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桂林方”原叫“凤仪方”。
南宋末年,天下大乱,北方的金向南方步步紧逼。四海鼎沸,百姓流离失所。中国古代但凡战乱,都有个特点:仗是从北方往南方打,人是从北方往南方逃。大至帝王,小到黎民,鲜有例外。宋朝的都城从开封一路南迁,偏安临安。到了后来,实在无处藏身,帝王的銮驾甚至“迁”到了海上。所谓京都,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一艘海中四处漂流的小木船。
乱世中的方家也四处飘荡,“由广信(今江西上饶)迁鄱阳,由鄱阳迁徽之休宁”(见方氏家谱)。宋末,方家始祖方德益,“迁池之池口,元初,又迁安庆桐城凤仪坊。”
当战乱中的流民由北迁南的时候,方家的迁徙路线恰恰相反,由南而北。这不能不说是个奇怪的现象。奇怪的现象在方德益身上还有很多,比如说,世乱财散,而方德益却囊橐丰盈。到桐城后,他建桐溪桥,让学宫路,颇热衷于公益。
方德益占籍桐城,住凤仪坊北(见家谱《方节女传》)。凤仪坊一带古称凤仪里,方家因地为名,称“凤仪方氏”。
凤仪方氏传到六世,方家离开了凤仪坊,另建“断事坊”。方氏改称“桂林方氏”。家谱《方懋列传》说:
自勉(方懋字自勉)五子,有“五龙”之目。已而仲氏佑成进士,季氏瓘举于乡,自勉五十一而卒。至成化元年,以佑贵,敕赠四川道监察御史,都谏王瑞题其门曰“桂林”,族乃大。
方氏由“凤仪”改“桂林”,时间在明成化元年,即公元1465年。易名的原因,是都谏王瑞为方家门额题写了“桂林”二字。
此后,“桂林”便成了桐枞方氏的族徽,沿用至今。
王瑞为什么要题“桂林”二字呢?
二、已故桐城学者毛伯舟先生,曾写过一篇短文《桐城“桂林方”》。他在文中如此解释“桂林”二字:
古代科举及第为“蟾宫折桂”,这“桂林”二字既是赞辞,也是祝福。
毛先生的话说得似乎不是太完整,其大致的意思是,“桂林”的“桂”,是“蟾宫折桂”之意;林者,喻折取桂枝之多也。合在一起说,“桂林”就是“折桂登科如林”之意。
这是当前比较流行的说法,现在很多学者都主此说(如罗炽《方以智评传》等)。
毛先生的解释,是否正确呢?
综合各方面材料,我认为,毛先生的说法至少有三点颇为牵强:
首先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折桂登科如林”(现在开始有人用“折桂如林”一词了,呵呵),是个生凑的说法。“折取”(断)的“桂”枝已无生意,没有生机的桂枝,不能叫“林”。“林”者,必具郁郁森森、蓬蓬勃勃之气象。“折取”的桂枝,生意全无,充其量只能叫“薪”,怎能叫“林”。古人用词简约,但准确无比,绝不会出现如此低级的语病。
其次从王瑞题字背景看,“登科如林”,不符合题字者的本意。方家科举兴盛,确是事实。一房方大镇、六房方大美崛起,父子蝉联,兄弟联翩,一时称盛。但这却是万历以后的情况。王瑞题字时间在成化元年。此时方家的科举并不见盛。查方氏家谱,方氏在王瑞题字以前(成化元年),只有举人二人(五世方法、七世方瓘),进士一人(方佑)。这种情况显然够不上称之为“登科如林”的。王瑞不是神算子,无法预测到后来的方家科举盛隆之景。
最后,从题词用语的恰当如否分析,也说不通。唐末,歙县人方廷范有子六人,皆登进士,世称“六桂方氏”(此处“桂”字也不作“折桂”解,以后详析)。方廷范六子登科,尚且只称“六桂”,不能称“林”,何以桂林方家一人及第,便独“桂”成“林”?如果说独桂亦可称“林”,则天下称“桂林”的家族多矣。王瑞是言官,言官大多以文辞见长,决不会“赞辞”赞到如此之泛泛。方家历来文人辈出,倘若王瑞的“赞辞”不是切中肯綮,我想,方家也不会将“桂林”二字代代尊崇,以至于奉为族徽、尊如图腾的。
所以说,将“桂林”理解成“折桂登科如林”,完全是后人的臆想之词,与王瑞题字时的情况不符。毛先生的解释,显系误解。
“桂林”与科第无关,可以断言。
那么,“桂林”二字,应该怎么解释,才切合王瑞的本意呢?
三、有一则转引的资料称,方以智《合山栾庐占》一书说过,所谓“桂林”方,是因为方懋三子方佑巡按广西桂林,故世称“桂林世家”。
由于该书我至今未见,方以智的原文到底如何,我并不清楚。
但是,这条信息给我启示很大,我觉得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方佑是桂林方氏第一位进士,曾两任桂林府知府,家谱尊之为“桂林公”。方佑是方懋第三子。初名瑾,后易名为佑,字廷辅,号省庵。天顺丁丑(1457)中会试二百三十一名三甲进士。拜监察御史,风裁严峻,有“真御史”之称。授四川道御史,谪攸县知县,升桂林知府致仕。《桐城耆旧传》有传。
桂林府,桂林公,桂林第,桂林方,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系呢?
前年9月,我委托远在广西的同学给我买来了大量的桂林地方史志资料,开始寻找线索。其中有本《桂林市志•大事记》的油印本旧书,是桂林市地方志办公室1995年编写。该书26页“1465年”有如下文字:
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