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强

　　1903年至辛亥革命前，安徽省革命志士进行革命宣传的一重要手段是开办学校，从发展教育、启迪民智入手，进行宣传活动。他们分别在省内各地创设学堂，如安庆的尚志学堂，桐城的崇实学堂，寿州的蒙养学堂和芍西学堂，怀远的养正学堂和萃华学堂，合肥的城西学堂，定远的储才学堂，还有皖南歙县的新安学堂等。大多数学堂都与位于芜湖的安徽公学互通声气，密切联系，安徽公学成为全省革命宣传活动的中心。芜湖地处水陆要冲，交通便利，革命党人由芜湖往来大江南北，络绎不绝，安徽公学又成为当时革命联络的中心。所以，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早。”

　　安徽公学的创办人李光炯1870年生于安徽枞阳县农村中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少时家境清寒，10岁时母病逝，随父李云村就读于宣城教谕任所，他虽自幼体质虚弱，但有家学渊源，且慧敏好学，青年时以文章名噪乡里。20岁左右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旋中光绪丁酉科举人。时“海内文宗”吴汝纶讲学于保定莲池书院，李光炯负笈从游，深得吴汝纶器重。在北方学习期间，他目睹清廷之腐败，时事之维艰，民生之凋敝，内心十分痛苦。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惨遭不幸，深深地震撼了李光炯的心灵，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懑。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独有哀鸿纷满眼，怅然悲愤浩难除。”1902年，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受命赴日本考察教育，李光炯随师东渡。在日本期间，他悉心研究日本及西欧各国强盛原因，深受启迪。他曾对友人说:“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局部改良，搔不着痒处，于国无补，于民无益。必须推广教育，培养革命人才，积蓄力量，根除帝制，一鼓垂成。”回国后，他积极协助吴汝纶创办了桐城学堂即桐城中学前身。

　　1903年李光炯应聘在湖南高等学堂担任历史教习。执教期间结识了无为人卢仲农，两人意气相投，共同创办了“安徽旅湘公学”，目的是为革命培育英才，以推翻清政府。李光炯聘黄兴、张继等人任教，并暗中支持他们从事革命活动。此时，革命志士多聚集长沙，声势颇大。在籍的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以黄兴、张继、周震麟、刘揆一等结党谋逆，密奏清廷。清廷诏谕湖南巡抚赵尔巽捉拿党人归案。李光炯闻讯后，挺身而出，仗义抗辩，以全家性命为质，赵尔巽素敬李光炯，遂使搜捕令缓缓而下。革命党人从容销毁证据，黄兴等百余人始免于难。此事发生后，旅湘公学在长沙难以立足，同时，李光炯为了推动安徽革命、促进安徽教育，便将校址迁到芜湖，地点先选在镜湖南岸与芜湖二街之间的米捐局巷内，后迁至教场东街，又增设速成师范学堂，由李光炯聘请留日回国的房秩五主持。

　　安徽公学没有固定经费，只酌收少量学费，但是开支颇大，经济拮据，李光炯为此煞费苦心，四处奔波，凭借吴汝纶及门子弟的资望和桐城文派的声誉，周旋于官绅之间，接受各方捐助。为了便于交接应酬，终日官衣官帽，起初有些人看不惯，不免“窃窃私议”。后来明白了其中情况，对于他的孤心苦诣，无不表示钦佩。

　　安徽公学先后聘请了不少著名的革命志士来校任教或讲课，如陈独秀、陶成章、刘光汉、柏文蔚、苏曼殊、江彤侯、张伯纯、谢无量、周震麟、俞子夷、胡渭清等。其中有华兴会员，如苏曼殊、周震麟等；也有光复会员，如陶成章、刘光汉等。一时革命党人云集芜湖，他们以讲堂为阵地，公开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并指导学生阅读反清革命书刊。1905年冬，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的吴旸谷由日本返皖，带回同盟会规章、报刊和其他宣传品，在公学师生中传播后，校内革命情绪更加高涨。这种浓郁的革命气氛，吸引了不少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来校求学，其中常恒芳(藩侯)、孙万乘(品骖)、刘文典(叔雅)、金维系等人，后来成为安徽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安徽公学成为革命党人培育革命青年的摇篮。

　　安徽公学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两江总督端方曾准备拿办公学革命党人，预先告知芜湖道台蒯光典(礼卿)。蒯光典思想较为开明，且素敬李光炯，故为其向端方婉言开脱，端方才没有下令追究。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与黄兴等制定《革命方略》，指导各地举行武装起义。长江中下游地区革命形势随之急剧发展，不少革命党人离开安徽公学，分赴各地去做策动武装起义的工作。1906年底，皖籍革命党人孙毓筠、权道涵(养之)、段云(子祥)在南京谋刺端方，一时江淮震动。安徽巡抚恩铭对芜湖的革命活动有所警觉，一时侦探密布芜湖，环境十分险恶。革命党人差不多都离开了芜湖，李光炯也避往九华山。在官府的严密控制下，芜湖的革命宣传热潮中落，但安徽公学培育的革命种子已经勃发，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已经扎根于江淮大地，革命的兴起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遏制的了。
　不久，应云贵总督李经义之聘，李光炯赴云贵主持教育。李光炯在滇期间，不负众望。上任伊始，就对该省教育进行了一些改革。在云贵各地设立师范学校，整顿师资，解聘不学无术之徒，资助杰出教师出国留学，几年间为云贵培养了大批人才，播下革命种子；辛亥革命军起，云南揭竿而起，而大功告成，与李光炯的宣传教育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