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江西反正、粤东继起、天下争讴吟而思汉，是时湖南已失之城，一时顿复，人争荷戈而求敌，破竹无前，天意人心，骎骎乎有可以中兴之势；而卒不能有为者，由其举事者皆介胃一勇之夫，与谋者迂儒小生无所识见，惟能始事而不足以成事也。

　　且夫南昌当烟销灰冷之时，无端一炬，海内鼎沸，其功不为不奇矣。不能乘时东出而尽锐以攻赣州，赣州未下，而北师已进湖口，舍而去之；又不能分驻湖东西以为犄角，共守一城，坐待围合，其计之失有不待言者矣。粤东因南昌而起者也。有南昌而后有粤，辅车相依，南昌围而粤东救，盖不容缓之须臾者矣。而粤之救南昌也，又以必取赣州而后进。赣人语之曰：“盍先解南昌围乎？围解赣安所往？今且速去，吾终不议其后。”此实语也。粤不听，於是赣乞降以缓师，而坚壁清野为固守之计，粤不之悟，信其降书，退师岭上以待其撤备开城，前歌后舞而入也，岂不愚哉！夫南昌初起，必欲下赣州者，鉴於宸濠之覆辙，恐兵出而上流捣其虚也。若粤东又據州之上，以偏师驻南安，而由间道径趋南昌，度赣之兵，仅足自守，若虑其蹑我之后，彼独不虑我之捣其虚哉？是故救南昌正不待赣州之下也。迨次年再出，则赣守益坚，南昌已破，北师乘胜西上，信丰兵溃，主师於中流，粤东事亦去矣。是时湖南之兵，壁於长沙城外者数十万，闻江西之败，长沙死守，将心已解；重以忠贞营之出，自相惊疑，全师溃而督师死，湖南瓦裂，国事遂不可为。

　　然吾观粤东之师，志在得赣，非真有救南昌之志也。彼反正初心，本以同事者攘其功，而位踞其上，己反俯听节制，以此怏怏而反。既得其位，而全省皆为所有，志愿足矣。岂知因时举事为国家收李郭之勋哉！其志在图赣，特借救南昌为名，实欲自广其土地而已，未尝念江西亡则粤与俱亡，而救江西为自救之计也，同仇者必相亲也。义兵为地方之害，诚宜禁止，然如临川之揭重熙者，崎岖险阻，百折不悔，以维系江闽一线之人心，虽无功绩，亦可为忠臣矣。入粤陛见，赐以旌节出岭，粤帅恶其纠合义师也，遗骑追杀之，赖其吏卒力战乃免。同为报国之人，岂有於此去而追杀、於彼困而肯急救者哉？

　　然而粤师之溃，未尝失一将折一兵也，特帅醉马陷而没水身亡。中军杜永和挈其印，倡诸将逃，弃岭不守，直走广州。印在其手，遂據成栋位以请成，朝廷不能禁，因贿将，各得一郡以去，惟弃南韶为边郡耳。於是庾岭空无人者一年。已见北师不进，乃重贿罗成耀使往镇其地。匹马度岭，成耀望风先奔，盖永和与诸将等夷，虽據帅位，不相统属，故其号令皆不能行，以是而望保粤，得乎？当时诸将，惟成栋子元胤可用，使闻变之时，即令李元胤驰入其军，摄行帅事，而召杜永和入代元胤禁旅之任，彼即拒朝命，无以拒元胤也。元胤果断有智略，又其诸弟李元泰、李建捷皆军府要职，最称骁健。元胤至，诸将即有异志，元胤亦足以制之矣。於是移军府於南韶，宿重兵於岭上，北师虽锐，未可长驱而入也。北来之师，本非劲敌以十万之众坐守广州城下者一年，每战辄多杀伤，非范承恩开门迎降，广州不破也。城破之日，诸将全师扬帆以去，北师望之，未发一矢，所屠剿者，全城士民而已。以此观之，其师之才略固远出元胤下也。当广州受围之时，元胤独以禁旅数千，留守端州，忠贞营数万之兵，阑入其境，元胤悉守险隘，移檄其将、约束士卒，不令擅动一草，由是秋毫无犯，郡以获安。悍将杨大甫、逃帅罗成耀拥众放恣，元胤密请於朝，即席称诏斩之，声色不动，内外贴然。度其用兵，必大有过於成栋者，而未能竟其用，诚可惜矣。即使元胤得用，粤东可保，支持数郡，亦不足以有为，然未有火未及然、而遽烬之如此其速者也。

　　至于行朝之上，本无一事可为，当事者亦惟藩镇之意是从，固无智谋之士，亦无所用其智谋也。虽分立门户，所争者口语耳，无关於国家之大计也。一二徇私植党之徒，思结援藩镇，以固其权，其谋适足以败国。究竟国事之败，亦不由其谋也。大势已去，谓之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