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宪法

　　【提要】新中国建立前的桐城与铜陵，是地域相邻的两个县。作为地方文化发达状态重要标志的科举，桐城与铜陵差距明显：宋代铜陵县进士数是桐城县的3倍，明代桐城县进士数则是铜陵县的17倍。探讨明代桐城与铜陵两县间科举形势的逆转，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桐城置县，始于西汉元封五年(前106年)，县名枞阳，其后县名屡有变更。唐至德二年(757年)，改县名为桐城。铜陵置县，始于唐文德元年(888年)，县名义安。南唐保大九年(951年)，改县名义安县铜陵。

　　明代的桐城县属安庆府，铜陵县属池洲府。安庆府与池洲府一江之隔，安庆府在江北，池洲府在江南，二府同属南直隶。桐城、铜陵的行政隶属、地理区位，与两县的经济、文化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一、科举状况的巨大差距

　　中国地域广大，地区之间历来存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自北宋开始，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转至江南地区，这一基本发展趋势沿续至今。桐城与铜陵之间，一度遵循这一规律，但明代开始，桐城与铜陵间形势逆转。

　　明清以降，桐城“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文化大县”。明清时期的铜陵，经济、文化则始终寂寞不显，尤其是地方文化萎靡不兴。科举状况，是地方文化发达状态的重要标志。宋代的铜陵县，进士数是桐城县的3倍；明代的桐城县，进士数高达铜陵县的17倍。相互毗邻的桐城县与铜陵县，文化上为何会出现巨大差距，历史成因其实并不复杂。

　　明代的科举制度十分完备，也是中国古代科举的鼎盛时期。功名，是古代科举的称号，也是读书人追求的目标。古代的功名，简述之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三个层次。“秀才”是古代科举中最低一级的功名，但明代一县秀才的名额，是综合县域规模等指标考量划定的，故两县秀才的多寡，不能反映两县文化发达状态。评价一县的文化状况，可以将秀才数量排除在外。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乡试考中者称“举人”。举人是地方考试的胜出者，故一县举人数量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县在地区间文化发达状态。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考中者称“贡士”。贡士具有参加以皇帝名义举行的殿试，通过殿试即为进士。殿试只对贡士的考试成绩进行排名，没有淘汰。正常情况下，贡士都会成为进士，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会试与殿试，可以合并考量。

　　就地区的文化实力而言，举人与进士数量的多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地区精英，后者是国家精英。故一县进士数量的多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县在国家范围内的文化地位，以及国家范围内该县文化的发达状态。

　　据清道光《桐城续修县志》，明代桐城县计有进士85人，举人166人(不含恩贡、岁贡及副贡举人200余名)。据清乾隆《铜陵县志》：明代铜陵县计有进士5人，举人31人。县志中的进士记载，与“进士题名录”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这种误差在各县均有存在，影响不是太大。从桐城、铜陵两县的县志记载可以看出：明代进士，桐城县是铜陵县的17倍；明代举人，桐城县是铜陵县的5倍以上。两县的科举状况，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桐城县遥遥领先于铜陵县。

　　不同层次文化精英的出现，会导致地方诸多文化(文学)现象的发生，这也是“天下高文出一县”，见于桐城而不见于铜陵的文化基础。

　　二、科举差距的经济原因

　　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经济基础是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经济发展历来都是文化繁荣的深层次动因，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明代桐城与铜陵的经济实力，同样存在巨大的差距。

　　明桐城与铜陵确凿的重要经济指标，可见于明成化与嘉靖年间，两个年代在时间上比较接近。传统社会的县域经济总量，与地域规模、人口规模又存有必然的联系。据桐城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县志——明弘治三年(1490)《桐城县志》：明成化十七年(1481)，桐城县计有9610户，109650人。据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铜陵县志》：嘉靖四十二年，铜陵县计有3784户14893人。就人口规模而言，桐城县是铜陵县的7.36倍。

　　桐城县与铜陵县的疆域规模，差距同样很大。史上铜陵县的疆域变化不大，总面积在1200平方公里左右。桐城县的疆域史上则变更频繁，考虑到不断析出的一些地区，明代的桐城县疆域应在铜陵县的3倍以上。

　　土地与人口，是古代最为基本的经济要素。据明弘治《桐城县志》：明成化十七年，桐城县征收的税赋有夏税麦3635石，秋粮米谷22245石。据明嘉靖《铜陵县志》：嘉靖四十二年，铜陵县征收的税赋有麦1266石，秋粮米谷12600石。官方所征实物，桐城县接近铜陵县的两倍。但这种税赋，主要关联于土地，很难反映地方经济发展的状态。

　　官方取自地方的货币收入，主要来源于特种资源与工商业。据明弘治《桐城县志》：明成化十七年，桐城县境征有各色课程钞1250锭4贯850文；税课局额办课程钞2319锭1贯240文；商税课程钞956锭4贯40文；门摊课程钞1308锭2贯200文；酒醋课程钞121锭2贯200文；栔本墨钞2锭2贯；破罡五观天荒等处河泊所额办鱼课钞855锭2贯900文；石塘湖大池前后赛河泊所额办鱼课钞1028锭3贯900文；竹子湖河泊所额办鱼课钞1169锭4贯；枞阳长河河泊所额办鱼课钞5617锭1贯200文；孔城荻埠河泊所额办鱼课钞3285锭500文；民池河泊所额办鱼课钞2001锭1贯400文；六百丈巡检司岁办芦课钞12500贯；源子港巡检司岁办芦课钞27000贯；马踏石巡检司岁办芦课钞27000贯。

