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程璟先生商榷

　　 看了这个标题，不知诸君作何感想？枞、桐两地网友读此文前，不妨先泡杯茶，捋一捋思路，看看自己的观点能否和我的相互印证？

　　 网友程璟先生给出的答案有二：一是“应从49年2月以后修”，二是“没有枞阳县，何来枞阳志？”

　　 说程先生是网友，其实是不准确的。程先生以前是我同事，对枞、桐家谱颇有研究，是我所敬佩的学者。我们不仅在网上交流，现实中也是好朋友。去年暑期，我去省城，还专程拜访过他，蒙程君不弃，惠赐枞桐文史资料多种，私心感念，无日或忘。程先生是地地道道的枞阳人，但他的观点丝毫不带有狭隘的“乡土情结”，一秉至诚，令人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学者。

　　 但是，枞阳县志应从哪年开始写？我个人的看法则与程先生有别。不同的观点说出来，贴在这里，与大家共同商榷。也许我的说法未必正确，但这不碍大家的进一步交流。

　　 兹就程先生的两点意见分别作一分析。

　　 一、“枞阳县志应从49年2月以后修”

　　 在弄清此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参考一下桐城的做法。桐城网友大多认为，现有的《枞阳县志》“问题很多”，而《桐城县志》则“要好得多”。我自己也时有同感，此处不妨以邻为鉴，尽量避劣趋优。

　　 众所周知，桐城置县始于唐至德二年(757)，如果按照程先生立县时间的逻辑，则《桐城县志》亦当自至德二年始，此前的历史是不能写的！

　　 手头有本1995年9月出版的《桐城县志》，正好可以参看。该书第13页“大事记”，从周敬王十二年(前508)开始——当然，那时桐只是楚的附庸国，“桐城”一词在此页还没有出现——直到第14页才开始露面。在“桐城”一词出现之前，竟然连建于汉元封五年(前106)的枞阳县(其治所即在今枞阳县位置)，也一同收录进去。尤其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该书第793页“人物传”的第一人竟然是“朱邑”。稍具地方史知识的网友都知道，朱邑生活的年代，桐地属汉代枞阳县管辖！朱邑是地地道道的枞阳人，若硬说是桐城人，也顶多只能在后面加个括弧，小字注一下“今桐城人”亦可。反观“问题很多”的《枞阳县志》，却没有收录“朱邑”，岂不怪哉？

　　 就此问题，我不知道程先生作何感想？是赞成还是反对《桐城县志》的这种编撰体例？

　　 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支持《桐城县志》这种做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说，《桐城县志》这叫“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绝没有错！

　　 地域行政区划的变更与沿革，都是顺应当时的发展潮流，是该地区的历史延续。区划的变革不存在影响历史的真实。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再就时间上说，历史是早已形成的史实，而区划则是当时的政治需要，两者之间仅仅是“名”与“实”的关系，不存在有此则无彼的说法。“名者，实之宾也，”程先生的“枞阳县志应从49年2月以后修”的观点，纯属重“名”而不求“实”的错误说法。

　　 枞阳历史悠久，可考文字可追溯到楚怀王六年(前323年)【请参看本人另一帖：http://www.zywbbs.com/bbs/read.php?tid=26957】。汉元封五年(前106)置县，其历史远在桐城之前。中间虽屡经变更，但地处要津，文化昌盛，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枞阳沿江一带，明清以来，匪盗横行，加以东乡民风强悍。古桐城辖区形如折扇，东西处与扇角，桐城居于扇脑。偏居一隅的桐城，早有鞭长莫及之忧。光绪二十六年，大通之乱，葛宽海自老洲头聚众三千，险酿大祸，桐城知县竟毫无所闻。东南百里，富户巨族，竞相逃往安庆、桐城。民国年间，邑绅陈澹然、方培卿等44人，联名上《桐城东南乡另设县治呈启》于省府，拟于东南乡另建“新桐县”(原县址拟建石溪，其县境版图与今天的枞阳版图几无二致)【请参看本人另一帖：http://www.zywbbs.com/bbs/read.php?tid-24109.html】。1949年后分设桐庐县，屡经变更，终于恢复汉时县名。这说明，在枞阳设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需要，其间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周密的筹划和通盘的考虑的，绝非某些人的一时荒率之举。

