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多年来，对于枞阳广大学子而言，浮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可以称作是一部厚重得无法言说的地理枞阳文化史，更是无数枞阳学子的心灵圣地。枞阳两千多年的文化发展，差不多每一步都能在浮山上找到相应的印记。

　　说起浮山，不能不说左光斗。左光斗以自号浮丘的方式，显现他对浮山的钟情。他有过数首《过浮山》，“未卜吾庐处，偏怜此壑宜。好山围四面，曲水绕千池。寺隐僧时见，源深客自疑。不堪樵牧问，应动向时悲。”明代的浮山，确是声誉鹊起。不过，与左氏的摹写关联甚微。以方以智为代表的方氏家族的迅速崛起，声播海内，浮山由是人文鼎沸。但历代修编的《浮山志》，均会收入左氏的诗作。这是一个闪耀于丹青史册之人。左光斗与杨涟，在明季惨烈的朋党格斗中，一路拼杀。在东林党与阉党的决战中，双双身死名成，跻身后世史籍中的“忠烈”代言。又因方氏另一个文章大家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左光斗更让后人澎湃不已。

　　左光斗出生于浮山东南的一个乡村横埠横山村，他与浮山的真情实感，其实是将爱女许配给了浮山方氏族人方文，完成地方大族的合璧联姻，而不是赋予笔端的浮山文字。官场上的左光斗，原本就是个地道的文人色彩。历大明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左光斗始终都是东林党中“天雄星豹子头”的角色，砥励血拼而又苦尽甘来，在他官场的最后时刻，创造了明代的官场神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实现了官阶的连升六级！

　　风干的历史中，人物总是固化为脸谱。脸谱与脸谱的碰撞，往往划割出人物的纵深。阮大铖，也就是《桃花扇》中面罩奸臣脸谱的人物，最早撕裂了左光斗的形象一角！

　　在浮山，邑人为阮大铖留下一方石刻“阮集之读书处”。因为一衣带水，桐城地方大族阮、左、方三氏，有着乡情、亲情的数重瓜葛。置身于庙堂之高的阮大铖与左光斗，那才叫同事、同乡加同志。但是，阮大铖属于官场货真价实的邪恶之徒，并不惜以自己的堕落来雕刻别人的阴影———在东林党、阉党双双垂败的崇祯朝，阮大铖仍旧呈上《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将左光斗、魏忠贤一同归并奸恶罪臣行列。

　　“天启四年以后，乱政者魏忠贤，而翼以崔呈秀；四年以前，乱政者王安，而翼以东林。”所谓《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似乎就是朱由校主政的天启朝历史总结。通观天启一朝，东林党与宦官勾结弄权，魏忠贤流氓本色进而权倾朝野，七年之中交替上演，最终留下无可救药的崇祯摊子。公允言之，阮大铖的指斥也算是客观，但作为官场中人，打完左边打右边，无疑又是谋略尽失。作为东林党中的“天究星没遮拦”，阉党中的“阴行赞导”者，阮大铖由此将自己推到了官场绝境，落得一派无成，废斥乡野，最终成为清修《明史》中的著名“奸臣”。

　　浮山这块关于阮大铖摩崖石刻，极少引起游人的注目———因为地偏，也因为“读书”的概念清冷而狭窄。事实上，阮大铖的本质还是一个书生，这才有他官场生涯上的“四起四落”，尽管他在人生末途，由在野罪臣窜到弘光朝兵部尚书，甚至是弘光帝口谕中的“左相”。但通观其一生，读书、作文为其常态，而被称为“江南第一才子”，“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的传奇，为张岱叹服，诗作亦被学界誉为“明诗第一”。在阮大铖与左光斗的冲突中，何如宠把持着自己的淡定。何如宠是明季桐城京官倚重的核心，他长期行走在王朝的核心层，晚年贵为副相。但他既不为乡党所左右，也不为朋党所左右。何如宠亦有一首《游浮山》：“春风鼓动掠花台，结构时当辟草莱。试问木莲谁是主，朗公去后照公来。”

