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善好施

　　乐善好施，是房秩五的又一优良家风。“里有义仓”，请房秩五的祖父房朗如公“董理，历有年所，每年岁入，悉以赈给孤贪，有余则贮积，以备荒歉。”房秩五的父亲房乔甫，“接人以和，奉身俭约，有余则以赈人。”房秩五的母亲，“贤性仁慈，有谈古今良善事者，辄为之废食以听，御贫乏有恩，病废乞丐，靡不尽其力之所能，以相恤。有族媪某氏者，穷迫无依，与孺人比屋居良久，后媪迁他所，而孺人没，且十余载，每一话及孺人，未尝不澘焉涕出也。”房秩五的伯父房征甫，乐善好施。清朝咸丰元年到同治三年(1851—1864年)期间，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田地荒芜，饥寒交迫。桐城县也是受害的重灾区之一，出现了卖儿卖女以求生存的悲惨的情况。

　　房秩五在《征甫公传》中写道：“有某氏者，鬻子女求活，公大戚(同戚)，解囊橐金助之，而使留其子女，毋令卖去。”征甫公家中甚为贫困，靠当私塾先生维持全家的生计，终年所得的收入，不足以生活的支出。然而，他对于生活十分困难的宗亲、乡亲们，“犹必尽力，以相恤济，不足则举债。”他“恤济”、帮助或者有恩德于他人时，完全出自善心，从来不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也没有施舍于人居功自傲的神色，更没有怨言。1873年，同乡有位青年参加科举考试，考取了举人，官府派人前来通报这一喜讯，根据规定，前来通报者不能公款招待，乡亲们争先恐后，自愿私人宴请，包括宴请这位举人。庆贺结束后，各家各户宴请的费用，全部由征甫公“买单”，其不足的部份，“则鬻产以弥其乏”。征甫公晚年，乡居九乐，为公益之事，热心尽力。本乡崇文洲以南，由于泥沙淤积，“新涨一洲”，界处东乡、南乡之间。两乡彼此争执，屡起争斗，地方精英多畏惧，不敢前往处理。惟独房征甫公，不辞劳怨，前往调解。其调解方案是：力争两个乡在此之前的最终收益，归本乡所有，用作垫付创建学校的经费。在征甫公的努力调解之下，两个乡的代表最终都接受了这一方案。另外，在本乡的王家套(套，左加三点水)与老洲头，隔江相望，江面风涛险恶，于是房征甫公创设义渡，老百姓过渡船不收钱。又广置救生船于江中，每逢暴风骤雨，则派船巡逻，拯救翻船溺水者，每年救活的人，不计其数。迄至1905年，“里人歌颂不惙，至刊石于乡之丰乐书院，以纪其功德”。房秩五乐善好施，总是尽己所能，伸出援助之手，救人于危难之中。例如：1906年，房秩五任桐城学堂学监，主管校务。当时学堂有一名叫光硕士的学生，家境贫寒，“年少才高”，但“与同学不相能，愤而退学”。房秩五甚感惋惜，为不使英才埋没，慨然“资送湖南明德学堂肄业”。(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第289-290页。)

　　文化启蒙

　　文化启蒙，是房秩五的又一优良家风。房秩五的祖父房朗如针对晚清社会风气不淳朴敦厚，人心浮薄的弊端，提倡忠孝廉节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因果报应之说，进行文化启蒙。他以《明圣经》《感应篇》为武器，以私塾为课堂，不收分文，不分“无老幼男妇”，“谆谆讲解，不肯稍休”，劝人戒恶扬善，以警世之。《明圣经》的核心内容是忠孝廉节。“着忠良，竭力匡衡，孝顺无改。廉洁不乱心田，节义临危不败。”违背了忠孝廉节，就会遭到报应。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经典之一，以“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为纲，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观念，进一步指出人要长生多福，必须行善积德，并列举了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作为趋善避恶的标准，最后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作结，阐述了天人感应和因果报应之理。《太上感应篇》将道教的善恶观与民间的世俗生活结合起来，还融进了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对后世的道教及市民的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201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和蓝天出版社分别出版的《中华传统蒙学经典 注音版》丛书、《经典品读书系》丛书均收入《太上感应篇》。有学者认为：“儒之《弟子规》、释之《佛说十善业道经》和道之《感应篇》，实为传统文化典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三个根。全部可以在生活中笃行实践，确是万古常新，超越时空真理的教育”。(何亚琴：《中华传统文化的三个根 汉英对照》，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年，第2页。)

