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宪法

　　明清易代，“桐城文派”因文学主张契合清廷而起为主流，桐城方苞功莫大焉。刘大櫆的出现，“桐城文派”社会生根。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桐城人。

　　“大櫆修干美髯，能引拳入口。纵声读古诗文，聆其音节，皆神会理解。”文字传神的《刘大櫆传》，见于《清史稿》——帅气的仪表，磁性的声音，刘大櫆是一个有特质的人。

　　“生则为国干，死当为国殇。”刘大櫆自幼聪慧，父祖两代仅为塾师，“修齐治平”的家族理想系于其身。但是，“读书—科举—仕宦”之路，刘大櫆同样没有成功。

　　生员是进入士大夫阶层的最低门坎，刘大櫆十应“童子试”，方成为“秀才”。雍正三年(1725年)，二十九岁的刘大櫆参加乡试，结果落第而归。

　　徐珂《清稗类钞》记载：刘大櫆再赴乡试前曾去问卜，得到的提示是“两榜”。这个答案当然很玄，刘大櫆于雍正七年(1729年)与雍正十年(1732年)，两应乡试，两上“副榜”，实际上就是两次“落榜”。

　　“两榜”之后，刘大櫆又经历了“两科”——恩科。“恩科”实质上是一种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人才选拔制度，“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具有推荐资格，考生无需通过乡试，取得举人资格，但需具备特长。推荐名额有限，录取比例很高。

　　乾隆六年(1741年)，刘大櫆获得方苞的举荐，应博学鸿词科。刘大櫆的文章很出色，考的又是强项。但非常意外，居然落选。

　　乾隆十五年(1750年)，刘大櫆又获张廷玉的举荐，但应的是经科。经科是刘大櫆的弱项，这一次落选有点可惜。

　　这一年，刘大櫆已是五十三岁，仕宦之路从此终结。

　　其实，刘大櫆的“失败”与“成功”，恰恰是等义的。因黟县县令之邀，刘大櫆出任黟县教谕，尔后再执掌歙、安庆等地书院。七十六岁时，刘大櫆回乡聚徒讲学，毕其一生于薪火传承。自其二十一岁“试童子毕”在乡授徒，刘大櫆“教龄”达六十余年，门徒广布，乃为宗师。

　　刘大櫆最终与方苞、姚鼐跻身“桐城派三祖”，前为其师，后为其徒。较之二者，刘大櫆对桐城文派盛行，影响更为直接。

　　纵观“桐城文派”，流派特征并不明显，只有“教师”这一身份十分醒目。桐城的方苞、姚鼐、刘大櫆、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如此，桐城之外的管同、梅曾亮、张裕钊、林纾同样以执教为业。终身为官的张英、张廷玉、姚文然等桐城人，虽有文章传世，便不能归入“桐城文派”。“桐城文派”的显著特质，在于作者的职业身份——以教师为主体的作家群。

　　执教授馆的刘大櫆，职业需要他锁定科举的指挥棒，自己作文，再给学生讲文，文风必须介于“庙堂文学”与“山林文学”之间，形成一种介状文章。显性的应用功能，才会有应运而生。刘大櫆式的“桐城文派”之文，迅即为其他山院所汲取，从而风行一时，从此文派的地域特征淡去，成为普遍的文学现象，直到封建科举寿终正寝，才落下自己的帷幕。

　　“吹竽、走狗、蹋鞠之人非昔，而齐之名不废；超足而射、鍧鍧殷殷者非昔，而韩、魏之名不废；击筑、悲歌、椎埋、屠狗之徒，其骨已朽，而燕、赵之名至今，学士大夫饫闻而喜称之。然则所谓物者无不亡，而独其名为可以永久欤！夫山渊之平，田海之迁，大地之浑合，曾不能以自主，而况於一园之兴废欤？其为终始可胜计哉！

　　余伯父以一掌之地为园，命余为之记。余不及以为，已而废为居室。则向之名花异草，春兰秋菊之芳香，莲叶之亭亭，游鱼之隐见而浮沈，今皆不可复识，独其名犹在余意中。余记之，盖以志余之感，而亦非以为欲存其名於永久也。”

　　——《一掌园记》不过两百余字，“阐道翼教”的倾向十分明显，非骈体而具诗意，叙述与议论全是“控制性”的，文风飘逸与严谨并存，这就是刘大櫆散文的活性与介状特征。

　　“曾门四弟子”之一的张裕钊，讲过一则故事：刘大櫆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喜欢将文章放声朗读。姚鼐的身体则比较羸弱，吐声亦小，对先生的先天气质很是羡慕，暗地里狠练过几次。但刘大櫆“能引拳入口”，姚鼐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姚鼐欲对“桐城文派”再作贡献，显然需在刘大櫆之外另辟新径，集方、刘文章之大成。