　　 诗歌鉴赏层面上，何氏诗作有着意境上的解读。但就时俗而言，他似乎又提出了浮山的归属问题。明季的浮山，除了庙为，多是方氏与吴氏的田产、庄园所在。吴氏中的代表人物则有吴应宾。他是方以智的外祖父，与何如宠的交往亦十分密切。吴应宾万历十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以目疾告归。天启中，因左光斗的推荐诏加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吴应宾是官场上的奇特人物，自身并不深入官场，而又洞悉天下大势，对时事有着深刻的见解，最终淡然处之，淡出官场，老逝故里，归葬浮山，成为乡邦魅力持久的传奇人物。方以智一度与阮大铖形同水火，意气激昂，随着明王朝的冥灭又意气散尽，告别官场，“以祗支(袈裟)为退路，即为归路”，成为浮山法谱中的第十六代主持，一生留给后人400万字的浩瀚著述。

    明季的官场分崩离析，连接左光斗、阮大铖、何如宠、方以智、吴应宾的人名叫姚康，他同样出生于浮山脚下。姚康仅为诸生，却卓有才华，识见超人，学术长于史事，曾入幕何如宠、史可法，其墓碑则为史可法预题，文曰“明读书人姚康”。活着的时候即请人写墓碑，这种人不是人生观消极，而是看问题的视角太过恐怖。姚康诗中有一首《睡猿》：“饱食安居乐矣哉，这场春梦几时回。而今要醒而今醒，莫待藤枯树倒来。”相传何如宠官场徘徊时，姚康将这首诗题于画上，何沉默良久，决计辞官，迁居南京安享荣华。

　　明季的士林官场，有着数不清的大打出手与扬长而去，士林群体不断地集体堕落。中国的读书人，自古便自诩社会精英，居于“四民”之首，而获得国家功名的读书人，更是精英中之精英，历代儒家所宣扬而被程朱理学凸显的人格气节，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云云，此刻皆成为士林掩饰孱弱的遮羞布。中国读书人的世故精明，一种试图在体制内左右逢源的世故精明，古今士林并不鲜见，但在明季发挥到了极致。

　　基于身份的认同，浮山背景下的明季人物，总是被局部放大而留存后世。而当年银子喂起来的士林，事实上先于国家倒去。历史混浊，抑或沉淀，浮山的景象，莫过于云烟散淡在深夜的苍穹。万千气象，还有什么能盖过历史深邃？按灭读书灯，满山都是月-------

　　说浮山，不能不说方以智。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于明万历辛亥年(1611年)，在浮山墨历、掌岩之西建了一处山庄，取名“在陆山庄”，将山庄的厅堂名为“此藏轩”、方以智出生后，他的祖父方大镇给他取名以智，字密之。他的名字来自《易经·系辞上》“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天启三年(1624年)，方大镇辞官返里，门号野同翁，隐居浮山，与山乡野老为邻。后又迁于安庆近郊的白鹿山隐居，将浮山在陆山庄授予其子方孔，方孔又授予了方以智。方孔在将山庄授给方以智时说：“此藏轩者，圆神力智，易贡几先，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也，汝其受之。”(方以智《浮渡山报亲庵说))。

　　方以智出家为僧，颠沛流离，生活无定，他的三个儿子方中德、方中通和方中履，于浮山在陆山庄的旧址上动工兴建“报亲庵”，准备迎养在外漂泊了大半生的父亲。方以智在《浮渡山报亲庵说》中，说了自己归乡后的打算。他打算回乡后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将方氏学派的易学研究发扬光大。可惜，此时的他，已是想“退藏”而不得了。“粤难”案发，在万安县的惶恐滩，为了不连累更多的人，他不得不选择了投江完节。

　　再回头说方大镇吧，进士及第后仕途一直很顺，先是任大名府推官，接着升任御史。但是，面对阉党当道的政治形势，他选择了激流勇退，回乡归隐，潜心学术，一生著述近百卷。他的这些著作估计大多都是回乡后写的。

　　再说万历进士吴应宾，他是方以智的外公，今钱桥镇人，万历十四年他考中进士时，年仅二十余岁，授翰林院编修，人称吴太史。吴应宾以眼疾告归，居乡四十载。归乡后，除专事著述外，还为浮山佛教兴盛做了许多善事，著有《学易斋集》、《宗一圣论》等。可以肯定，吴应宾以眼疾告归只是个借口，原因还是万历皇帝长年躲在深宫不问政事。吴太史回乡后，面对着浮山萧条的寺院，心急如焚，决心恢复远公道场。他募铜万斤，铸接引佛，塑丈六金身，安置在金谷岩内，留住了云游四方的朗目和尚，恢复了华严寺寺田，浮山佛教始渐渐振兴。吴应宾晚年皈依佛教，卒后葬在金谷岩下。吴应宾可以称得上是史上最爱浮山之人。