　　应当指出：房秩五的祖父房朗如聚众讲学《明圣经》《感应篇》，以我国的传统文化为武器进行文化启蒙，受众也不多。而房秩五以办白话报的形式以倡导新文化为武器进行文化启蒙，受众较多，影响较大。文化启蒙，是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主张拯救中华民族危机的第三个层面。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旨在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在争取独立、争取自由，反对侵略的战争中，都以失败告终。面对“横流浩浩沉千古，残日阴阴覆九州”(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第292页。)的国内形势，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危机，经历了三个层面的文化变革。第一个层面是物质层面的文化变革，它以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为中心。第二个层面是制度层面的文化变革，其背景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内容是主张学习西方制度的百日维新运动。百日维新运动后，进入到第三个层面的文化变革，它以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心。一方面，房秩五受家族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襄助桐城派末代宗师吴汝纶创办桐城中学，受吴汝纶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他与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一起，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创办《安徽俗话报》，旨在以白话文唤起民众的爱国思想和救亡意识，这是全国文化启蒙的先声。

　　《安徽俗话报》，陈独秀主编，房秩五任教育栏目编辑。1904年3月在安徽芜湖科学图书社出版发行，该报为半月刊，每期40页。因驻芜湖英国领事要求中国官厅勒令停办而停刊，至1905年8月，共发行了22期。房秩五除了编辑《安徽俗话报》的教育栏目外，还写了《整顿蒙学馆的法子》、《蒙学应用各书的说》、《家庭教育》3篇白话文章，总字数达16000余字，分别在《安徽俗话报》第一期和第二期、第四期和第五期、第六至第十三期和第十五期上连续发表。他以教育救国为宗旨，以倡导新文化为武器，阐述了教育救国要从家庭教育、蒙学教育做起。何谓家庭教育？房秩五说：“从一两岁到那五六岁的时候，朝暮出入，饮食起居，都离不掉家庭以内。这个时候，教育全在父母身上，所以叫做家庭教育。”房秩五强调：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根基。“譬如造屋，墙脚必打造稳稳的，那屋方能够坚固。譬如种树，根底必培植深深的，那树才能够发生。”“‘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盖小时教得好，后来就是好；小时教得不好，后时就难得好。”房秩五还从儿童的智力特征、心理特征、行为特征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家庭教育的可能性。房秩五还将家庭教育分为体育、德育、智育和女子教育4个方面。他说:“我今把那家庭教育，分做四章：第一章，说体育；第二章，说德育；第三章，说智育；第四章，说女子教育。前三章，专讲那教育子女的法子。后一章，则把那经理家政一切的事，都包在中间。”(以上引文均见 房秩五：《家庭教育》，《安徽俗话报》，第6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下同。)

　　房秩五将“女子教育”另辟一章，是因为已经颁布施行了2年多的《癸卯学制》明显地将女子教育排除在学制系统之外，而他把它落实在家庭教育的范围之内，可见重视女子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跃然纸上。房秩五还强调父母特别是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他说：“男子经理外事，在家庭的时候不多，那小孩子终日依依，无非是在那母亲膝下。既常在母亲膝下，那母亲的教训，必比那父亲的教训易入些，那母亲的责任，也就比那父亲的责任更重些。所以那外国和女子，没有一个不进学校，就没有一个不晓得那教育的方法”。(房秩五：《家庭教育》，《安徽俗话报》，第6期，第26页。)从《安徽俗话报》上发表的文章来看，他仅发表体育、德育这两章，智育这一章，未见发表。关于女子教育，在第廿期发表了“第一章概论”、第廿一廿二期合刊上发表“第二章照料家务”这两章，作者是铁仁。因《安徽俗话报》不久被迫停刊，铁仁关于“女子教育”的文章没有完全刊发，故其理论本身亦不完整。另外，铁仁似乎不是房秩五，但是，房秩五是教育栏目的主编，既然能将此文刊发，可视为赞同作者的观点的，但此文从略。体育，是房秩五论《家庭教育》的第一章，分为四节。第一节身体，分为头脑、眼睛、牙齿、骨骼和皮肤五个部分。(以上引文见房秩五：《家庭教育》，《安徽俗话报》，第7期。)

