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玉 王玉洁

　　桐城派研究历来是我国古典学领域重要内容之一。7月21—22日，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桐城派与清代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召开，9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传达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文史哲等学科专家学者联手，集中进行综合性研究，预示了桐城派研究的新趋势。

　　关注学派生成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从政治方面，通过对张英、张廷玉、曾国藩、陈独秀、徐树铮等人物的研究，在不同角度展现了桐城派与清代的政治关联度、参与度和影响。董丛林教授论述了吴汝纶与曾国藩的“文缘”，重点关注了前者如何受曾国藩的磨砺、造就和影响，以及二人之间“文缘”同李鸿章与吴汝纶之间“政缘”的不同。王社教教授论述了道光时期姚莹对台湾的经略，认为姚莹在台湾的开发、番民的管理、基层的治理、风俗的整治、台湾的保卫等方面的实绩，为台湾的内地化作出了贡献。在桐城派相关的政治事件研究方面，张秀玉通过考证太平军之役对桐城历史文献的毁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争对区域文化的影响。金卫国副教授论述了康雍乾时期的道统、治统与文统，认为康熙帝以治统控制道统和文统，戴名世成为文化专制的牺牲品，方苞则以著名文人兼官僚的身份，服务于清朝政治，同时研经学，倡义法，奠定了其桐城派鼻祖的地位。

　　从家族、社会方面，徐雁平教授通过对桐城若干家族三百多年的密集联姻，以及桐城地方有系统、有层级的文献编辑刊印的论证，揭示了桐城文化是一种有意识、有担当的追求而形成的结果。郝红暖副研究员以桂林方氏家族为中心，梳理历次设立义田的过程，并从社会救济的视角分析了义庄宗族救助模式的运作方式与特点。于春莉副教授论述了扶风马氏家风、家学与清代桐城文化的关系，认为桐城扶风马氏家族形成崇德重学、忠诚爱国的家风和汉宋兼容的家学，桐城马氏家族的兴盛实与此种家学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清代桐城文化崇德重道、崇学重教的内在追求和价值取向。武道房教授论述了方学渐对王学的修正及其对桐城方氏家族文化的影响，认为方学渐不轻言本体，主张上达即在下学之中，推崇庸德庸言之践履，是王学中的务实派。汪祚民教授论述了歙县金氏家族与桐城派古文的关系，认为金氏家族是桐城派古文与文法在当地的传播中心。

　　　阐释思想文化演变的复杂机理

　　在思想文化方面，林存阳研究员论述了方东树的理学观既有借“辟佛”以攻乎陆王、近世汉学家的一面，也有援佛入儒，对理学本身加以修正的一面。论者认为，在汉宋兼采、倡导经世等方面，方东树与同时期夏炯等交相呼应、殊途同归，展现出当时理学发展的新趋势。曾光光教授从方东树、江藩的学术论争阐释了清代汉宋学的道统之争。李波教授的论文涉及桐城派诸子之学，讨论了桐城派的通经致用思想与先秦诸子学的关系，认为桐城派前期学者一开始就赋予诸子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为诸子学研究打下经世致用的思想基调。桐城派中后期学者受时代学术思想文化变迁的影响，既延续了前辈学者的诸子经世思想，又赋予它们新的时代内涵与现实意义。桐城派致力于为诸子正名，努力提高诸子的学术地位，为近代诸子学的复兴作出重要贡献。马勇研究员论述了严复所译《天演论》的意义，认为严复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主要是通过《天演论》的翻译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论思想。

　　董根明教授认为，桐城派的史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校勘和评点了大量史学典籍，参与《明史》《清史稿》和方志的编撰，拓展传统史学的研究视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汪高鑫教授认为，近三十年来，桐城派史学的研究成果虽然可喜，但不够系统和深入，应加强代表人物的史学研究，加强对桐城派史学总象的研究。曾光光教授论述了清代汉宋学的道统之争，认为江藩虽对宋学一派多有微词，却少有攻讦“宋儒之统”之意，而方东树从“道统”角度对江藩及汉学家的批判多有推测、妄加的成分，其用意是将汉学与“异端邪说”联系起来，以达到打压对手的目的。盛险峰教授认为，乾嘉学派与桐城派的关系体现出年号与地域的凸显、考据与文法的互长、汉学与宋学的对话、经学与史学的互观、琐碎专门与综合四部，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乾嘉学派具有专门性学问的特质，桐城派则体现了综合的特征。徐国利教授以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的清学研究为题，论述近现代科学观视域下的清学及方法论得失。

　　在教育方面，江小角教授论述了清代桐城派士人在书院教育中的践行情况。吴怀东教授、尚丽姝博士考证了汪志伊与姚鼐的交往，论述姚鼐通过接触、栽培、提携文学后进，传播其文学理念，扩大其影响，并回应京城四库馆臣之汉学圈子，从这个独特视角还可以观察姚鼐创立桐城派的具体过程。

　　传统上对桐城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理论和创作方面。随着文史哲多学科的介入，对桐城派的文学研究在精深和拓宽两个取向上都有新进展。精深之作，如关爱和教授对《古文辞类纂》经典化的过程及续书助推问题的论证；方盛良教授对姚永朴通过史识构建文法的论证；张德建教授对桐城派文论三个理论向度的理论概括等。拓宽性的研究则从桐城派对其他流派和文学形式的影响、对域外文学的影响等多方面进行，如彭国忠教授论述常州词派与桐城文派的关系，宛小平教授论述近代美学与桐城派的关系，赵海波博士论述桐城派与朝鲜古文的关系等。

　　研究视野进一步开阔

　　关于今后的桐城派研究，卜宪群研究员认为，桐城派学者远非局于书斋的学者，他们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无论方苞还是曾国藩、吴汝纶，都有着对现实的深入探索和践行。他们的思想主张无不铭刻着思想烙印，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体现古代学者经世致用的精神。今天的人们，应当从桐城派的文化传统中汲取服务国家的思想智慧。

　　李修松教授认为，桐城派虽然植根于桐城文化土壤，但学者及其影响遍布全国，作用也不限于散文方面，还涉及思想史、学术史、经济史、政治史、家族史、生活史以及语言学、文章学、文艺理论等诸多领域。因此，今后要进一步挖掘其丰富内涵、拓展研究广度。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永平认为，过去学术界对桐城派研究不足，主要是以本省研究为主，借助外力不足；以传统的文史学科研究为主，其他学科偏少；以旧的研究方法为主，多学科及新的学科方法不够。他赞扬此次会议专家在多学科背景下进行的深入研究，鼓励学者们进行新探索。

　　施立业研究员对桐城派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提出新见解，主张重新定义和评价桐城派。他认为，桐城派不能仅仅定义为一个文学流派，而应定义为在清朝专制氛围中形成的一个社会群体，即温和开明的知识分子借复兴古文为名聚拢起来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清代历史上的所有活动或表现，都应该在“桐城派”这个名称下进行分别或整体研究。基于此，他认为对桐城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需要深入探讨，作出重新评价。

　　近三十年来，桐城派的研究成果丰硕，总计有8000多篇论文、100多部著作、10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此次会议对桐城派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诸多问题，预示了研究的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