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在安徽枞阳的岁月，贫困落魄，却也不乏人情的温暖和亮光。他在县文教局戴着“右派”帽子做创作员，一家几口人都要靠他每月57元的工资过活。没有菜吃，到市场买3分钱一个的孵蛋用盐一腌，已是待客的佳肴了;没有烟抽，他就打发孩子们到电影院捡烟头，拆开晒干卷成纸烟，抽得津津有味。他还对朋友戏称他家的伙食不错，顿顿“三菜一碟”——青菜梗炒青菜梗、青菜叶炒青菜叶、青菜梗炒青菜叶，外加一碟辣椒酱。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却还没有钱买煤，老师只好将压在箱底的天蓝色呢大衣拿到旧货商场寄售，那还是他1956年为陪同来访的巴基斯坦电影代表团，在王府井一家服装店定做的，只穿过一次。但那时谁穿得起那样一件大衣呢?摆了几天无人问津，只好又拿了回来。

　　老师是那种坎坷中见风流、落难时仍霸气的男人，硬骨铮铮，狂放不羁，无论怎样的困境，也是要笑便笑，要骂便骂，不肯屈尊附就，奴颜媚骨。他嘴巴爱吃、爱说，爱女人，爱过很多人，也负过很多人，一身宛若孩童的潇洒旷达。都说虎落平阳被犬欺，可他这个“右派分子”在枞阳城走路照样一横一横的。小儿子乓乓在学校被人欺负，他前去破口大骂，无人敢探头应声。那幅螃蟹的对联，就写于此地。

　　老师虽是一介书生，却出奇聪明，生存能力极强，无论什么一点就透，一学就会。他自己动手改造了煤炉，既不会熄灭，又省煤。据说在北大荒劳改时，人家要盖一排猪圈，他自告奋勇设计了一套安徒生童话中那样的欧式尖顶红房子，令人啼笑皆非;在长影时，他到道具车间跟人学会了木工活，在枞阳用的家具，都是自己打造的，找几块碎木头劈巴劈巴就做得像模像样，据说到现在还有“穷哥们儿”用着他做的家具，结实得很。

　　毁灭性的灾难没有摧毁老师，又换了另一种方式，大有不把他置于死地不罢休的架势。在枞阳，他再婚的妻子撇下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乓乓撒手人寰，他又患了严重的胆囊炎和胆结石，经常疼得在地上打滚，惟一的办法是外科手术开刀，但他身无分文，枞阳小城又做不了这个手术，他走投无路，只好把两个儿子交给老母亲，自己孤注一掷到芜湖治疗。手术时，他的血压几乎为零，稍一疏忽就可能丧命，躺在手术台上，他心中悲壮，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了，便对朋友交待说：“我一无所有，只有两件毛线衣，留给我的两个儿子一人一件吧!”

　　但手术竟然成功了，他侥幸保住了性命，好友的母亲杀了家中唯一的一只老母鸡为他补养身子。多年后，他还对那只老母鸡感恩戴德，说它是为他而“牺牲”的。身体康复后，他又恢复了豪迈乐天的本性，身边很快聚集了一批引车卖浆者流。他们时常在涂姓人家的花圈店里聚会，无遮无拦地谈天说地，苦中作乐。大家不管他是左派右派，只觉得这个老沈可亲可敬可爱。说来也怪，只要他去了，那里的生意就特别好，店主老涂一高兴就买老师最爱吃的盐水鸭犒劳他们。

　　朋友们见老师活得落魄清苦，就凑了一笔钱让他去北京找江青服个软，但他岂是肯低头苟且偷生的人?他勃然大怒，将众人臭骂一顿，从此便没人敢再提这事了。现在，不管人们对一部《红灯记》如何定位和评价，作为原作者的沈默君，在当时始终是清白而清醒的，他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更没有贻害他人，他以一种不卑不亢、嬉笑怒骂的形式，坚守住了一个文艺家的良知和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