　　 还有钱澄之(1612——1693)字饮光，原名秉澄，晚号田间，桐城东乡(今枞阳县仪山乡)人。崇祯间诸生，因面斥阉党巡抚史某而闻名四方。后参加“云龙社”，联络东林党。党祸兴，避难闽中，黄道周荐于唐王，授吉安府推官。桂王立，官礼部主事，翰林院庶吉士。清兵入关，曾一度为僧，号西顽。后归隐田间，著书立说，成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常往来枞阳、浮山之间，成为浮山护法。曾为华严寺撰写碑文和山足和尚“塔铭”。

　　还有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号褐夫，别号忧庵，自号南山，桐城人。清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为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著作有《戴田有时文全集》、《四书朱子大全》、《忧患集倡抄》、《戴田有全集》等。因“文字狱”于康熙五十一年被清廷所斩。游浮山时，写有游记一篇。

　　还有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号海峰，桐城东乡(今枞阳县汤沟镇陈家洲)人。官黟县教谕，为清散文家，“桐城派”创始人之一。著作有《海峰文集》、《海峰诗集》等。游浮山时写有《游浮山记》。

　　 还有方苞(1668---1749) 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置身庙堂的方苞，祖籍也是枞阳。他一生主要从事的还是书籍编审、教育和写作之类的工作，而一旦被委以行政官职，他总是以足疾力辞。后来虽不得不担任了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但仍专司书局，并不过问内阁和礼部具体事务。因此，方苞的一生，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官员，本质仍是一个文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余终世未尝一日离文墨”。他并非不想从事要职，建功立业，以有一番作为。可是，经过《南山集》案，他深惮当时险恶的封建政治环境。他的保守从政，可以说是另一种“退藏”，颇有些大隐隐于市的味道。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政治智慧，才得以有机会生存下来并开拓了蔚为大观的桐城文派。方苞曾经二次游览浮山，写下《再至浮山记》等名篇。

　　再有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人称“惜抱先生”。桐城麻溪(今枞阳县钱桥镇姚王集)人。清著名的散文家，“桐城派”中坚人物。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兵部主事、会试同考官、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四库馆”纂修。著作有《惜抱轩文集》十六卷、《文后集》十二卷、《诗集》十卷等。为好友左仲郛《浮渡诗集》写序，从而留下《左仲郛浮渡诗集序》那脍炙人口令人叹服的名篇。

    19世纪开始，浮山渐渐地失去了往日的光辉灿烂，渐渐的隐退起来，如同无数的枞阳学子一样，在退隐中修炼，在退隐中蓄积能量，“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姚康在清军进逼江南时抽身而退，回到家乡，隐居于枞阳黄公山，这是一种退藏。他深怀亡国之痛，呕心沥血，创作《黄巢传》，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方文，钱澄之以遗民身份终老江湖，这更是一种退藏。何如宠六辞内阁首辅，他的孙子何采在而立之年退出官场，一生逍遥山林。姚鼐的辞官从教是一种退藏，吴汝纶的辞官办学也是一种退藏。这种退藏不是退却，更不是逃跑，它与中国古代的隐逸思想是一致的，是一种从政治主场的离开，去谋求一种更有价值的人生。

    今天的浮山是寂寞的，像一位静居于山野的隐者。但是，对枞阳这方土地而言，它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它秀丽优美的自然景观、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灿若星河的诗词、形态万千的摩崖石刻，使它完全有资格跻身于中国一流名山之列。在这个熙熙攘攘的热闹世界，像枞阳的那些莘莘学子名人一样，它也是“退藏”的，退藏又有什么不好呢，退藏有时就是一种品位的坚守。纵横世界各地的无数枞阳学子之所以能够坦然自若地退藏，那都是浮山的灵性教会他们的。因为浮山---是无数枞阳学子心灵的圣地，他们会永远因浮山的浸润而自豪、而豪情万丈、而心灵剔透！（左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