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风景名胜可怡情冶性，自然更适合办学读书了。据《桐城续修县志·学校》载：“白鹤峰文社(即书院)在上枞阳镇文昌阁，嘉庆二十三年(1818)桐城知县吕荣与里人捐银于(文昌)阁之左右，建阴隙亭、丹桂轩，皆绕以石栏，前为磴、为门，后为廊。道光三年(1823)知县廖大闻以邑人捐银,添置门窗，避风雨。每岁二月，知县择期开课，至月有课期。”在此基础上白鹤峰书院逐步形成规模，因而闻名于南乡，吸引了一大批学子负笈而来。

　　在桐城市孔城古镇中街，有古色古香的“桐乡书院”，由戴钧衡等里人于道光二十年(1840)筹建。戴钧衡是“桐城派”诗文大家之一，不仅关注桐城文化，更重视桑梓教育。十年前在孔城古镇旅游开发之始，笔者专此拜访了同时修复的书院旧迹，包括完好无损的“朝阳楼”，满怀无限敬仰。“桐乡书院”载于诸多经典，名闻海内，如今已成为游览孔城古镇不可或缺的人文景点。

　　枞阳白鹤峰书院与“桐乡书院”大致建于同一个时期，习惯上又称“桐城南乡书院”。由于老桐城文风相对于来说数“南乡”最为炽盛，南乡的书院又在古寺宇建筑基础上改建的，所以它创建的时间比“桐乡书院”略为超前，影响广大。白鹤峰书院古时还有“南乡文笔”之称，如今虽几于圮废，偶尔仍被人津津而道，至于乡贤吴汝纶与书院曾有过的心结与因缘，却是鲜为人知的。

　　吴汝纶(1840~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现属枞阳会宫)人，清末桐城派首要人物，晚清著名学者、文人和教育家，曾做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僚，后在河北深州及冀州任职，继而主讲保定莲池书院，时间长达13年之久。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吴汝纶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5月，去日本进行学务考察并写成《东游丛录》一书。

　　“作为一位历史名人，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面，不是他的文章和经学，而是他对我国近代教育的突出贡献。”曾担任《吴汝纶尺牍》点校工作的施培毅先生认为，若只是将吴汝纶作为“桐城派古文大家”、“旧学鸿儒”看待，则有失偏颇。他是晚清时期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一生关注教育事业，曾对科举制度进行抨击；重视西学，并能积极地进行教育交流活动；虽长期仕官讲学在外，却时刻心系家乡教育。

　　他除了在家乡桐城创办新式小学堂，也曾在白鹤峰书院建立“藻泳楼”，作为藏书阅读之所。检阅相关尺牍和日记会发现，白鹤峰书院曾相继发生两次纠纷，吴汝纶为之多方奔走斡旋，牵动了一颗关注家乡文化、重视家乡教育的心。

　　旧时民间书院政府一般不予拨款，其日常开支主要依靠书院土地租息，租息的多寡决定了书院的生存与发展。1900年，白鹤峰书院与当地劣绅发生纠纷，因劣绅意欲获取书院的租息。书院呈诉到安庆府，知府不仅没有秉公裁判，反而有意提拨书院本来有限的租息，以补贴省城救生局的开支。

　　吴汝纶得知此事，认为这将妨碍家乡教育的发展，立即疏通关节，介入其中。他首先给旧友安徽巡抚幕僚陈云斋去信，请他从中斡旋。在书信中，吴汝纶十分明确地提出省城救生局提拨书院租息的“四不可”：

　　其一，白鹤峰书院入款本微，租息获利有限，每年入不敷出，并非有余，一经分提，书院立败；其二，救生局虽系善举，比之书院为国育才，大小悬殊，不能亏彼成此，顾小失大；其三，省城和桐城虽有地理位置的远近，但不宜显分厚薄，夺桐城养士之资，为怀宁循例公事之用；其四，向来办理救生局没有提拨书院租息的事，更不要说为邻县救生局提拨书院租息了。

　　吴汝纶据理力争，信心百倍。然时隔不久，院司批详下达，提拨书院租息几成定局。他因此十分愤慨，但又并不死心，在他看来此案虽已批结，但只要大吏肯从中用力，仍有挽回余地，为此他再给陈云斋去信，请其务必帮忙，向安徽巡抚和布政使代求挽回之策。

　　为防皖中高官护短，不肯发回重审，吴汝纶还准备与桐城南乡籍官员联名向南京当局控争。控争之前，他又利用旧时人际关系积极疏通，打通关节。他对此案决心很大，在与友人书信之中，他一再表示要力争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认为“此一乡文教兴废所关，与他项干预公事不同，辞直气壮。不愁败挫”。他为此事还代家乡士绅亲笔书写《拟自鹤峰经费免提公呈稿》。

