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枞阳县境内先后发现了先秦时期的古矿冶遗址16处[32]，其中采(铜)矿遗址15处，炼铜铸造遗址1处，主要分布在县境东北部的白湖、钱铺、周潭和中部的会宫、雨坛等乡镇。从性质上看，可分为采(铜)矿、炼铜二种类型，采矿遗址数量最多，所占比重大，炼铜铸造遗址少见，在商周聚落遗存中发现。遗址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七点：第一，采矿遗址大都坐落于低山丘陵区的山腰至山脚的缓坡部位。炼铜遗址坐落于山脚，与聚落遗址互为一体。第二，遗址附近均有可通长江的河流湖泊，当地文物部门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在东北部遗址附近的钱铺、周潭镇还发现2条平地用块石铺设、山坡经过整治处理或由人经过践踏而形成的翻越山岭、通往外地的古栈道，有一段路面可见凹下去的车辙痕迹[33]。第三，遗址所在区域地处长江北岸，属亚热带气候，山林茂密，柴薪充充，动植物多样化，自然条件优越。第四，采(铜)矿遗址周围基本上没有炼渣堆积，其采出的矿石均运至距离不远的它地冶炼。如今枞阳地区开采的矿料，大部分经过破碎、辗磨、选矿等加工处理成精矿粉外买，但也有极少部分以天然矿石直接外运，大都提供给长江对面的铜陵等地的冶炼厂。第五，绝大多数古代采矿区在建国后乃至现在仍有人继续作业开采。顺着老矿井继续开采，往往有着意想不到的收获，铜矿藏量大，回报利润多。老矿井成为商家追逐的新宠，甚至出现了老矿井的竞拍租金比新发现的矿产地价格要高的现象。第六，有的遗址采矿时间长，不同的历史时期连续开采。如钱铺、会宫古矿区的开采时代从东周一直延续至唐宋，有的矿井至今仍能开采出大量矿藏。第七，有铜矿的地方和采矿遗址的周围，都有香薷生长，当地人称“铜(锈)草”。根据香薷指示找矿，是中国古代传统找矿的最重要方法，至今人们仍把它作为寻找铜矿的标志之一。

　　位于周潭镇七井村竹山组的汤家墩遗址，是一处集聚落和冶炼铸造于一体的商周时期古遗址。遗址出土了陶范残片7块，内侧光滑，有的饰云雷纹和弦纹，有的呈弧形，均为铸造铜容器的范模；还发现了铜矿石原料、铸铜液渣以及方彝、锛、凿、臿、锥、镰、镞等种类的铜器，有的铜器表面粘附许多小砂粒[34]。李学勤根据汤家墩遗址出土青铜方彝的造型和纹饰等因素，推断其年代不晚于周初，且为本地铸造而非输入品[35]。枞阳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最迟在西周早期就已发生并比较成熟，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1989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古铜矿课题组在枞阳境内发现了井边、柿树宕、大凹岗、苏家凹、柿树宕、铜山、拔茅山、牛头山、大包(刨)山遗址，其年代上限可至东周，下限至宋代[36]。嗣后，县文物部门又发现了铜坑、铜矿岭、萝黄斗、天头山遗址[37]，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在腊鹅地、沙墩发现了古代矿井[38]。均为采矿遗址，其采矿方法可分露采和井采两种，其中井采最普遍[39]。

　　井边采矿遗址，位于将军乡(今钱铺乡)井边村，东接无为县，北连庐江县，地处山区，古矿井主要分布在狮形山、石湾吴家大洼、扫墓垴等地，散布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经调查共发现古矿井6个，竖井深达40余米，斜井深约5至10米。古矿井大都淤塞，有木头支护，多已腐朽。发现的遗物有带銎的青铜凿、石滑轮、木锹、竹筐、接水槽以及绳纹夹砂红陶罐等[40]。《安徽古代铜矿考古调查综述》：井边古矿井的遗存有立井、斜井、平巷等结构组成，立井井口直径1米左右，斜井宽1米左右、高1.5米左右，平巷的宽、高和斜井相近，平巷内有倒坍的木质支护，直径30厘米……从巷内采集的采矿工具木铲，生活用具夹砂红陶鬲、罐等。古矿井采掘深度有60米左右……发现古代“老窿”7处，有的矿井呈台阶式向下延伸……井边周围的古矿井分布较为集中[41]。与此相临的庐江石门庵、无为望天乡一带也经常发现古矿井，发现的采矿工具有木锤、平衡石、铜钎、铜凿等。这一区域应是古代规模较大的采冶中心[42]。2002年6月，笔者在编撰《枞阳文物志》时曾下井进行过调查，发现井巷的围岩上留有凿或纤的痕迹，说明当时采矿手段主要是使用金属工具来凿撬矿石。部分矿井内有一层木炭屑，有的上面还有一层用火烧烤的红烧土，这表明当时采掘矿石使用了“火爆法”或“火焖法”。这种方法是先用火烧烤矿层，再浇水或覆盖土，使矿层经过急剧的热胀冷缩，开裂酥脆，再用铜铁工具凿撬剥离出矿石。这种方法在炸药尚未发明的时代，比之用锤钎直接剥离矿石，要省工省力的多[43]。