　　 二、“没有枞阳县，何来枞阳志”？

　　 持此观点的程先生，我想其治史眼光绝对没有看到唐代以前，否则，就不会出现如此错误的观点。细审程先生之言，昭然若揭，即，1949年以前是没有枞阳县的！如前所述，枞阳立县远在桐城之前860多年，程先生竟无视事实，否认枞阳的悠久历史，让我困惑。

　　 枞阳地处长江，境内多水，水性善下，其民谦逊而豁达。桐城深山大壑，连绵数百里，其民朴鲁憨直。枞、桐分治后，我常听谦逊的枞阳老乡称桐城人为“老大哥”。而自称“小老弟”。言下之意，桐城历史悠久，枞阳一直为其管辖，现在尽管“分家”，论尊卑之序，也当谦居“小老弟”。一般的老百姓如此说，尚可理解，因为他们对历史毕竟所知不多。而近年一些知识界人士也作如是观，久而久之，甚至出现了象程先生这样专治枞桐历史的专家也同声一气，我就大大不解了。

　　 枞阳果真一直受桐城管理吗？

　　 我且仍举“错误较少”的《桐城县志》为例。为说明问题，摘引几则“大事记”：

　　 1、元封五年(前106)，武帝刘彻自浔阳乘船至枞阳，作盛唐枞阳之歌。

　　 2、梁、陈，桐地为枞阳郡枞阳县。

　　 3、开皇十八年(598)，改枞阳县为同安县，隶同安郡。

　　 4、大业九年(613)，筑同安城，址在今县城东门外。

　　 5、至德二年(757)，改同安郡为盛唐郡、同安县为桐城县。

　　 由此可知，桐城立县于757年，距今1252年，而枞阳立县于公元前106年，距今2115年。如此，2115岁成了“小老弟”，而1252岁倒成了“老大哥”。这是什么逻辑？在桐城立县之前的860多年，桐城一直是枞阳的一乡。研究历史，我们是看全局的大历史，抑或是片面的强调某一时段，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再就文化建树而言，枞阳可考信史在公元前323年，而桐城在千山万壑之中，文明的火种还没有消息。当秦始皇观籍柯时；当汉武帝在枞阳作盛唐枞阳之歌时；当左慈在浮山炼丹时；当陶侃领枞阳令，运甓惜阴时；当智(岂页)和尚创建“浮山寺”时，桐城的文化还乏善可陈，或者可以说，文明的火种还没有点燃。当楚怀王之弟鄂君启的船只在枞阳江面疾驰如飞的时候，桐城的先民尚在丛林中奔走逐猎。桐城文化真正的第一缕曙光，当以宋代李公麟的出现为代表。不过那时，浮山的远禄法师和大文豪欧阳修已“棋罢不知多少世”了。

　　 旷观枞桐两地的文化发展，枞阳比桐城领先上千年。程先生所说的“没有枞阳县”，不知依据何在？

　　 即以后期的“桐城派”而言，其人文蔚起，也大多在今枞阳境内。真正桐城本地的文化世家唯宰相张家(张英、张廷玉等)、鲁谼方家(方东树、方宗诚及其后人)、孔城戴家(戴名世、戴钧衡等)及潘氏(潘江、潘田等)、马氏(马其昶等)等，稍可装点门面，否则，桐城对于“桐城派”这面大旗还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如此说来，“桐城出名，枞阳出人”一点不虚。

　　 明、清以来，枞阳这区区百里之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迹呢？约而言之，可有三点为桐城及它处所不具备：

　　 1、商业的发达促进文化的发展。旧时枞阳，水路交通极为发达，境内若枞阳镇、杨树湾等地商铺林立，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2、文化中心的近邻关系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枞阳东距明清以来政治文化中心南京仅700里。明清以来，桐城人徙居南京极多，其往来路线，枞阳为必经之地。

　　 3、浮山佛教文化的带动作用。浮山自公元575年天台宗智(岂页)法师开山以来，历代传灯不绝。佛教文化的兴盛为地方文化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就中尤以方以智外祖父吴应宾的麻溪吴氏及桂林方氏为杰特)。

　　综上所述，枞阳县志应从哪年开始纂修，已不言而喻。 （陈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