为完好

　　姚莹墓位于安徽省桐城市城区西北9公里的龙眠山，此山今属龙眠乡双溪村，在当地龙眠山俗称“姚家坟山”。我是从网上搜到的姚莹墓地址，在网上还有姚莹墓的照片，但那张照片却是黑白的，这让我略感担心：一般说来，近二三十年来所拍照片大多是彩照，而有些模糊的黑白照显系老照片，如果以这样的照片出现在网络里，大多是说明旧址今日已经不存，而我寻访的结果恰恰印证了我的担忧。

　　古今审美的交融

　　当年的结构

　　在桐城寻访的第二天，我打的前往龙眠乡，在此乡我的寻访目标除了姚莹，还有张廷玉与张英。访罢张廷玉的墓，我向那位守园者打听姚莹墓所在。他顺手向山下一指：“姚永概的墓好像就在那边山上，你站在那边桥上都可以看见墓碑。姚莹墓就不太清楚了，听说被人盗过好几次了，你到了那边再问一下。”

　　这么容易打听到了具体的方位，让我多少有点高兴，于是按照这位守园人的所指，前往那个村庄。来到村庄时，见桥头上站着几位村民，我向他们请教姚莹墓所在的位置，其中一人告诉我：“那边山上是有座老坟，也确是姚家的，但是姚家什么人，就不清楚。很大的，听说是个大官，被人盗过几次了。”想起刚才张廷玉墓守园人也跟我说道，姚莹墓被盗过好几次，如此说来，看来村民所指正是我的寻访目标。但前行之路我看不到指示牌，于是我提出请那位告诉我方位者带我前往。此人毫不推辞，也不多话，站起身就向前走去，走了几步才转过头跟我说，跟我来就是了。

　　刚刚向前走出不远，我的身后就跟上了一位小女孩，这个小孩的年龄看上去也就五六岁，我担心她是跟错了人，让她不要随同前往，小女孩却完全不听，继续地跟着走。我正踌躇间，前面那位带路者回头说了句：“是我女儿，没关系的。”这句话让我放下心来，这个放心倒不是担心小女孩会走丢，而是我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她爸爸还让跟着同行，说明前方的路并不艰难。但很快，我知道自己错了。

　　带路者走到一条小河沟时，停下来跟女儿说，不要再跟了，爸爸等一会儿就回来。我非常诧异，他居然就这样把一个小孩子留在河沟边。但是他却很无所谓地说，没关系，女儿在这里长大，她是绝对不会下水的。过了小河沟，眼前就是一座显然很少人到此的野山。前行的路远比我想象的要艰难许多，因为这里完全没有路，只是靠双手不断地拨开眼前一丛丛的杂树，但是手脚并用之时，还要对付一张张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巨大蜘蛛网，很快就让我显得极为狼狈。

　　我在少年时，曾有一度生活在山区，对自己的爬山本领一向自豪，而来到了安徽寻访，才真正体验到什么叫登山。这个现况极大地打击了我的自信心，但想想带路者，虽然他常年生活在这山里，却没有义务替我再受这一遭苦，念及这一层，让我顿生感激，于是一边努力地攀爬，一边冲前方喊话，请他走慢点儿，我已经跟不上了。

　　这位带路人的确是登山如履平地，我已经尽力向前攀登，却还是很快就看不见了他的踪迹，这让我心底有点儿恐慌，于是大声地喊叫，而后我听到了那位带路者的回音，他说姚家坟就在前面的一点点距离。然而我从声音上感到，他至少距离我有两百米远，看来当地人的距离感跟我的感受差距很大，两百米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丁点儿距离，对于我来说，却是远许多。于是我也大声向他喊话，坚决地请他站在那里等等我，然后再一同前行。而他的回答却是：“我找到了。”这句话无疑像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顿时，我身上仅余的一点爆发力显现了出来，很快地冲到了他的面前。

　　然而眼前的所见，却仅是地上的几块石头，从这些石头的排列情况看，似乎是围成了一个半圆。带路人站在原地跟我说：“就是这里了，被人平掉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就在这下面，被人盗了好几次。”但是，我却看不到跟姚莹有关的任何标志，问他何以知之这就是姚莹的墓？他坚称肯定没错，就是这里。那好吧，既然下了这么大辛苦找到这几块石头，我也当它是吧。我想，这位带路人如果真不确定这是姚莹墓的话，他也用不着费这么大周折，走将近一小时的山路，专门带我来看这几块石头了。从我的寻访经历看，经历了“文革”风暴，有太多古人墓都变成了眼前的这个模样，而姚莹作为一个忠于皇帝的封建官员，他的墓被铲平，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惜的是，当地没有在墓旁立上一块文保牌，以此来作为寻访的目标。

　　看完了墓址，又跟着这位带路人重新返回了村庄，向下走总比登山要轻松很多，而这位村民告诉我：“这村里还有姚家后代哩，有两家姓姚的，要不你去找姚书记问问看，他都九十多岁了，你要了解姚莹的情况，可以找他去问问。”当地村里的领导竟然还姓姚，这让我意外，说不定还真是姚莹的后人，以我的经验，打听过去的事情，找村中的老人最为靠谱。昨天我在打听何晏墓时，就遇到了一位老人家，他竟然给我介绍了一位更老的老头，我从那里了解到了许多未曾听闻到的故事，而今听带路人所说，又让我来了兴趣，于是回到村中，跟他去见那位姚书记。

　　以我的想象，九十多岁的老人能够说清楚问题，恐怕也不容易，但来到姚书记家时，正赶上老人去了外面，见到者乃是老人的儿子，当他听说我要打听姚莹的情况，立即跟我说：“我们家是姓姚，但跟姚莹是两个姚，家谱没有修，所以我们究竟是哪个姚也不清楚，但我知道我们不是你说的那个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