　　第二节饮食，分为哺乳、牛乳、谷食、肉类、果饵、烟酒和食法7个方面。前6个方面是饮食的种类，最后一个方面是正确的饮食方法。(房秩五：《家庭教育》，《安徽俗话报》，第9期。)第三节衣服，分为衣料、服色、服制、少穿、洗濯、鞋履、寝具七个方面。第四节起居。分为是睡眠、早起、住室、运动四个方面。房秩五说：儿童的卧室必须是一个“清净处所”，“须受日光”，“须通空气”。父母还要让他们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最好是能“午休一刻”。至于运动，他认为：不常运动的儿童，“久之那筋骨自然弛懈，精神自然涣散了”。他强调儿童要多在“野外游玩，吸收些新鲜空气”。饭后，不可过量运动，也不可静坐室中，“总以散步阶庭，作合宜的游戏为妙。”如：春天游花园、放风筝，夏天泅水、捉蝉，秋天打球，冬天捉迷藏等。所有这些运动项目“都于小儿精神身体有绝大关系的”。(房秩五：《家庭教育》，《安徽俗话报》，第12期。)德育，是房秩五论《家庭教育》的第二章，分为三节。第一节儿童的好性质，包括“共同性”、“真实性”、“慈善性”、“自爱性”和“竞争性”。第二节儿童的坏性质，包括“依赖性”、“破坏性”、“执傲性”、“忿怒性”和“妒忌性”。第三节儿童可好可坏的性质，分别是模仿性和轻信性。以上三节，是在着重论述人性问题的基础上，简要介绍儿童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关于人性论，古代中国人的观点是多元化的：既有孟子的“性善论”，也有荀子的“性恶论”，甚至还有告子的“性不善不恶论”等。房秩五并没有囿于某一家一派的人性观，将人性划分为“好的性质”即为善的、“坏的性质”即为恶的、“可好可坏的性质”即为亦善亦恶或者说是不恶不善的三类，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折射出较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心理学素养。基于“开通民智、救亡图存”的教育宗旨，房秩五将蒙学教育摆在学校教育的首要地位。他说：“近来有识见的人，大半以学堂的多少，定他国家的强弱。学堂办得多的，那国家必定是强。学堂办得少的，那国家必定是弱。蒙学又是学堂中第一要紧的”，(房秩五：《整顿蒙学馆的法子》，《安徽俗话报》第1期。)因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他说：“世间小孩子，勿论贫和富，都是我国家一个国民。若有一个小时先生教得不好，就坑害了一个国民。”(房秩五：《整顿蒙学馆的法子》，《安徽俗话报》第2期。)

　　他还把中外学龄儿童的学识做了一番比较：国外的儿童懂得许多诸如天文、地理、政治、社会、教育等“普通的学问”，而中国的儿童只“学些无用的时文试帖”，将来无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藉此强调国人只有重视蒙学教育的发展，才能期待国民教育的发达，最终迎来国家的强盛。房秩五还从教育方针、教学管理、教学内容、教材教法，对中国的旧蒙学所有核心要素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后，提出了蒙学教育革新的新路径：第一，“蒙学的管理要整齐”，要讲究教学的样式，讲究教室的布置。第二，“课本的程度要相当”。要改革中国传统的蒙学课本只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局面，要学习国文、历史、地理、物理、算学、卫生6科，要图文并茂，夹叙夹议，浅显易懂。第三，“教授的法子要活泼”。教师应针对不同的学科内容采取不同的讲解方式，还要运用肢体语言。学生的日常学习应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第四，“教师的性情要平和”。教师要有“热心”和“耐心”。教师要从心底热爱教育事业，要“把造就国民四字放在心里，这才算是有热心”。对“聪敏的”“顽挫的”小孩，一视同仁，“循循善诱”，“启发他的灵性”，“过于急迫，生他畏惧的念头，便是窒他的思路了。”(房秩五：《整顿蒙学馆的法子》，《安徽俗话报》第1期、第2期。)房秩五和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中国辛亥革命前安徽省出版的第一家革命刊物；也是当时在国内有重要影响的白话报刊之一。“风行一时，几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埒”。(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第389页。)

