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亚中
幼光生于明万历壬子(1612)。知事之年，正值明王朝内外交困，“冬雷”震震的时候，崇祯政权象一架坏了闸的沉重的铁车，已无可挽回地从陡坡上滑向深崖。国家民族的危难激发了诗人经世的热情。他尝以“明经贡入京师”，出于对国计民生的深切焦虑，“屡上书言时政得失”③，无奈贾用不售。之后又“游吴越间”与同邑方密之、云间陈卧子，夏彝仲结社应和，④在野议论朝政。北京陷落后，福王朱由崧由马士英拥立于南京。阉党阮大铖死灰复燃，重新得势，修怨东林。幼光为避党祸，亡命三吴。南京破，又佐钱棅举义抗清，败于震泽，妻女沉江。遂间道入闽，事唐王。闽破，幼光复庋岭走粤，追随桂王，连上二疏请急营江西，以图恢复，不用。终由御试而入翰林。庚寅之秋，又西上桂林，冬十月返，过梧州，道遇南败溃兵，始知皇御南行。从此失路，禁罔潜踪，亡命归里。幼光将自己宝贵的年华与民族的兴衰，百姓的哀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段崎岖绝檄、间关万里的生活经历既铸就了他的个性，又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内容、钱谦益尝赞古今以来的优秀之作为“有本”之诗。这些诗“结轖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逼侧，时命连蹇之会”。幼光之作正是“槎枒于肺腑，击撞于胸臆”,一本于自己对曲折艰难的生涯的真切体验，而不存半点“客气假象”。
朱彝尊选《明诗综》至幼光诗而赞叹日：“昔贤评陶元亮诗云：‘心存忠义，地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田间》一集，庶几其近之。”竹垞拈出一个“真”字来评价幼光之诗，是对幼光诗歌的艺术成就的极好概括，幼光早年曾与继迹七子的陈子龙辈相游，其自序《生还集》亦谓自己“五言诗远宗汉魏”而“七言诗及诸近体”“皆欲出入于初盛之间。”可见其作诗宗旨乃与明七子、陈子龙辈相去不远。但其师法前人，却不同于明七子，在“神理”而不在“字句”。他学汉魏初盛，乃是着重学其情真意挚，质朴充实，天然浑成，立足现实的精神，他在《与黎博葊先生书》中曾说：“仆尝语人曰：使余为文以谀子亲，一如子之所欲谀，譬如写生者为写其亲端严妙丽而讳其所不足，美则美矣，然非其亲也。夫写生者亦得其似而已。若之于人则必传其真也。”所强调的也是一个“真”字，为了“传真”，他反对浮辞芜言，反对矫揉伪饰。他自评《生还集》尝说：“断自弘光元年乙酉，迄永历二年戊子冬止……其间遭遇之坎坷，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一览可见，披斯集者，以作年谱可也，诗史云乎哉？”为他的诗歌能真实表现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时世风俗而感到骄傲。
幼光的诗真实地表现了明末清初的时代风云。他曾在《咏怀》诗中哀叹道：“昏鸱作鬼啸，听者尝其清。猵狚自言好，还见丽姬惊。志士多贱辱，鄙夫负令名。瞆瞆满天下，清浊何由明。”这首诗无疑是诗人对“时世”的“触发”。当年屈原“嫉王听之不聪也，谗诌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尝悲愤地唱道，“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苏粪壤目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殊不知二千年以后，在崇祯末世社会又一次地陷于楚怀王时的那种混浊黑暗之中，这怎不叫爱国诗人“泪下如流泉”呢！诗人不仅要悲咏“志士多贱辱，鄙夫多令名”世混浊而不为用的愤嫉之怀，而且更将笔锋投向具体的现实人生。诗人在《感时》诗中写道：
也知国计正艰难，其奈阎闾已尽残。
言利重臣惟括饷，作奸老吏喜增官。
诏书屡问灾伤苦，课最宁教赋役宽？
来岁田荒民且散，凭谁据实报长安？
这种赤裸裸的揭露，深刻的讽刺，沉重的担忧，体现了诗人一片为国为民，勇敢无畏的赤诚之心。诗人还在《大水歌》中描写了遭受大水灾害的百姓刚刚安定下来，又接踵而起的烦恼，眼前墙摧禾倒，满目凄凉，拿什么去交纳官赋呢？诗人用反笔说道：“白头老翁休叹息；秋来官粮逋不得，回家早计卖妻儿，如今九年之水尧不知！”在这故作豁达的劝慰底下，滚动着作者断肠一样的哀痛和烈焰般的激愤。世事靡烂至此，怎么不叫李自成、张献忠辈揭竿而起呢！诗人虽然是忠于明室的知识分子，但他此时也无暇顾及“温柔敦厚”的诗歌了。诗人在《官兵行》中还描写了官兵的横暴，他们搜刮百姓，枉滥无辜。诗曰：
榜人船头快招手，泊船送钱毋多口。
勿令指作渡江贼，搏去请功袅汝首！
这样的官兵又怎能抵挡李张大军呢？诗人不仅如此这般地表现了百姓的苦难，兵丁的贪狠，还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特定的现象，如他在《悲歌》中写道：“廉吏不官善地，贪吏不死狱中……有钱通鬼神，雷霆车轮转”，较为深刻地反映了明清之际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货币流通的加速，金钱日益起着决定作用的社会现实。