　　书院土地租息的多寡由其土地的增减起直接的决定作用。白鹤峰书院地处江滨，情况特殊，由于江水冲刷，书院土地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为此书院经常会面临一些纠纷。前述安庆知府提拨白鹤峰书院租息一案，就是起因于书院的玉板洲新增的洲地。

　　在安庆知府提拨自鹤峰书院租息的同时，一些劣绅直接对书院新增洲地打起了主意。吴汝纶对省城救生局占用书院租息尚不肯应，又怎能坐视劣绅霸占不管不问？他首先函托昔日幕主李鸿章，并代其致书安徽巡抚王之春，希望王能“仰体内廷变法育才之意旨，俯念穷乡筹款兴教之艰难，立斩葛藤，特秉英断，批饬定归该乡自鹤峰书院”。为了给此案施压，他还联络皖籍官员直隶布政使周馥、工部右侍郎李昭炜等，联名给皖中大吏发去公函。

　　对于直接过问此案的余寿平和知府许久香，他更是多方奔走，请人疏通。他曾为此写信给道台杨濂甫，还托请李鸿章长子李经述致书许久香。为消除误解，他又亲笔给余寿平写信，希望其能从中斡旋，作出对书院的有利判决。他虽然为此事多方努力，但余、许二人并没改变初衷，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不再坚持执意把新增洲地划拨书院。

　　此次吴汝纶虽接受了洲案的最终处理结果，但他十分不满，在与同乡挚友方伦叔(守彝)的书信中，他愤慨地说：“洲案之不得直，固由敝乡诸君子才力薄弱，亦缘强有力者预为宜播谣言，倒乱是非，使官场自护前非，执以为是。曹子建所谓‘苍蝇间白黑’者，此辈是也。大吏不顾曲直，专恃压力，国家何时得望振兴！弃此大利以与奸民，只坐意见用事耳”。

　　吴对此事念念不忘，在其去世前两个月，他还想利用皖中官员人事关系的变动，重新夺同洲地，曾专为此事上书安徽新任巡抚聂缉椝，并请江叔海代为疏通。聂缉椝(字仲芳)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婿，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干将，江叔海(江翰)乃聂的幕僚，他曾得吴汝纶所赠的《深州风土记》，即于方守彝家拜访之，二人一见倾心，此后诗歌唱和不已，几乎日日以诗相会。总之，凡是能够借用的外力，吴汝纶都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无所不用了。虽然力不从心，但他倾情于家乡、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随处可察。

　　不忘初心，方有始终。1902年10月，吴汝纶毅然回乡创办了安徽省第一所新式学堂——桐城县学堂，这在他考察日本教育回国不久，也正在他为白鹤峰书院的洲地据理力争之时。吴汝纶无论早年背井离乡求学，还是后来身在异地为官，都一直心系家乡,时刻想着振兴家乡的教育事业，将家乡的教育事业视为己任。

　　他曾同桐城乡绅说:“桐城后辈人材振兴与否，其命脉全系在吾辈数人。”因此即便是赴日学习西学途中，他也安排志同道合的乡人与之同行，以便同期共同筹备兴学事宜，考察回国后，他即与日本友人早川新次直接赶往家乡桐城着手办学。若回顾吴汝纶多年前曾积极响应创办安徽古学书院、向皖籍官员募捐的倡议，以及得风气之先，极力主张家乡废书院改建学堂的事实，不难体会他对家乡教育事业矢志不移的良苦用心，不难看出创办桐城学堂乃其夙愿的实现，包括他对枞阳白鹤峰书院一直所有的心结。

　　白鹤山庄

　　白鹤峰及其书院，自上一个世纪以来，历尽沧桑。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朝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命令各地书院一律改为学堂，枞阳镇热心教育人士童鉴泉即将白鹤峰书院改办为白鹤峰小学，民国元年(1912)白鹤峰小学又改为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堂，民国十六年(1927)第二高小改办为“桐城县简易师范”。

　　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本侵略军拆毁白鹤峰庙宇等建筑，修建碉堡工事，致使江畔胜地，顿失风光；抗战胜利后，热心教育人士又恢复了白鹤峰小学及白鹤国学专科学校，并将校址分设多地。建国后，白鹤峰兴建为县血吸虫病防治站，1989年县广播电视局又于峰巅建立了卫星地面接收站，竖起高高耸立的铁塔。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当前，随着“全域旅游”的全面创建和“文化兴县”战略的全方位实施，枞阳白鹤峰可望与孔城“桐乡书院一样”，开发为文旅景点，既可供人们饱览胜景，又可作为乡情教育基地。（张正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