　　研究者根据在此发现的竖井、横巷、斜巷、木铲、支护木等采矿遗存和采集的罐、鬲、木铲等遗物分析，古矿井年代大约在东周时期。首次在长江以北发现东周采矿遗址，为研究先秦时期南方矿冶史提供新的线索[44]。井边铜矿遗址……横埠河从山脚下流过经汤(沟)河通长江。井边属三官山脉，蕴藏铜、铁、煤矿产，铜矿属于砂岩裂隙型矿床。古矿井深度已达60余米，年代为东周时期[45]。枞阳地区古代矿冶业发达，历史悠久，枞阳地区的铜矿早在东周或在更早一些就已被先民开采，并掌握了较高水平的采矿技术。

　　地质资料表明，长江沿江地区属于下扬子断陷构造，位于中国著名的长江中下游铜铁成矿带的中部，铜矿资源十分丰富[46]。处于该地区枞阳县的铜矿资源主要分布于县境中部和北部，自东北向西南延伸作带状[47]，矿体类型以黄铜矿、辉铜矿为主要特点，可供开采的铜矿达15至20万吨[48]。《长江中下游古铜矿及冶炼产物输出方向判别标志初步研究》：长江中下游铜矿带储量大、品位高、距地表浅，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铜基地。该铜矿带内矿冶遗址密布，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屈指可数的采冶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延续时间长的古代铜矿冶遗址带[49]。枞阳地区正好处于这一著名的铜矿冶遗址带上。《安徽沿江地区的古代铜矿》：安徽古代铜矿主要分布在安庆到马鞍山的长江沿江地区，大体可分为皖南、枞庐(枞阳—庐江)、滁马(滁州—马鞍山)等三大古矿区[50]。枞庐地区位于长江北岸，是先秦淮夷、群舒活动区域。

　　《尚书.禹贡》记载：夏时，南方的荆扬两州是重要的产铜基地，扬州“厥贡惟金三品(金银铜)”，向北输送到中原。而古扬州之域唯安徽沿江铜矿资源最丰富，发现的古矿冶遗址多。枞阳在夏商时期，为扬州之域，属于文献记载中产铜之地范围。西周时期的遇伯簋、翏生盨等铜器铭文则存有周王室多次向楚、淮夷地区发动战争，将金(即铜)作为最重要战利品的史料，如“遇伯从王伐反楚，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厉)王征南淮夷，生从，……执讯斩首，俘戎器，俘金”、“伐南淮夷，俘金，用作宝鼎”、“克狄淮夷，抑燮毓汤，金道锡行”[51]等等。这些铭文反映了周王朝向枞阳所在的楚、淮夷之域掠取铜料并保证运铜道路安全畅通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地区铜矿开采业的发展。华觉明、卢本珊的《长江中下游铜矿带的早期开发和中国文明》，从古文献所载早期铜产地、现代地质勘探揭示的铜矿资源分布和早期矿冶遗址的发掘研究等方面，并辅以铅同位素法等现代检测手段，论证了长江中下游铜矿带是商周铜料的主产地等问题[52]。魏国锋等研究者采用ICP-AES的方法，测试分析了若干地区出土青铜器残片的微量元素，初步探索了它们的矿料来源。将青铜器与铜绿山、铜陵、南陵、中条山、照壁山等先秦矿冶遗址铜锭或铜块的特征微量元素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安徽境内青铜器的铜矿料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古铜矿[53]。

　　枞阳县铜矿资源丰富，矿冶业历史悠久，是较早的进入铜矿开发阶段的地区之一。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先民们就已熟练掌握采矿、冶炼、铸造结合，互为一体的综合性开发铜矿资源的技能。这一地区，不仅是步入青铜文明较早的地方，而且在上古时期就成为我国有名的产铜地，是商周王朝、中原地区乃至中国青铜时代铸造青铜器的铜原料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在中国冶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境内发现的矿冶遗址，为研究我国古代尤其夏、商、周三代铜矿原料产地这个重大学术课题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和资料来源，对探索长江流域青铜冶炼技术的起源和文明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