　　“这报的主义，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并不是说些无味的白话”，(陈独秀：《陈独秀散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3年，第3页。)而是扩大受众，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房秩五任《安徽俗话报》教育栏目的责任编辑，他不仅编辑教育救国类的文章，而且亲自动笔，用白话文的文体，写成的上述文章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倡导新文化，进行文化启蒙，达到“开通民智、救亡图存”的目的。在房秩五的心目中，儿童是祖国未来的国民，他把儿童的家庭教育、蒙学教育、学校教育，上升到振兴中华的高度，主张教育救国要从儿童抓起，具有战略意义。遗憾的是：由于《安徽俗话报》被当局勒令停刊，我们无法读到房秩五的更多的文章，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他的教育救国、文化启蒙的思想来源，除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清末民初教育救国思潮的冲击、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以外，还有家风对他的影响。房秩五强调优良家风的重要性。他说:“做父母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要老成庄重，留个好好的样子，给小孩子学习。若是家庭的风范，既然不正，还想有个佳子弟，这不是很难的事情么？” (房秩五：《家庭教育》，《安徽俗话报》，第15期。)为人父母者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风范”，让孩子目之所及、耳之所闻都是一些优美的德行和习惯，长此以往，孩子们自然彬彬有礼、进退有度，成为一个“佳子弟”了。房秩五还回忆了他的祖父房朗如先生对他的钟爱：“祖父于诸孙中独钟爱宗岳(房秩五，名宗岳)，幼时侍读，辄谆谆以大器相期。”“写诗数章示宗岳”，“诗中所言，皆汝祖未竟之志也，汝其志之已”。又说：“余自幼及冠，均受庭训”。他在《丁丑六十初度登双瞻阁感赋》一诗中，较为详细地回忆了儿时从父受教的情形。“五岁侍父读，依依辨四声。跳蹲随襆被，拜辞阿母行。阿母时念儿，遣使往复迎。父曰儿不学，将贻姑息名。母曰儿尚稚，督责无过程。严慈各有本，时复为儿争。哀哀目前事，此景复此情。稍长习文史，出语长老惊。睥睨诸童儿，头角独峥嵘。自谓拾青紫，气可一世横。里儒或面谀，阿父輙目瞪。愿儿愚且鲁，宁在到公卿。器识与文艺，士宜审重轻。任重而道远，所恃毅与弘。先民有遗训，此理胡不明?退省阿父言，此意良怦怦。趋庭十五载，甫冠即长征。”(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第322、327-328页。)

　　从这一首诗中，我们能够看出，房秩五家学渊源深厚，是他父亲的教导，使他明白了“先器识，后文艺”即先做人后成才的道理。也使他明白了一个人要有远大抱负，要以坚强意志为之奋斗终身。还有一个例证，即房秩五的儿子房师亮对家风的传承。房师亮从14岁起离开家乡，来到天津的父亲身边，进入天津德华中学接受新式教育，从小受其父亲的影响比较大，耳濡目染，房秩五的某些观念和思想自然会在其人生的轨迹中有所显现甚至可能左右着他人生的方向。房师亮，20世纪20年代曾两度留学德国，获威茨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从医，到担任同济大学医科教授，到担任浮山中学教师，房师亮退休前的职务与其父亲一样，也是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卫生厅副厅长。这也是房秩五的优良家风得到传承的成功范例。

　　潜心办学

　　房秩五创办学校教育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与其家风的传承不无关系。房秩五撰写的《先祖朗如公传》中，记载了他祖父房朗如公经常说的话：“圣贤诚正之学，可以语上智，不可以语下愚，而造物生材又中人以下者多，中人以上者少，吾之所言，虽或不协于大道，然使世人闻而知惧，或亦补圣教之一端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按照孔圣人和诸多贤人的学说，“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且“中等水平之上的人”和“中等水平之下的人”,当然不包括“中等水平的人”在内。而人类的生息繁洐，“中等水平之上的人”最少，“中等水平的人”和“中等水平之下的人”最多，所以要改变教育方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高深学问和做人的道理，面向人数最多的普通老百姓。房秩五的祖父说的这些话，虽然与传统的圣教不一致，但是可以使普通的老百姓知道自己有受教育的权力，有警世的作用，也可以弥补圣教的不足。这是房秩五心目中的他祖父房朗如公的教育应面向大众的思想，也是其理论创新。房秩五不但传承了这一思想，而且有所超载，这就是潜心创办新式学校，育才强国。 1924年，房秩五48岁，即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他结束了12年的无聊政治生活，决心启迪民智，“思以教育植国为本”，振兴国家，择址浮山，建校办学。

