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去过浮山，一直想写写它，可不知从何落笔。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编辑、我的枞阳籍文友利民先生对我说，你去桐城写了《歌谣里的桐城》，去枞阳为何不写写我的家乡呢？朋友的话，促成了这篇小文。

　　浮山，又名浮渡山、浮度山，古称符度山。位于今枞阳县境内。浮山不高，最高海拔仅163米。从地理和人文上看，浮山是一座火山、文山、佛山、革命的山。我更喜欢把它看作是一座“文山”，因为它人文历史悠久，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来到枞阳，听朋友思求、正顺、连祥、胡冰等介绍才知，史称“桐城派三祖”的方苞、刘大櫆、姚鼐，清代同属桐城县人，因此被称为“桐城派”。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区划调整，他们三人又都成为枞阳人了。所以，今天的“桐城派”，实际上是“枞阳派”。

　　“桐城派三祖”，对家乡浮山情有独钟，并分别写下了散文佳作。

　　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有“开山祖师”之称。他提出散文理论核心是“义法”。“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是说散文创作，既要有主旨，又要有章法。他第二次游过浮山后，有感而作《再至浮山》。通篇对浮渡山的美景着笔很少，主要抒写心中的感慨。作者在文末这样写道：“余之再至浮山，非游也，无可记者，而斯言(指宗六和尚“夫山而名，尚为游者所败坏若此”语)之义不可没，故总前后情事而并识之。”旨在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结合自己曾遭“《南山集》案”之冤，阐明“山有名不如无人知、人亦如此”的人生感叹。世事难料。人出了名，往往会遭殃，正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怕出名猪怕壮”啊。

　　刘大櫆师事方苞，继承并发展了方苞的散文理论，同时提出了“神气”说，这是散文中最精妙的境界。美学大师朱光潜在《散文的声音节奏》中阐述了刘大櫆的“神气”说，认为现代散文应该讲究音节美、音律美。刘大櫆多次登临浮山，并作二千五百字的长文《浮山记》。全文观察细微，描写生动，语言流畅，结构严谨，诗意盎然，堪称游记散文中的佳品。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强调文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对后世影响极大。姚鼐写有《左仲郛浮渡诗序》，开篇写道：“独吾爱潜、霍、司空、龙眠、浮渡，各以其胜名于三楚。而浮渡濒江倚原，登陟者无险峻之阻，而幽深奥曲，览之不穷。”对浮山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

　　在我的家乡安徽凤台，有一任县令叫李兆洛，被誉为“大清名宦”。与“桐城派三祖”比起来，李兆洛的名气要小得多，却是承袭“桐城派”真传并有所创新的一位饱学之士。我读到过他的散文《游浮山记》，完全可与“桐城派三祖”相媲美，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

　　史料记载，李兆洛(1769—1841年)，清代文学家、学者、地方志专家。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他是“阳湖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著有《养一斋文集》，辑著《皇明文典》《大清一统舆地全国》《骈体文钞》《地理韵编》《凤台县志》等。“阳湖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散文流派，因代表人物张惠言、恽敬都是江苏阳湖人，故而得名“阳湖派”。这一派古文家，总体上以“桐城派”为宗，并在继承中有所突破。

　　李兆洛的《游浮山记》，描写形象、抒情有致、议论精辟，内涵丰富，值得史学家和文学家认真研究。文章通过与同游者的几段对话，谈论为文之法和做人之道，富含哲理，发人深思。他评价刘大櫆《浮山记》时说，“觉海峰(即刘大櫆)之文亦少褒焉”，指出刘大櫆写浮山有溢美之辞，这个评价是比较客观的。李兆洛认为，“且夫文者，所以达情也”，点明作文是为了表情达意，描写只是手段，借景抒情才是目的。对待前人的言论，他说“不必尽信者，无补于实者也；不能不信者，无加于实者也。”大意是说，既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很有辩证思想，值得玩味。

　　浮山，早已“文”名遐迩。

　　浮山，本身就是一篇耐读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