　　据明嘉靖《铜陵县志》：嘉靖四十二年，铜陵县境征有丁田银1280两；新生淤涨等洲十五处课钞1266两；无为洲申推横墩洲46.7两；大通河泊所额办鱼课黄麻21.2两，翎毛1.1两，白麻21两，升纳池课银4两。

　　上述官方货币收入中，是带有工商业性质的税赋，桐城县高达19991锭26贯580文，铜陵县则不足1锭，桐城县是铜陵县2万倍。

　　市镇建设方面，铜陵县的市镇数量与规模，也落后于桐城县。铜陵县城与桐城县相比，同样差距很大。明代的桐城县城，万历年间已达“周六里”(《桐城续修县志·营建志》)；明代的铜陵县城，城池主要为县衙公署(见万历《铜陵县志·县治》)。陶安《过铜陵》：“县城无城堵，坡陀枕水滨。”陶安是元末明初人，这时的铜陵县城没有城墙，其后的县城也很简陋，铜陵民谣曰：“远看像猪圈，近看铜陵县。老爷打板子，四门都听见。”经济不发达，导致铜陵县全面落后。

　　明代铜陵经济的落后，与资源禀赋有直接关系。铜陵有“八宝”之说，即“金银铜铁锡，大蒜生姜麻”。铜陵金属矿藏以铜为著，采铜炼铜始于商周，盛于唐宋，明代史料中几乎没有铜开采与冶炼的记录，因而没有相应的税赋发生。明代铜陵的税赋，只涉及“铜陵八宝”中的“大蒜生姜麻”等农特产品。明代《铜陵县志·艺文》中，虽有金属冶炼内容的文人撰述，但与唐诗中“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景象，已相去甚远。

　　除资源禀赋外，造成明代铜陵经济的落后直接原因，见于战争。中国历史上，今皖江地区战乱频繁，宋元交替时期、元明交替时期及明清易代之际，这一地区均出现了大的战役，以及长时期的战乱。大规模、长时间的战争规律，基本以铜陵上游的安庆为分界点。安庆及上游以江北地区为最，安庆下游以江南地区为最。铜陵县位于江南地区，战乱的影响明显高于江北地区的桐城。尤其是桐城县的东部地区，战乱的影响更为鲜见。谱牒资料显示，安庆、铜陵地区的居民，多为明清移民的后裔，桐城则比较例外，尤其是桐城东部地区，明清移民的比例大为减少，有较大比例的宋及宋以前的土著。社会的稳定，保障了桐城地区的社会财富积累与经济繁荣，带来了文化的不断兴盛。

　　三、科举差距的制度因素

　　经济并不是文化繁荣唯一动因，以科举为标志的桐城、铜陵文化发达状况，成因则是多方面的。以宋代为参考，明嘉靖《铜陵县志》载有宋代进士18人，明弘治《桐城县志》只载有宋代进士6人(实为5人，阮晋卿乡试第一，未参加会试)，铜陵县进士数为桐城进士数的3倍。到了明代，两县间的科举形势为何出现逆转呢?明代桐城进士的出现，揭示了桐城人文迭起的另一动因。

　　明代桐城的第一个进士，为刘莹(明“进士题名录”作“刘荣”)，永乐“甲申科”三甲第301名进士。明永乐“甲申科”，为明永乐二年(1404)，而明朝科举，始于洪武三年(1370)。刘莹为明桐城第一个进士，亦即明初的三十余里，桐城同样没有人进士及第。

　　刘莹进士及第，带有很大的或然性。永乐“甲申科”共录取进士470名，其中一甲3名、二甲93名，刘莹的会试、殿试成绩并不出色，殿试总排名为第397名。永乐“甲申科”较上科增加了360名，较下科亦多出251名。明朝科举录取最少的一科，只有31名。永乐甲申科如此大规模科举取士，是明永乐帝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笼络天下之举，为明朝所仅见。正常情况下，刘莹是不能在永乐甲申年成为进士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桐城进士会大量涌现，明初科举制度的改革，客观上使桐城籍进士数上升成为一种必然。

　　明洪武三十年(1397)春，“丁丑科”会试暴出惊天大案：这一科录取的进士中，全部都是南方人，没有一个北方的，是为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

　　“南北榜案”，并非寻常的科场舞弊案，而是宋后尤其是历经元末明初的战乱，复经“蓝玉案”的血洗，北方人文倍遭摧残，北方经济、文化严重落后于南方的必然反映。为解决这种地区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明朝的科举不再统一录取进士，而是分作南、北、中三卷(榜)，实行分卷录取。

　　所谓分卷录取，即根据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分南、北、中三卷录取进士，尽可能保障不同地区都有人进入国家治理阶层。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南卷范围包括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五省，以及南直隶的应天、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安、扬州和广德州；北卷范围包括山东、山西、河南和陕西四省，北直隶的顺天、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名、永平、广平和延庆州、保安州，以及辽东、大宁、万全三个都司；中卷范围为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以及南直隶的庐州、凤阳、安庆和徐州、滁州、和州。贡士人数录取比例：南榜55%，北榜35%，中榜10%，是为成例。

　　明代的桐城县属安庆府，纳入了科举的“中榜”；明代的铜陵县属池洲府，纳入了“南榜”。“中榜”是明代最蛮荒的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南榜”是明代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桐城举子在“中榜”地区考生中胜出，相对比较容易；而铜陵举子要在“南榜”地区考生中胜出，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明代的桐城与铜陵，又同属南直隶，人口规模而言，桐城县是铜陵县的7.36倍；明代举人，桐城县是铜陵县的5.35倍。从基于同一录取标准的乡试结果来看，铜陵县的科举成果，其实并未输于桐城。

　　从桐城、铜陵明代科举状况及其成因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前提，政策因素更是文化发展的直接推手。而政策的差异，又与行政区划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