　　8月24日，房秩五邀请白湖、石山、寿龙山、柳子寺四大保绅士与当地吴、胡、李、疏等大族族长在浮山华严寺聚会，讲述捐款办学培养人才的主张，并捐1000元大洋。与会者为房秩五热心家乡教育的赤忱所感动，立即响应，共计捐款6000余元。12月，桐城县教育局拨款资助400元。桐城中学赞助100元。依房秩五的计划，依托浮山旧华严寺兴建学校，开工时遭到吴姓农民聚众阻止，说吴姓是浮山的山主，华严寺是吴家的地皮。房秩五请来吴姓族长吴正卿，并备办酒席招待吴氏子丁。吴正卿本属开明，与房秩五私交甚厚，他对吴姓族人说：“房秩老办学校为了乡里造福，是善举。他看准的地皮，早晚都是他的，不给行吗？不如做个顺手人情，写个‘送帖’送给他好了！”酒席上，吴正卿又宣布：“今天的酒席，算是我们吴家请房秩老诸位的，不劳各位破费了。”当年，做成平房50余间。1925年初，房秩五聘请当地颇有影响的绅士房堃甫任校长，招收初等小学新生11人，高等小学新生31人。2月，正式开学，名曰“浮山小学”。(一说“浮山图书馆附属小学”，徐承伦：《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7页。)开设的课程有：国文、国语、算术、常识、珠算、工艺、象形、书法、音乐、体操等。夏季，房秩五又到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募款，共得13000余元，于1927年建成浮山图书馆西式楼房一座(即中大楼)，陆续购置图书万余册。此楼坚固美观，至今尚存。9月招生初等小学、高等小学新生各一班。至此，小学部初具规模。1926年，房秩五又四处募捐，增筑校舍40余间。1927年秋，浮山小学第一届学生29人毕业。1928年2月，“浮山小学”接办了李光炯先生创建的宏实学校的初中一个班，遂改名为“安徽省浮山公学”。4月，遵照大学院令，私立中学必须成立校董会。房秩五对校董会的人员组成提出三项要求：“一、声望高，有学识；二、热心教育，有办学经验；三、思想进步，作风正派。”(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安庆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14页。)根据这一原则，由捐款人共同推选了房秩五、李光炯、光明甫、朱蕴山、周新民等七位董事，推举房为董事长，负责监管学校一切教学和管理事务。聘任学识渊博、办学经验丰富的朱柏建先生为校长。校董会确定以“启发民智、振兴国本、发展乡村教育”为办学宗旨。9月，招收初中新生一个班，初中部正式成立。经过建设和发展，“全校共有六个班：初小四年级一个班，高小一二年级各一个班，初中一、二、三年级各一个班。”(《枞阳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第43页。)

　　1929年10月，学校改名为安徽私立浮山中学(以下简称浮山中学)。此后，又经过数年的发展和建设，浮山中学的办学规模几与由先师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相匹敌，在当地引起极大的轰动，名噪一时。(浮山中学校史编写组于1994年编：《浮中七十年(1924-1994)》，第13-15页。)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房秩五羁困天津。1941年5月又困寓上海。到上海以后，得家书，知浮山中学于5月28日遭6架日机轰炸，“校舍成墟，伤感无既”，遂赋七绝三首，其中一首曰:“巢覆应知卵作尘，斜阳故垒不成春。旧时辛苦衔泥意，王谢堂前剩几人。”(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第340页。)

