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学渐一生致力于倡学振教，筑桐川会馆讲学，日与远近四方同志讲论性善和良知之学，尊崇实学，掊击空幻，与同时的赵鸿赐、童自澄一道尊被称为桐川三老。嘉靖间，桐城曾有名儒何唐不顾众嘲，首开乡里讲学之例。其后，弟子门人虽也沿绪传学，但规模影响都不大。一直到方学渐，主要由于他的努力和影响，以及另一位重要人物、由翰林致仕的吴应宾以学子领袖身份的号召作用，桐城讲学才蔚然而成风气。《桐城耆旧传》评论说：“桐城自明嘉靖间何省斋倡学，其后方明善继之，闻风而起者数十辈”。这个意义重大而深远——

　　第一，讲学使宋明理学，尤其是经过方学渐等人改造过的以程朱理学调和阳明心学而形成的桐城理学，以一种热烈而持久的方式在邑内得到普遍地宣扬，深入人心。它必然地会对社会的思想精神以及风气产生不同的影响：桐城从此成为理学繁盛之地，理学人才辈出(后来郡邑方志专立理学栏目以纪)，成为桐城学派的重要内容。而理学的兴盛，如前所述，必然影响社会风气尤其是士人的品节，忠义孝友的观念在不断砥励人心之际，于其后的岁月中塑造出仁人烈士、孝子节妇自在情理之中，明清之际的大动荡中，桐城涌现许许多多的令人感泣的忠孝节义人物应与之有重大关联。

　　第二，在热烈论学的氛围中，尤其是受方学渐等人倡扬的崇尚实学、反对腐儒空谈心性鄙薄事功的影响，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世致用的精神得到苏复，桐城众多的学子士人于理学之外，重视学问，潜心于经史实学甚至实务的研修，成就了一大批有造诣有成就的名儒、学者和专家，这些人有的毕生以学问为志，皓首穷经，授徒传业，著书立说，如钱澄之父钱志立一生讲学之外，浸心治《易》；方以智的老师王宣以名儒治《易》同时好物理研究，著《风姬易溯》、《物理所》；方以智的外公吴应宾谢却朝廷诏命，数十年研析不歇，学贯儒释天人，著述等身；府邑志载范世鉴、赵相如二人，一好史，一嗜经，世称范经赵史。邑中著名文士姚康，亦以精于史而闻于世。至于出仕者，也不以宦业而废学，叶灿著《读书堂稿》八卷，吴用先著《周易筏语》，张英则有《易经衷论》、《书经衷论》多卷，胡瓒、左光斗精于水利，而方孔火召则娴于地理军事。百年间，这类人物著述贡献，不知凡几，使桐城以“文献之邦，号天下第一”，而其中以方以智为代表的桐城方氏学派，更是代有人才和建树，在理学、哲学、自然科学、易学、文字音韵、考据、医学等多领域作出了贡献，开辟了我国思想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苑地，而方以智本人更以近代科学先驱和时代先觉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发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讲学的风行，也直接地影响了民间社会对读书受教育的重视。史料反映，仅当时的枞阳镇就有多家会馆塾堂，到处可闻朗朗书声。读书的士子愈多，则文化愈活跃。明清之际的桐城人才辈出，便是显证(时至今日，枞阳人重视教育，当应是其流风余韵)。而这其中尤需提到，此期的桐城，诗人纷现灿若群星，从一般的士子文人到名儒硕宦，能诗精诗可称诗人者比比皆是，而优秀杰出享誉文坛的诗人皆出于此期，诗歌创作臻于极盛。

　　总之，兴起于万历后期而风行天启崇祯间的讲学结社和倡扬实学学问，使桐城文化在百年间得到长足而广泛的大发展，并以学术的兴旺特立而趋至成熟，在思想、激情和风节的灿烂浩然中达之巅峰而树帜东南，享誉海内。当方氏学派的集大成者、博学多艺而志行高迈的方以智被世人尊为“方桐城”时，“桐城”二字，实际已成为世人心中学术文艺风节渊薮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