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有时甚至还表现为对皇帝的批评。如《咏怀》、《感时》、《大水歌》诸诗都表现了诗人对崇祯的不满！他在《悲歌》中说：“闭门能绝交，可以为大臣”，在《成宝慈侍御被逮北上》中又激愤地慨叹：“谁争张俭死，难上李云书”，其锋芒所指，直射九天。所谓“闭门能绝交，可以为大臣”，乃是崇祯当政后的一种特有的政治现象。崇祯临朝十七年，更相近达五十人，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明季党祸频兴，欲置人于死地，无疑以羼人于党籍为最易，明哲保身，唯有不问是非，闭门绝交为是。一旦仗义执言，卷入党风，则往往黑白莫辨，冤死也“难上李云书”。这里很明显是寄托诗人对崇祯不分芬草、萧艾，不善纳谏用人的讽喻。在南明朝廷，诗人又亲见“武夫悍恣，纲纪陵夷，”⑤奸人逞凶，贤人见逐；庸主碌碌，危机四伏的现状。他的《梧州杂诗》、《岭南留后入朝纪事》等诗则是对这种“诸候侯多跋扈”、“驾驭本虚名”⑥、“朝廷波浪中”⑦的现状的纪实；而他的《悲愤诗》、《震泽》、《山行》、《过昌化感旧》、《荒刹》、《出黄土隘》、《行路难》等诗则又非常真实地叙述了他举义抚清，追随南明小朝廷，最后失路潜归的“忧心一何窜”⑧“崎岖万里天”⑨的经历；归乡以后，他又写了〈金陵即事》、《扬州访汪辰初》、《田园杂诗》等作品，真切地反映了胜国遺民隐匿山林的那种“经年痛饮酒”、“委顺生死间”⑩的处境及其感慨。
幼光不仅以自己对生活的真切体验，来真实地反映明季社会的动荡现实，而且还能真实地袒露出自己内心世界的矛盾、傍徨和痛苦。梧州溃乱以后，南明大势已去。作为一个爱国志士，他却并没有象他的许多前辈那样慷慨激昂，大发一通尽忠报国的热血之辞，然后一死成仁。虽然国破家亡，他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他的性格坚韧，他还想活下去，然而这眼下是怎样的一种处境和心绪呢？他的《行脚诗》曰：
佛法人情两未通，麻鞋钵袋任西东。
衣冠莫笑当场戏，棒喝难施半死翁。
往事是非都说梦，新年忧喜但书空。
云山何处堪行脚，依旧临江哭路穷。
幼光曾经有过许多热烈的追求，但是他的满腔经略不得施展，满腔热血无济于时，到头来反失路奔窜，迫为行脚之僧。幼光是真诚的，他不愿欺骗别人，也不愿欺骗自己。他尘根未断。民族的沦亡，斗争的失败所激起的抑塞感怆之情深深渗透进了他的心灵深处。此时他是不会领悟到四大皆空的佛旨的，他只能饱含着悲哀的眼泪看他自己啊！他既不能真正地进入空门，又不愿横剑自勿，将自己的尸首抛弃在南国青山。他要归去。他在《将归操》中唱道：“维漓江之水兮，清且涟漪，欲涉不涉兮，中心然疑；家既以毁兮，于谁爱止？久留南土兮，抑又何依？天地浩荡兮，莫知所之！归兮，归兮，丘垄在目兮吾不可以久……”这里也设有壮怀激烈的陈辞，有的只是摧人泪下的实实在在的内心剖白。作者虽曾犹豫傍徨，茫然若失，但扎根于心灵深处的传统的乡土观念，很快使他找到了目标。孕育他成长的家乡的山山水水，才是他叶落归根的地方。那里有他活着的亲人，那里还埋葬着他殉难的妻儿，那里有他的祖蜚，那里有他生根开花的土地，那里还曾编织过他青年时代多少美丽宏大的梦想！因此他要归去。这是完全合理和自然的。在桐城的山野里，他当了遗民。但他也没有因此而以隐士自居，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他活下来了，然而支持他苟活下去，并聊以自慰的却并不是那么理想化的高尚的精神支柱，他在《田园诗》中袒露说；“人生会有尽，行止非自由.止亦不可趣，行亦不可留，如何柴桑叟，汲汲为此忧，经年痛饮酒，冀以忘其愁。吾身听物化，化及事则休，当其未化时，焉能弃所谋？有子亦须教，有田亦望收，天心与人事，何息不周流，我不离世间，而愿与天游”。……诗人内心有着作为遗民的痛不欲生的悲哀，但他又本能地想平安地生活下去，解决这个矛盾的是“酒”，更是“顺天知命”的人生观点，只有抓住了这个人生观点，才能理解诗人后期诗风逐渐转变，归于淡朴的情形。诗人不仅叙事表意真实可信，而且抒情真挚有很强的人情味。幼光对父老亲友一往情深，欲悲即悲，欲喜即喜，不藏半点假，他的《哀吟》诗是他对先考的一组悼诗，其一曰：
稚孙放学绕庭闱，每近黄昏念不归。
小碑厨中先觅饵，阿奴门外早牵衣。
挽须问字娇痴惯，著膝争甘嗔喝稀
今日不知人已去，穷皇犹欲叩双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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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枞阳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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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蒋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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