　　为了复兴浮山中学，房秩五一方面函告浮山中学校长史磊冰和各位校董，切实计划，恢复原状；另一面印刷捐启，广为劝募，结果收到在香港做赈济工作的许世英拨助救济费2万元，又得到各处私人捐款2万元，辗转送到浮山中学，重建校园。到1943年夏间，浮山中学又恢复到战前面貌。1944年，房秩五由上海回到浮山，同年夏，在外地和浮山附近地区共募得田租2500余担稻谷，足供高中部常年经费。1945年正月，浮山中学呈报桐城县国民政府增设高中部，7月，县长具文上报省教育厅，该厅竟以私立学校不能办高中为由，不予批准，后经房秩五多次交涉方获批准。1946年秋，高一新生招了65人，开学上课，浮山中学成为完中，校名改为“安徽省桐城县私立浮山中学”。房秩五说：“我在浮山办学，本以从小学办至完全中学为目的，浮山也没有再进一步办理任何学校的条件。”浮山中学由小学、初中到高中，历时23年，创办人房秩五的办学夙愿终于得以实现。1947年冬，浮中周围环境恶劣，地方武装横行，土匪为患，房秩五主持召开董事会，决定下期将学校迁入桐城县城内。时房秩五全家移居安庆“亦浮庐”，双瞻阁故居委托厨师杨汉健代为看护，解放后捐作“浮山烈士纪念馆”，馆内曾藏有烈士照片和血衣等文物。1948年2月，根据房秩五的意见，浮山中学迁至桐城县城。1949年正月初七，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桐城县城，2月，经人民政府文教科同意，浮山中学迁回原址，按期开学。8月，经皖北行署批准，浮山中学改为公办。至此，房秩五结束了持续20余年的办学生涯。方孝远说：房秩五“为农村学子奠百年大计，真有杜少陵‘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之怀抱，事非亲见，谁能知之！”(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第285页。)有学者认为：房秩五的一生“热衷教育，以教育为志业”。(王恒：《房秩五教育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12年，第60页。)

　　这样的评价，作者是赞成的。以教育为志业，就意味着“教育家的生命与教育融为一体，意味着他们不是把教育当作职业，而是将其作为一种为之奋斗的志业。这种志业表现了教育家品格与生活的统一、道德追求与工作的统一、生活意义与事业的统一。以教育为志业，意味着教育家把教育看作自己生命的价值所在、生活幸福的根本实践。”(孙孔懿：《众论教育家》,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62页。)“房秩五做到了这一点。”(王恒：《房秩五教育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12年，第61页。)

　　育才强国

　　为了实现育才强国的办学目标，房秩五把自己的生命与教育融为一体。他生活在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并走向浴火重生的时代，他的一生都致力于民主革命和建设事业，面对时代的变迁，他弘扬时代的主旋律，同情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认定共产党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政治组织。因此，在办学之初，他负责聘请了一大批共产党员担任学校的教员，他们不仅是学校的中坚，而且不少人成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贡献了力量。例如黄镇、郑曰仁、房师亮、吴克正、任锐等。黄镇(1909-1989), 1909年1月8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县双井边村(今属枞阳县)一户农民家庭。1925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思想追求进步，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后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习绘画。他受聘担任学校的美术教员，负责全校的美术教学。在任期间，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通过各种方式宣传革命思想和党的主张。解放后，黄镇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和文化部部长，还曾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是我党我军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优秀领导。作为浮山中学的校友，他一直关心着学校的发展。在北京会见家乡人，总要详细询问浮山中学的情况，一来到安徽，总想回浮山中学看看。

　　郑曰仁(1901～1984)，名举之，安徽省庐江县七桥乡郑湾村人。1926年，他受聘担任浮山小学的国文、常识教员时，会同进步教职工购买进步书刊，积极筹办浮山图书馆，向师生传播进步思想。1928年2月，经吴克正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吴克正、郑曰仁等的努力下和房轶五的支持下，此后一个期间，浮山中学地下党组织活动十分活跃，该校教职员中有1／3的人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张鹏主编：《巢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46页。)

　　1929年，吴克正奉命离开浮山中学后，郑曰仁担任浮山中学党支部书记。二年余，先后吸收浮校学生陈石奇、黄桂之(黄斌,黄镇的弟弟)、王靖江、吴问闻(冠军)、吴大章(海若)、吴培炎、吴中瑞、周鼎新、房土毅、房云毅等140余人，先成立党团支部。(《安徽文史资料》第30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7页。)建国后，郑曰仁曾任中共皖北区党委副秘书长、中共安徽省直属机关委员会副书记、安徽省人事厅副厅长、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安徽省政协第三届和第四届常委等职。

