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皖桐史氏家谱，史大化先生的记录是这样的：“硕福，邑增生，蓝翎五品衔湖北候补县丞，名推恩，字福量，号恕卿，同治八年。” 大化生于史家湾，父亲史飞鸿曾任休宁县训导，读书人家，自然从小饱受诗书，18岁中秀才。史飞鸿通过各种努力，终于让史大化在湖北排上县丞一职，只是，还是候补，还不知何时即任。这段时间，大化在史家湾家里，空有一腔抱负，无处施展。不过，很快大家便发现，大化在乡里也表现出异于常人的能力，这在史家湾周边是众所周知的，因常处理家族之间事务，渐被乡人熟知。而此时的中国，清廷腐败，战争不断、赔款不断，百姓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眼见乡亲们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压的抬不起头，于是在两江总督端方面前拦舆投诉，终于让赋税减少。虽说赢得了小小的胜利，但史大化却彻底的陷入了茫然之中，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外族帝国纷纷踏进我家园，未来到底在哪里？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上书5000字《上清帝第一书》，请求改良政治以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这其中就包括要学习西方之长、实行维新改革。

　　史大化感触很深，只是，他仍旧困惑，康有为的“救国大于治学”依然让他找不到出口。救国，该如何救国？而恰好在此时，吴汝纶回乡，他有机会结识了这位仰慕已久的前辈。彼此的吴汝纶，已经辞去官职，主讲保定莲池书院。曾经经历过曾国潘、李鸿章幕府的吴汝纶，已经解读了太多的西方书籍和文化，并且有了自己更深刻的理解。他指出"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可缓之事。"给了史大化最困惑的解读。史大化拜求先生指点，而他内心，似乎已经萌生出了一种新的渴求，要走出去，要接触新的文化。而文化，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一群人，是一个民族以及新生代的力量，只有学习新的思想，改变思想，才能拯救破败的国家，才能有新的斗志和理想。

　　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1902年，史大化随吴汝纶出国考察。他们先后到长崎、神户、大阪、西京和东京等地的各类学校和单位参观，给了史大化更深刻的认识，这促使他对吴汝纶推行新教育的思想再次迸发。回来后，便随吴汝纶筹备自己的新学堂，这就是桐城中学。筹备之初，经费紧张，史大化自告奋勇，挑起资金筹备重担，并被任筹资董事长，可见他的决心。而这一次，他跟李光炯、光明甫、房秩五更加交集。

　　因此，他是一面积极接触国内革命团体，一面倾力鼓舞学子学习西方文化。怎么学？那就先从家族开始，在史家湾，改变族人观念，那颗不是一般的小事情，为了起个好头，于是他身先士卒，烧毁了家藏的旧书籍，并发奋要改变家族命运。他说服家族，把族家子弟送往新学堂读书，继而出国留学深造。从史氏族谱上，以及史家湾走出去的学子资料看，仅这个时期，就有三、四十人出国留学，这是一个决心，更是一个高昂的付出。这绝对不是一个偶尔的数字，史大化在史家是“六爹爹”，是史家一族之长，他倾全族之力，说服家长，送子弟“喝洋墨水”，培养人才。当时，出国留学的学生三五年不回家也是常有，因此，许多家长纷纷讨伐史大化，指责他把孩子搞丢了，或者思想上的变化，他忍辱负重，一心想要改变现状。当然，他的付出，不仅是为家族，而是为了整个社会，他深知，要想改变，就要创造影响，要把聚集的目光，从史家湾延伸到桐城、安庆，甚至全中国。于是，这些被史大化从史家湾送出去的留学生，在后来的的革命或者教育兴国的大格局里，都成了中流砥柱的人物。史逸、史迁、史磊冰、史德宽、史太璞、史尚宽、史沛然、史伟、史化成、史沛渊、史维岫等等。政府里有史太璞、史尚宽；革命队伍里有史逸、史迁、史伟等；在教育界，史家更是名单累累，史磊冰、史化成，当时流传说安庆的学校校长都被史姓占了。当然，史大化还送出了许多史氏以外的人才出国，其中包括唐明、翟宗文、朱子帆等。

　　史大化受革命思想影响，反对清政府，在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后，便同韩衍一起加入进来。在此期间，他和韩衍、王肖三、黄中、高一涵共十余人假近圣街六安凃公馆组织北伐队，发表申明，反对清廷启用袁世凯。并组织“青年军”，任第二队队长。还与韩衍、李光炯、史沛然等在测绘学堂建立“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开展安庆独立后的皖省政务工作。1911年12月21日，孙毓筠到达安庆后正式成立军政府，孙毓筠为省督军，史大化为军政府财政司长。史大化在革命的道路上，为后来者起了非常好的表率，也为后来史族参加革命成为一种趋势。

　　此后，史家湾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人才。除了留学的，还有就读于国内的各大高校。他们在中华民族最为难的时刻，挺身而出，呐喊起来。于史族来说，是一种自豪和觉醒。于民族来说，是大化先生在国破家亡时候的悲怆。家国天下，一个大写的醒，让后人记起那段往事。国难当头时，大化先生毅然做出的艰难抉择，不仅是一段家族史，更是一段国家史，如歌如泣。这不是偶尔，这是现象。时势造英雄，史家湾文化现象，是中国近代家族史的缩影，笔者将整理出这些被大化先生用心培养出来的史氏前辈。不忘祖训，永承祖德。（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