　　房师亮(1903-1984) ，房秩五之子。早年入上海同济大学医科学习。1922年与朱德、孙炳文、章伯钧等赴德国留学，1923年由朱、孙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赴莫斯科参加军训。次年回国后在北伐军独立工兵团任指导员。1927年“四�9�9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隐居上海,后在父亲的安排下，亦转移至浮山中学任教，并兼任总务主任。1928年，房秩五又在浮山中学东北建成了“双瞻阁”。是年，房师亮与鲍训经结婚，腊月入新居双瞻阁。1929年再赴德国留学,经过8年学习，获医学博士学位。1937年5月回国，历任广州军医分校解剖学副教官、南京军政部学员队教官、昆明昆华医院小儿科主治医师、同济大学医学院儿科副教授、教授。此间与中共党组织保持联系，被国民党当局解聘。嗣后自办诊所行医。1949年后，任西南区川南医士学校(2015年更名为西南医科大学)校长、川南行署卫生厅副厅长，1953年调回合肥，历任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安徽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房师亮(1903-1984)

　　吴克正(1906-1930)，毕业于苏州体育专科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原桐城县党组织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同年11月，他回到故乡枞阳，受聘担任浮山小学体育教员。吴克正以体育教员的公开身份在师生中开展革命活动，秘密发展党员，1928年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浮山公学支部，吴克正被选为书记。此时期学校的党组织十分坚强、活跃，计有党员20余人。1936年，吴克正在桐城县欧家岭武装暴动中牺牲，年仅24岁。除了聘任中国共产党担任学校教师以外，房秩五多次掩护并支持共产党员从事革命活动，学校成为革命活动的中心。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大批共产党人被杀，许多在上海、武汉、安庆等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秘密地转移到浮山隐藏，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时，中共中央巡事员、中共安徽省临委代书记王步文曾化名朱华到浮山，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运骨干，领导桐城、庐江、舒城一带农民运动，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都住在校董事室。

　　建国后当上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朱蕴山，也是浮山公(中)学的常客。共产党员葛文宗、童汉璋、章逐明、陈雪吾、周新民等都以浮山公学为活动中心，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中共党员孙炳文在上海遇难后，受周恩来、朱德之托，孙炳文烈士遗孀任锐，携子女4人(宁世、济世、维世、名世)来浮中避居2年多。任锐，曾就读于京师女子师范学校，房秩五先是安排其在浮山公学图书馆做管理员工作。两年后，担任初小班常识课的教员，她的几个孩子也相继就读于该校。当时就读浮山公学初小班的王赤生对任锐教学情况曾有一段回忆材料，他说：“任老师态度端庄和蔼，语言轻柔清晰，讲述生动，引人入胜。常识课本的内容,包括自然科学和历史、地理等普通知识,任老师搜集许多画片、图表，对照课文，指导我们学习。学期中，她还用油印印发三次补充教材——《二�9�9七大罢工》、《三�9�9一八惨案》和《五�9�9卅惨案》。那一次，任老师讲述“三�9�9一八”惨案，激昂慷慨，声泪俱下。我们全课堂四十对小眼睛，同时滚动着泪珠。最后，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两行大字：‘刘和珍、杨德祥的精神永远不死，我们一定要同一切杀人的军阀算账!’由于任老师教学认真，我们学习成绩都是优秀。常识课经过三次月考、一次期考，没有一人在八十分以下。每次月考评分后，任老师都用自己薪金，买《儿童世界》、练习本和铅笔等作奖品，奖给成绩最佳的前五名。她一再鼓励我们说:‘学习象爬山,最勇敢最努力的,就带头爬上了飞来石!’(浮山之巅有一大石,叫飞来石)。”(《枞阳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枞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6年，第43页。)孙炳文的幼女孙新世曾说：“感谢浮山人民，感谢浮山中学和房秩五老先生。当时，国民党要斩草除根，我的家人无人敢收留，没有房老先生，就没有我一家人。”1968年5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接见曾在浮山中学读书、时任第二十集团军第二十七军副军长朱铁谷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浮山中学不同于一般学校，它是当时那个地区(指今枞阳、桐城、庐江、舒城等地一带)革命活动的中心。”房秩五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者和进步人士一边，以其特殊的地位和声望，保护党组织的安全，支持浮山公学师生“笃信共产主义”，开展革命斗争，参加附近地区的武装暴动，使浮山公学成为党的联络站、交通站和安徽省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浮山公(中)学师生在党的领导下，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一大批学子投身革命队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上引文均见 疏利民：《枞阳历史名人传略》，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0-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